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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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者決不會放棄任何一絲能救活人命的機會，這不會因有無預立醫療指示而有所改變。（圖片來源：民報／michael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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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並將於三年後正式施行，其中最受矚目者，即是可預立臨終前，可拒絕或接受維生醫療。藉由此等規定，似能因此減少醫療糾紛，更將治療權回歸病患本身。惟在生命權保障絕對下，死亡果能自主？
在我國刑法第275條，有所謂加工自殺罪的規定，此條文即明示了任何人對於自己的生命並無自我處分的權利。只是在生命已處於不可逆的狀態下，若仍須堅持此原則，醫護人員就得持續醫療，就使病人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關於病人自主權，隨著時代變遷，就逐漸受到重視。只是在生命步入終期前，雖必須尊重其醫療意願，但在生命權保障絕對下，卻不能承認積極安樂死的合法性，致僅能是緩和醫療權的尊重與保障。
故我國於2000年，為尊重末期病人的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而制訂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故立法院此次制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就將保障的對象擴及於所有人。惟此兩法畢竟在本質與目的上，皆在保障病人的醫療意願，只是保護範圍有大小之別，故立法者稱，兩者不具有互斥或競合關係，致無庸規範何者為特別法之理由，恐會埋下未來適用爭議的種子。
而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只要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人，即得以書面預立生命終期前，想為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善終之指示。而根據此法第9條第1項，預立的醫療指示，還得包括有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所提供的醫療照顧計畫及核章，更得有公證人公證或兩人以上在場，再經註記於健保卡，才算生效。如此縝密的過程，雖可避免任何人草率決定死亡之事，卻因程序過於繁瑣，致產生會有多少人，想先行預立指示的懷疑。
尤其對已經生效的預立指示，之後雖可變更或撤回，卻仍須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只是人的生死難於預測，當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時，此預立的醫療指示，能否代表當下的真意，實也屬未知數。
由於預立醫療指示，乃屬瀕臨死亡前接受或拒絕醫療的事前同意書，故對於生命終期的界定，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3條第1項，就列有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或難以治癒的疾病且無他法可為解決者等五款狀況。而因疾病與醫療的高度不確定性，此條文第2項即明文，須由二位具相關專科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才得以判定是否符合此等病況。如此嚴格與繁瑣的要求，當然在確保判斷的精確性，但此處可能產生的問題是，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後段，於適用此條例的末期病人，只有在無最近親屬可為同意下，才應再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則在兩者的規範有寬嚴下，面對末期病人到底如何適用，就成問題。甚且此程序過程，亦有很大的可能性，使預立指示者比未立者受有更長的臨終醫療，則所謂善終自主權，到底能有多少自主性，肯定又得打個大問號。
更值關注的是，法律並未強制要求醫療機構或醫師必須遵從預立的醫療指示，而仍須經由其專業判斷，以來對病患為最有利且適當的醫療措施。若果如此，則在病人自主權利法裡，對於醫師遵從預立指示的醫療行為，而可免除民、刑事責任的規定，就顯得可有可無，致僅具有宣示性的意義。
總之，醫療者決不會放棄任何一絲能救活人命的機會，這不會因有無預立醫療指示而有所改變。
在我國刑法第275條，有所謂加工自殺罪的規定，此條文即明示了任何人對於自己的生命並無自我處分的權利。只是在生命已處於不可逆的狀態下，若仍須堅持此原則，醫護人員就得持續醫療，就使病人遭受更大的痛苦，因此關於病人自主權，隨著時代變遷，就逐漸受到重視。只是在生命步入終期前，雖必須尊重其醫療意願，但在生命權保障絕對下，卻不能承認積極安樂死的合法性，致僅能是緩和醫療權的尊重與保障。
故我國於2000年，為尊重末期病人的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而制訂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故立法院此次制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就將保障的對象擴及於所有人。惟此兩法畢竟在本質與目的上，皆在保障病人的醫療意願，只是保護範圍有大小之別，故立法者稱，兩者不具有互斥或競合關係，致無庸規範何者為特別法之理由，恐會埋下未來適用爭議的種子。
而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只要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人，即得以書面預立生命終期前，想為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善終之指示。而根據此法第9條第1項，預立的醫療指示，還得包括有醫療機構、衛生機關或受主管機關委託之法人所提供的醫療照顧計畫及核章，更得有公證人公證或兩人以上在場，再經註記於健保卡，才算生效。如此縝密的過程，雖可避免任何人草率決定死亡之事，卻因程序過於繁瑣，致產生會有多少人，想先行預立指示的懷疑。
尤其對已經生效的預立指示，之後雖可變更或撤回，卻仍須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只是人的生死難於預測，當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時，此預立的醫療指示，能否代表當下的真意，實也屬未知數。
由於預立醫療指示，乃屬瀕臨死亡前接受或拒絕醫療的事前同意書，故對於生命終期的界定，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3條第1項，就列有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或難以治癒的疾病且無他法可為解決者等五款狀況。而因疾病與醫療的高度不確定性，此條文第2項即明文，須由二位具相關專科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才得以判定是否符合此等病況。如此嚴格與繁瑣的要求，當然在確保判斷的精確性，但此處可能產生的問題是，根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後段，於適用此條例的末期病人，只有在無最近親屬可為同意下，才應再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則在兩者的規範有寬嚴下，面對末期病人到底如何適用，就成問題。甚且此程序過程，亦有很大的可能性，使預立指示者比未立者受有更長的臨終醫療，則所謂善終自主權，到底能有多少自主性，肯定又得打個大問號。
更值關注的是，法律並未強制要求醫療機構或醫師必須遵從預立的醫療指示，而仍須經由其專業判斷，以來對病患為最有利且適當的醫療措施。若果如此，則在病人自主權利法裡，對於醫師遵從預立指示的醫療行為，而可免除民、刑事責任的規定，就顯得可有可無，致僅具有宣示性的意義。
總之，醫療者決不會放棄任何一絲能救活人命的機會，這不會因有無預立醫療指示而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