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5
文：黃慧瑜／台灣永社政策部主任
在台灣轉型正義的歷程中，中正紀念堂（下稱：中正廟）是所有威權象徵中最具代表性、受矚目程度最高，卻也是轉型最艱困的一處。當社會討論威權象徵的處置時，社會焦點往往集中在蔣介石銅像去留或堂體拆建；然而，威權象徵不僅止於銅像、堂體等崇拜物，中正廟的空間內部運作邏輯與外部的都市地景規劃亦是。
中正紀念堂內部的展演廳（一廳至四廳及兩處藝廊）雖有開放民眾申請，理應具備公共性，但實際運作卻顯現出民主史觀與威權史觀的激烈衝突。從數據來看，近五年的展覽紀錄，在兩百多檔展覽中，主題涉及轉型正義與人權的比例不到一成（低於 10 檔）；相較之下，以「蔣公特展」為名或相關的歌功頌德式展覽卻多達數十檔。
雖然目前已有如「自由的花蕊」等民主視角的常設展覽，但整體而言，空間的策展導向距離社會期待的轉型正義目標仍有相當大的落差。在同一個建築空間內，最明顯、最突出的仍然是對蔣介石的神格化、崇拜。
再從中正廟周邊的都市規劃來看，中正紀念堂周邊的「特定專用區計畫」於 1978 年設立，當時正值蔣經國接任總統（1978-1988），該計畫於 1980 年紀念堂落成前就先訂定了配合「偉人化」蔣介石的景觀管制法規，根據 1978 年發布之《中正紀念堂周邊特定專用區計畫》，政府對周邊民房的限制有高度管制（建築高度不得超過堂體約 70 公尺之三分之二，早期多限制在 24 至 53 公尺之間）、生活規範（面向中正廟一側之陽台禁止晾曬衣物）、及面對中正廟的建築外牆顏色必須與堂體協調如灰白色系、屋頂禁止設置霓虹燈、對廣告招牌亦有嚴格限制等。
基本上，可以說當年這些規範周邊建築及居民的法規，就是強制人民以仰視神壇的視角、參與進國家級的崇拜儀式。
陳水扁政府時期開始對上述限制進行改革，逐步放寬容積與高度限制。然而，威權象徵並未隨著禁令解除而消逝，反而轉化為另一種威權地景——大量資本進駐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
初始於 2007 年陳水扁執政末期行政院規劃的「四大金磚計畫」中的「台北華爾街」計畫，並在馬英九總統與郝龍斌市長任內延續成「台北六本木」計畫；這些都市計畫導致愛國東路的華光社區遭迫遷與消失：為了打造高級商業區，這處從日治時期「台北刑務所」演變而來的歷史聚落，在 2013 年遭到徹底剷平；國產署與法務部透過訴訟對華光社區居民追討「不當得利」，迫使數百戶居民搬遷。原本具庶民生活感的歷史聚落，在全數拆遷後成公園與待價而沽的高價地段。
重看從1970年代起至今的中正廟 — 威權象徵在早期以神格化的紀念碑呈現，到了 2010 年前後，則透過都市計畫將中正廟緊鄰地域豪宅化、高級化。從早期嚴格收束鄰近建築及生活的法規範，到晚期以中正廟堂體為中心試圖發展的豪宅地景，可以看見威權象徵併同威權地景的演變與進化。
從「大中至正」牌樓更名為「自由廣場」，到近期撤除三軍儀隊在大廳的駐守改移至民主大道，這些重要的改變是轉型正義的開始，卻也只是微小起步。威權遺緒無處不在，它存在中正廟的空間運作中，也存在都市發展規劃中。我們或可這樣理解：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不僅是期許拆除銅像、關閉堂體、徹儀隊、改牌樓，還要挑戰配合威權地景發展的都市計畫邏輯。前方道路依然艱難，轉型正義尚未完成，人民仍需持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