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永社理事長）
法律白話文運動／政治熱議 2024.05.20
上周五（2024 年 5 月 17 號），立法院召開院會，針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進行討論。由於民進黨不滿自家版本遭藍白政營封殺，且藍白版本也未獲司法法制委員會逐條審查，即藉由人數優勢強行闖關，於該日爆發激烈衝突。
假設一下：如果該法通過，且公認程序不夠周全而顯然違憲，那總統是否能不要公布？
如同《憲法》規定，法律一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就有公布的義務。但是，如果該法的內容抑或制定程序有重大違憲的爭議時，總統是否還是只能「將錯就錯」，直接公布這樣的法律？
對此冷僻問題，回顧過去數十年，大抵只流於學者間的討論，很少直接派得上用場。回顧近日國會掀起的種種爭議，這個問題似乎有被認真對待的必要。
因此，筆者摘錄 2009 年 10 月於《台灣法學雜誌》發表之〈將錯就錯的總統？：再訪總統拒絕公布法律權〉一文，為讀者討論後續的可能發展。
簡言之，本文認為，總統有空間拒絕公布「顯然違憲」的法律，三大理由彙整如下（註）。
理由一：公布法律，是總統的權力，非僅義務
《憲法》規定，總統「應」於 10 日內公布三讀通過的法律。
乍看之下，「總統公布法律」是一種義務，但學說上向來把這樣的概念，列為總統享有的「法律公布權」，而非「義務」。
換句話說，如果認定總統只能「照本宣科」地公布法律，即便該法「顯然違憲」，也毫無審酌空間──這種解釋，不就沒有把「公布法律」，當作總統憲法上的權力？
總統作為民主國家的元首，本應效忠憲法，這不僅是總統個人的政治道德，也是憲法課予的神聖義務。因此，不僅總統本身必須遵守憲政秩序，也要為全國人民監督施政──當國會運用政治力踐踏民主憲政，制定「顯然違憲」的法律之際，總統基於維護憲法的義務，似乎就有拒絕公布的空間（註二）。
理由二：這也是權力互相制衡的作法
「顯然違憲」的法律若一旦生效，對公益及人民權益勢必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法治國家當中，總統絕不該眼睜睜地放任這樣的情況發生。
基於對國會與民意的尊重，總統原則固要在期間內公布通過的法律，但當總統有客觀理由認定該法顯然違憲的話──本於「所有公權力皆受憲法拘束」的基本精神，總統不僅有拒絕公布違憲法律的權利，甚至還有拒絕公布違憲法律的義務！
簡言之，這也是為了平衡行政與立法兩權的發展，避免權力過分集中於國會而導致濫權。
尤其在朝小野大的政治環境，若一味放行顯然違憲的法律，將淪為「在野黨決策、執政黨執行」的荒謬現象──這將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更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制衡的原理。
固然，有人會說，若不滿意新法，總統可以與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議，要求立院重新投票，不該直接拒絕公布。但是，1997 年修憲後，立院重新投票的通過門檻調已降為「二分之一」，這也讓移請覆議成功的機率降低許多，連帶影響行政部門藉由覆議、制衡立法院的可能性，也讓人有另外思考「拒絕公布違憲法律」的餘地。
理由三：不會侵奪大法官的違憲審查權
總統作為憲法機關之一，理應與其他公權力機關一樣，受到憲法拘束。
其不僅要遵守憲法規範與原理原則，更應積極捍衛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從而，總統公布法律並非僅在扮演「儀式認證」的角色，更應具備違憲審查功能──時時刻刻留意憲法有沒有被破壞；至於宣告違憲法律「無效」的權力，自然另屬他人。
簡言之，總統拒絕公布顯然違憲的法律，毋寧是一種「事前」的違憲審查機制。
尤其修憲後，總統開放民選，其民主正當性基礎來自人民，使我國之憲政體制，實際上往「二元民主（dual democracy）」之方向發展，總統在憲政體制上扮演的角色更趨樞紐地位。
總統以其強烈的民主正當性作為基礎，拒絕公布顯然違憲的法律，防堵種種難以回復的損害──這樣的運作，與大法官「事後」進行違憲審查的權限，不但不會牴觸，反倒藉由事前與事後的分工，共同分擔「憲法的守護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的任務。
結論
法律一旦公布，就會拘束全國各機關人民。若總統只能「將錯就錯」，公布有重大違憲嫌疑的法律條文；其所破壞的，不只是法律的尊嚴，也包括立法院最為全國最高民意機關與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的尊嚴。
否認總統擁有拒絕公布法律的權力，雖為國內往昔多數見解，但筆者認為，在二元民主體制下，立法院雖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但總統也經由選民直接透過選票賦權，以最高的票數當選。
立法院與總統，兩者應彼此尊重，絕無坊間論者所稱「上對下」關係。基此，筆者認為總統之法律公布權，並非只是儀式性、象徵性的權力，同時具備事前違憲審查的性質。
因此，當未來法律內容有顯然違憲之虞，總統應有拒絕公布法律之權，以維憲政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