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常務理事）
民報／專欄 2015.12.30
 |
| 遠雄集團負責人趙藤雄，以認罪策略獲得免囚，暴露刑事豁免制度的粗糙性，與法官自由心證的問題。（圖片來源：中央社資料照片） |
遠雄企業負責人趙藤雄，對自己所涉及的行賄罪，不管第一審是有罪、無罪，於第二審全數為認罪。高等法院即因此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緩刑五年，並繳交國庫兩億元為終，致引發刑不上有錢有勢者的質疑，也凸顯出目前刑事豁免制度的大問題。
現行刑事司法得以金錢換自由的顯例，是根據刑法第41條第1項，犯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致受六個月以下宣告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惟根據此條文，每日折算的金額可為一千、二千或三千元，此對有財力者而言，實屬不痛不癢；但對一般人卻可能是不可承受之輕。而雖依刑法第41條第2項，無力繳納罰金者，可提供六小時折算一日的社會勞動來抵刑期，卻已反映出財富差距所造成的司法對待歧異。
除了易科罰金之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4款，法定刑三年以下的犯罪，檢察官基於刑事政策的考量，在為一到三年的緩起訴同時，可命被告繳交一定金額給國庫，以為公益之用。因此在經濟犯罪、環保犯罪等案例，檢方或被告就常會以此條件作為緩起訴的交換；甚至如魏應充涉及的混油案，原本也欲以高額的公益補償金來作為緩起訴的條件，但因之後的劣油案爆發，北檢才放棄此作法。顯見，以金錢換自由的殘酷現實，在我國並非少見，也反應在趙藤雄的緩刑判決上。
原本在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僅有對公務員違背職務的行賄行為，處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規定；但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的行賄行為，則無處罰明文，致難以杜絕紅包文化。所以在 2011年，為了彌補此一法律漏洞，立法院將不違背職務的行賄入罪化，而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惟由於貪污犯罪具有高度的隱密性，除非為偵查機關所事先察覺，致得以監聽方式取得證據，否則只能於事件爆發後，藉由行賄者的供述，來定公務員的貪瀆犯罪。故在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就規定有自首必免刑、自白必減刑或免刑的規定，以提供誘因讓行賄者與檢方合作。只是此條文，無須於起訴前與檢察 官達成認罪協商，亦無期間的限制；而且就算供述前後反覆，只要在判決確定前有認罪的事實，如趙藤雄的情況，法官就一定得為減輕或免刑，致完全暴露此刑罰優待條款的粗糙性，而亟待修法以對。
由於不違背職務的行賄罪的刑罰本來就不重，在法條要求必減下，其宣告刑就會在兩年以下，致屬於刑法第74條第1項得為緩刑的範疇。而若考量短期自由刑應儘量避免機構化的監獄處遇，以及被告趙藤雄本身的年紀來看，對之為緩刑對待，並無太大疑義。
惟在緩刑宣告時，若基於再社會化之目的，當可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命被告提供40小時以上、240小時以下的公益義務勞務。但於趙藤雄案，法官卻選擇第4款，即要求其繳納二億元給國庫以為公益之用，且認為此舉有助於對社會做出正面、積極的補償，就不免令人感到做作與虛偽。所謂「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民間流傳，似乎也藉由法院判決而獲得認證。司法總對於有錢有勢者，百般的照顧與顧慮，確實符合刑事法的種種規定；但此種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是否也能及於平民百姓，恐是更值深思的問題與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