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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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檢察官濫行不起訴，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法定刑一至七年有期徒刑的故為出入罪。只是此罪，主觀上必須明知為有罪之人，並於客觀上不使其受訴追或定罰，才足以該當。惟是否為有罪之人，若未經起訴，並經法院判罪定讞，實無從加以確定，且於不為起訴的場合，基於偵查不公開及當事人的隱私權保護，並不會對外公布其內容，任何人自無從檢視是否屬犯嫌重大，致須為起訴。
更糟的是，如三中案，之前特偵組乃是以簽結了事，由於此等手段於法無據，故案件形式上雖終結，卻可隨時重啟調查與起訴，若嚴格解釋刑法法條，恐也不能說檢方是故為不訴追。尤其國民黨以異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賤賣黨產，目前於證券交易法第一七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雖規定有法定刑為三至十年、非法所得超過一億，甚至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常規交易罪，但因此罪乃是針對已發行有價證券的公司負責人，則在政黨不可能是上市公司下，此罪也無用武之地，致僅能以法定刑較低、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法背信罪論處。
只是，基於私法自治及資產價值的不確定性，再加以時日久遠、證據多已喪失下，即便北檢起訴，是否會遭法院定罪，實也屬未定之天。顯見，要藉由刑法的故為出入罪對檢察官究責，實有如登天之難，致僅能寄望於行政懲戒。
惟依現行制度，必須先經由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審查，即便不論此委員會是否能公正、獨立行使職權，但依據法官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對個案評鑑之請求，必須在兩年內為之；也就是說，對檢察官的評鑑時效，竟比公務員懲戒法的五年懲戒時效還短，致使司法人員比其他公務員享有更大的保障。
更慘的是，此短短的兩年時效，按理應從判決確定時起算，卻被解釋為從偵結起算。則如三中案簽結，早已超過此時日下，不管此案將來結果，檢察官肯定不會有受懲戒之可能，致使究責機制完全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