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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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部隊長官凌虐部屬者，可處三到十年，若因此致人於死，更可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且依據此條文第五項，主管長官只要明知下屬有此等情狀，卻包庇、縱容或不為舉發者，仍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顯見，於洪仲丘案，只要旅長知悉下屬所為的懲處程序不合法，卻不為舉報，似可以陸海空軍刑法的包庇罪來究責。
惟所謂凌虐兩字，乃屬極不確定的概念。而在二○一四年陸海空軍刑法修正時，特在第四十四條增加第三項，明文凌虐之定義，即逾越教育、訓練、勤務或其他軍事之必要，使軍人受凌辱虐待之非人道待遇行為。故戒護士官即便未按表操課，是否能說是凌虐，肯定有爭執空間。尤其基於刑罰的最後手段性，司法者必然採取限縮解釋，故對於洪仲丘之死，就只能歸咎於不當管教，而非凌虐。
在刑事究責，司法者不適用刑罰極重的凌虐部屬罪，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的法定以外懲罰部屬罪、刑法第三○二條第一項的私行拘禁等罪論。惟此等罪名，最多不過為一年、五年有期徒刑，比起凌虐部屬罪，法定刑就有明顯落差。
其次，就算旅長沈威志，有收到來自洪仲丘的求救簡訊，也對違反正當程序的懲處過程有所知悉，但在其不可能親自動手，僅是視而不見的情況，就只能說是有過失。而在懲罰部屬、私行拘禁等罪，僅限於處罰故意下，最終以無罪確定，毋寧說，是謹守罪刑法定與罪疑惟輕原則的必然結果，致凸顯出刑不上主官的治罪困境。
惟最高法院即便判決被告無罪確定，卻明確指出，不負刑事責任，不代表其可完全脫免法律責任，畢竟，身為部隊長官，對於下屬違法亂紀坐視不管，自有重大的監督疏失，就不能免於行政與民事責任。也因此，對沈威志旅長的法律究責，絕不能因此結束，否則，只會助長軍隊長官有功則攬、有過推下屬的歪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