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勿成道德宣示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2.1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8910

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為糾正威權統治時期的種種違反民主與人權的行為，邁入一大步。惟於規範內容極為粗糙下，就面臨難以實踐之危機。

促轉條例所指的威權統治期間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即從二戰結束到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這裡會產生的疑問，即是為何未將時間往前到日治時代？或許可以解釋理由，除時間久遠外，還涉及類如二戰時的慰安婦或受強制勞動等，日本戰爭責任之問題。這牽涉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現實，恐無法靠國內法解決。

至於以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為斷點，亦有商榷之處。因對於威權體制、黨國不分、憲政秩序之破壞等等，果能因一道終止命令，即消失？如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明明已宣告終止，卻於幾日後，仍發生調查員以犯內亂罪入大學校園拘提學生之情事，其理由竟是組讀書會，研讀史明所著的台灣四百年史。又如過去的軍事審判權，乃被歸於統帥權之下，不僅無上訴權，判決亦須由司令核閱，如此充滿威權思想的審理結構，是造成類如江國慶冤罪的主因，卻要到一九九九年才轉型、二○一三年因洪仲丘案才消失。故促轉條例的威權統治期間，顯然忽略這些因素，以致未來，還得對如軍中的轉型正義，另立特別法為解決。

再來，於促轉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對於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有關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象徵者，原則上應予移除或改名。惟會生問題的是，此處的公共建築或場所，到底可以涵蓋範圍有多廣？所謂中正紀念堂，固無庸論，但關於道路、學校等等是否包括，恐因法條未為列舉，勢必產生疑問。又法條雖明文必須移除或改名，卻又附加以其他方式處置之用語，這就給予主管機關，得以此來為緩拆、緩改，甚至不拆、不改的極大裁量空間。

最可議者是，促轉條例第六條第一項，雖明文轉型正義必須包括平復司法不法及對加害者的追究。惟關於此等程序的進行與審理結構，或者對加害者如何究責，甚至有無時效，尤其是刑法追訴權是否排除等等，於條例中完全未規定。凡此種種，就使促轉條例陷入虛無縹緲之中，致等同是種道德宣示。

檢驗中信金與特偵組 ——國家究責「罰民不罰官」？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政治專文　2017.12.09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9d27b9d-725d-4a1a-9fbc-94987a1c3173

金管會調查，中信金控替「離職員工」的前副董事長辜仲諒墊付刑事案件保釋金，金額達9000多萬元，在內稽內控及法令遵循有嚴重缺失，宣布重罰一千萬元罰鍰。金管會根據特偵組發布新聞內容指出，在2003年到2007年間，所涉案件的資金是轉入辜仲諒等人掌握的帳戶。

因辜仲諒的金流問題，金管會對中信金究責開罰，甚值肯定。然而，當年特偵組教唆辜仲諒在扁案陳報不實的金流，卻未見特偵組檢察官被究責，國家究責不法不應有「罰民不罰官」的雙重標準。

自由時報報導，金管會重罰中信金控，指出金管會主動調查發現，中信金替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墊付刑事案件保釋金，金額高達9000多萬元；金管會認為，中信金在內稽內控及法令遵循有嚴重缺失，除重罰中信金控1000萬元，並停止中信金控總經理吳一揆6個月、中信金控法遵長金延華停職3個月。金管會依法行政，社會當予肯定。

但回顧同樣是辜仲諒的金流問題。2011年4月，台灣高等法院開庭審理紅火案，辜仲諒的委任律師當庭陳稱「希望返台後不被羈押，且案件由特偵組偵辦對他較友善，才請他們做不實陳報狀，並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三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明確指陳是依特偵組檢察官意見進行「偽證」，但特偵組卻對於檢察官越方如赴日訪辜仲諒所涉的「教唆偽證」，毫不避嫌，「自己簽結自己」，天下有這種事，難道自己會把自己起訴「教唆偽證」乎？由此例可見，當年辦扁的特偵組是「天組」，後來的也好不到那裡去，每況愈下，終於走向被廢末路。

然而，辜仲諒逃亡日本兩年，依照刑事訴訟法76條規定，「逃亡之虞」是羈押的法定要件，當年特偵組對扁案中相關涉案人還沒逃亡的，都聲押了，為什麼唯獨辜仲諒回台不被特偵組聲押？社會合理質疑特偵組與辜的交換條件是什麼？

如果辜仲諒的律師在法庭上證稱「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三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所言不是事實，則辜仲諒及其律師要自負「偽證罪」的刑責，當年的特偵組為什麼不敢辦偽證？從頭到尾沒人為偽證行為負責，符合法治原則？

以辜仲諒的金流檢驗中信金。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中信金為在職離職員工共墊付一億元保釋金，其中，辜姓離職員工、也就是辜仲諒，就撥付9260萬元；相關案件都是辜仲諒個人行為，中信金卻以辜是「因公」涉案，而墊付鉅額保釋金，顯然法遵觀念欠缺，內控制度有嚴重缺失。「這已經是中信金第五次發生類似案例，我會用零容忍態度面對！」中信金的公司治理，每次遇到該位大股東（辜仲諒）就轉彎，從過去的紅火案等，「我要求落實公司治理不打折，也不希望中信金還有下一次」。

政府本應公正執法，因為辜仲諒的金流問題，金管會依法裁罰中信金，而對當年特偵組檢察官涉嫌「教唆偽證」辜仲諒不實陳報三億元金流入扁家，監察院及檢察體系，卻未究責違法濫權的特偵組檢察官，將難以澄清社會對檢察官「官官相護」的質疑。

仍將模糊的加害者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2017.12.09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71209/37869065

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條例》），未來將於行政院下設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委員會），以來為相關事務之推動與處理。依此看來，台灣將由對被害者的賠償、補償與回復名譽之低密度轉型，進入去除司法不法，甚至是對加害者究責之高密度轉型階段。只是《促轉條例》，果真能達成此目的？

對於威權時代所造成的人權迫害，過往所著力者，僅是對被害者的補償或賠償，直到去年政黨輪替以後，才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故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停留在最廉價的金錢賠償與政黨不當財產處置上，以致屬於最低度的轉型。而此次通過的《促轉條例》，除了要還原真相外，更重要者，是要糾正過去不正義的司法。

故《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就排除《國家安全法》第9條，即對撤銷不義判決須依循難度極高的再審或非常上訴之規定，而可直接向促轉委員會為聲請。

促轉委員會授權大

惟有疑問的是，得提出聲請平復司法不法者，依據條文所列，須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訴追或審判之刑事案件。如此空泛且模糊的字眼，看似廣開救濟管道，卻可能流於促轉委員會的恣意。甚且，這類不義判決的調查、審理與撤銷之權限，全委由促轉委員會行使，若有不服，也僅能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這也代表，促轉委員會將身兼檢察官與第一審法官的職責，且在程序進行、證據採擇及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等等，於條例裡全然付之闕如下，就等同是概括與空白授權，致難免於權力之濫用，甚至是清算鬥爭之指摘。

此外，根據《促轉條例》第6條第2項，也賦予促轉委員會於平復司法不公時，若得以識別加害者，還可追究其責任。而因《促轉條例》所規範的威權統治期間，乃從1945至1992年，於當事者未必已經死亡下，則此處是否包括最嚴重的刑事究責，亦會產生問題。

尤其，這類屬於政府與結構性的犯罪，發生年代已經久遠，就得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且為了避免卸責，既須否定下層公務員以服從命令或依法行政來免責，對於上級官員，為了防止其以無下令、無參與來置身事外，更得明文，對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未為任何防制手段，即便視而不見、坐視不管，也難辭其咎。

惟這些避免規避責任的措施與精神，卻未能於《促轉條例》中實踐，台灣的轉型正義就繼續處於有被害者、加害者仍模糊的狀態。

將監察院轉型為國家人權委員會

高涌誠（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2.08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8347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日前證實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高級別的談判」，梵蒂岡是否會與中國建交，台灣的主權與國際地位是否再受打擊，又成為國人討論的重心，不少人憂心發生骨牌效應，台灣會漸漸被國際社會排除於外，終將成為國際孤兒。但如果各位以「Taiwan same-sex marriage」在網路上搜尋，會發現有數百萬筆資料跳出，其中國際重要媒體BBC、CNN、The Guardian、Time、The Washington Post等等，都以頭條或大篇幅報導之方式讚揚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承認同婚的國家（in historic first for an Asian country），會對亞洲其他國家婚姻平權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此可知民主、自由與人權才是台灣能立足於國際社會的軟實力與硬道理，中國根本難以望其項背，而不論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驚人、國力如何日益壯大，沒有民主、自由與人權等人性尊嚴的基底，強國崛起終究只是一場夢而已！

因此，發展經濟固然重要，但對台灣而言，持續於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發展並與國際接軌，才是安身立命的基石。台灣自二○○九年起，透過制定施行法之方式，陸續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及其他核心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並依照公約啟動符合聯合國標準的國際專家審查，種種作為讓國際人權界大為讚賞，願意幫助台灣人權與國際接軌。而在二○一三與二○一七年的二次兩公約國際審查後，二份結論性意見與建議都積極督促台灣盡速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詳見二○一三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八、九點及二○一七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九點），才能更接近國際人權標準。而事實上，台灣關於國家人權機構的討論，也已近廿年，在幾次國際專家的催促下，公民社會與政府都已有相當成熟的法案版本，只等政策決定後完成立法。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也曾於二○一六年七月廿二日會議決議：我國應儘早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或國家人權機構，並以成立獨立機構（甲案）、設置於總統府下（乙案）、設置於監察院下（丙案）等為其優先順序，然而該三案其實各有優缺點，困難之處就是在難以抉擇。

依照國際人權實踐經驗及二份結論性意見與建議都指出，於傳統憲法三權分立之外設置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是最好的模式，就理論而言上述甲案應是最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方案。但是，於三權之外設置人力與預算都必須充足的獨立國家人權機構，不修憲恐怕難以達成。至於將國家人權機構設置於總統府下之乙案，理想上是希望比照中央研究院之設置模式而有其獨立性，但中央研究院畢竟屬於研究單位而較少有對外行使公權力的問題，反之若是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機構，為了保護人權制止侵犯一定會對外行使公權力，這在總統與行政院長已有分權不清問題的我國憲政體制現況中，不無總統擴權而違憲之疑慮。因此，在修憲設置獨立國家人權機構或是進一步確立總統權力，乃至真正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之前，如何利用孫文的五權憲法，將其缺點轉為優點，也就是藉以符合巴黎原則（獨立於政府之外），而將監察院轉型為國家人權委員會，或是在符合我國目前憲政架構下最可行之方案。

就此，監察院曾經提出《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主張在監察院下設國家人權委員會，全體委員均為該委員會成員，召集人由院長擔任，依照巴黎原則賦予相關職權，而為彌補監察委員的組成不符巴黎原則社會多元性的要求，另外再設「人權諮詢委員」廣納長期專注於人權之學者、專家與公民團體，但此一版本被認為核心的人權委員均由政治性強的監察委員兼任，縱另設諮詢委員，仍難符合巴黎原則。因此，立法院曾由前委員顧立雄提出改良版本，先修改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加入「對人權議題及保護有專門研究或貢獻，且具有公民團體工作經驗者」之資格要件，然後在《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委員版》中，明定總統於提名時必須依前開組織法之新規定指定十一人為專責於人權工作之監察委員，再由這十一位委員組成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其餘十八位監察委員分開運作，如此即可符合巴黎原則。然而此委員版被認為將監察院分拆為二部分，有可能會因彼此的瑜亮情結而相互掣肘、難以運作。

事實上，修憲廢除監察院，將傳統監察權（彈劾、糾正、糾舉）回歸立法院，然後單獨於新憲法中設計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會是比較理想的做法。但在修憲之前，融合人權與監察功能，將監察院轉型為國家人權委員會，並不會牴觸巴黎原則也不會違憲，而各界可以再就上開監察院版與委員版的優缺點進一步思考整合。最重要的是，只要監察院可以轉型成功，台灣就會有真正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在人權發展方面就可跨一大步，並能成為真正保障人性尊嚴的國家，相信在有這樣的軟體建設後，國際社會不會任意忽視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台灣一定可以用民主、自由與人權繼續對抗中國併吞的野心！

別再談平台了 先來問－為何在國外買東西比台灣便宜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論壇　2017.12.07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0605

科技巨擘Google, Facebook, Amazon在市場所得到的壟斷性成功，讓「平台經濟」一詞爆紅。這幾年在台灣，也常常聽到人們講「我們公司要做一個平台…」或「我們這裡就是扮演一個平台的角色…」。

回想前陣子，Pchome和蝦皮的電商大戰正熾的時候，Pchome居於下風、不少對Pchome的批評，也往往針對它平台界面做得不夠好、砸重金不夠霸氣…。總之，似乎Pchome做為一個平台，之所以和蝦皮打得這麼辛苦，是因為這個「平台」的很多方面，需要加強改進；但卻極少人注意，不論Pchome或蝦皮，做為一個電商「平台」，以一句話歸結它的營運模式：就是在網路上賣東西，對消費者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平台」本身如何，陳列在「平台」上面販賣的商品如何，可能更加關鍵。

上周，我在台灣實體商場買了一架算是高階的台製桌上型電腦，價格34000元。但幾天前我在Amazon網站上瀏覽時卻發現，同樣的台製品牌，同系列更高階的電腦，在Amazon上所列的價格加上國際運費和預扣稅金，換算台幣，竟然比我剛在台灣買的那部還要便宜！

而我再查台灣的各大電商平台，這台電腦的網路標價，也都和我在實體商場的買價相差無幾。換句話說，就算台灣電商平台的界面設計再怎麼優良、支付再怎麼便利，恐怕一個有充分資訊的消費者在下單前，也會因為價格的差異，思索再三。

這倒不是說，網路平台本身所提供的服務、界面或流程設計，對消費者毫無影響，而是說，平台本身再怎麼改善，往往有一個極限。在網路上買一樣東西20分送到、或是15分送到，對消費者來說固然有差，但這5分鐘的差距，並非消費者考量的全部，網站上所能提供的物品選項、價格、品質…毋寧是更重要的因素。

為了「低價」二字奮不顧身

例如，倘若同品牌、同規格的電腦，在A平台網站上賣1萬元，運送時間五個工作天，在B平台網站上賣2萬元，但運送時間只要一天。雖然A和B 相比，運送時間有5倍的差距，而價格只有2倍，但此情境下的消費者，若非急需，很可能就會選擇低價、而非更快的到貨時間。

當然，真實世界中的網路平台，其物品差價，並非樣樣如我上面舉的例子那麼誇張，很多東西在地製造，成本較低，賣價也就得以壓低。不過，真實世界的Amazon，可也不只在物品價格上具有競爭力，它從平台界面，支付系統、商品搭配推薦、以及消費流程的設計，可謂無不精通。只能說就像一個本來就背景雄厚的富二代，居然又比其他人更認真努力！

網路平台雖然存在於虛擬空間，但它和實體世界的物流、成本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只有好的平台」恐怕是行不通的。蝦皮能吸引消費者，與其說是它的界面設計優良，倒不如說就是免運費的訴求，直接有力的打動人心。

淘寶上面的假貨、詐欺傳聞不斷，但總有人們為了「低價」二字，奮不顧身。如果在台灣買東西比在國外貴，消費者為了節省荷包，選擇資金外流也是無可厚非。要發展平台經濟，更需要方方面面的虛實整合，我們怎能只怪電商「平台」不長進呢？

裝GPS侵害隱私權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2.05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d041001-7139-42de-9db4-26f01133af33

最高法院針對海巡署官員為查緝私煙，於被告車上裝設GPS定位系統為追蹤，以違反《刑法》第315條之1的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處拘役50日。被告雖因緩刑而免牢獄之災，惟此判決，卻對執法人員以新科技為偵查手段之適法性造成衝擊，致須為檢討之對象。

根據《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記錄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而此罪所保護的法益，自然為隱私權無疑。

車輛行駛於道路乃屬公開場合，故關於其行走的蹤跡、位置等，並無隱私權之期待。也因此，無論是偵查機關，抑或是私人，有尾隨、跟蹤之行為，原則上，並無隱私權侵害之問題。而被追蹤者，若覺得被干擾，就可告知警察前來勸阻，仍制止不聽，頂多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處3,000元以下罰鍰。而若有遭拍攝或錄影，並且被公開，也僅能由當事人，以肖像權被侵害來為民事求償，卻未達於刑事不法之程度。

既然如此，司法警察將GPS定位系統安裝於他人車輛，似乎也應比照人為、肉眼追蹤之型態，致無涉隱私權侵害，更無觸犯竊錄罪之可能。惟於此次海巡人員的案件裡，於一開始，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但告訴人於再議遭駁回，而向高雄地院聲請交付審判後，卻判決有罪，在檢方為被告利益上訴，高雄高分院及最高法院，仍贊同下級法院之見解。而事實上，不僅檢、辯意見不同，各法院對類似案件之判決，目前也屬分歧。

而此次判決主要認為，於公開場合無隱私權期待的傳統觀念，必須隨科技進步所帶來對人的資訊自主之干涉，而有所調整。尤其，車輛行駛於道路，顯可預期駕駛者不欲將其行程公開，而經由GPS定位系統的追蹤，卻是不間斷且全面性的監控，這與人力尾隨或跟蹤，乃屬片段式，且隨時會受遮斷或遮蔽之情況不同，自不能相提併論，並認為無隱私侵害。

如此的見解，很明顯受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2012年的Jones案，所建立的所謂馬賽克論（mosaic theory）所影響，即GPS定位所蒐集之資料，看似微不足道與瑣碎，卻可積少成多，致如馬賽克拼圖般，形成一個鉅細靡遺的圖像，致否定司法警察此等作為的正當性，而向隱私權保障邁向一大步。

惟最高法院若未將此次判決，選為判例或做成刑庭決議來統一見解，勢必仍無解於檢察官、法官各行解釋之現狀。此外，一個更須注意的問題，即是在司法確認裝設GPS屬隱私權侵害下，偵查機關若欲阻卻刑事的不法性，勢必得有法律的依據，甚至是法院所發給的令狀。但目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否能涵蓋未具有通訊性質，而僅是紀錄位置的範疇，肯定有相當的疑問。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1條第1項，雖賦予警察有以科技設備監視有犯罪之虞之權限，惟此乃針對犯罪預防，卻不能以之為犯罪偵查之依據。

故為解決此等法律漏洞，立法者恐更應修法，明文類如：GPS的新科技偵查手段，該遵守如何之程序，也須經由法官以令狀同意後為之。只有如此，才能使法律規定能跟得上時代之進步，亦可使執法人員，為了更有效追緝犯罪，而來使用新科技設備，免於受到刑事的訴追與究責。

【新聞稿】抗議司法院假改革

時間：2017.12.04（一）上午10:00
地點：司法院司法大廈前（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 國民法官出爐的草案列出七大特點，從其中第四點“完全參與”：「人民與法官一起決定有罪無罪，有罪該判多重」，就可看出司法院假國民法官之名，行參審之實。此種說法最為卑劣，讓人難以忍受、認同。黃東熊教授更直白的講“參審制”讓外行人把內行人意見當意見，不算真民主。

適用法律及科刑評議部分，在面對未受過法學訓練的國民法官，職業法官必然成為「關鍵少數」，法官會影響參審員。台灣陪審團協會一再強調六名參審員參與審判跟評議時，由於法律專業不熟悉或缺乏自信，很難跟職業法官進行辯論進而容易受到職業法官的引導，如此又如何可能改變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相對而言，陪審制就很簡單，陪審員與法官隔離，不須專業知識，僅需就生活經驗、歷練去認定事實，「法官不能干預陪審團決定」，僅能尊重陪審團的評決，並在陪審團作出有罪判決後，予以量刑。但國民法官將導致職業法官用法律專業影響參審員，美其名是合作，實則找人民「背書」，兩套制度最大差別在於人民與法官是否共同認定有罪或無罪，在有罪時，進而對刑度做出評議。台灣陪審團協會呼籲司法院，要審慎草擬法案，廣納民間意見，勿讓司法改革淪為口號！

【新聞聯絡人】
台灣陪審團協會 執行長 錢文南

【聲援團體】
台灣陪審團協會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台灣永社
台灣北社
台灣司法改革關懷互助協會
台灣教師聯盟

【直播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justice.needjury/videos/1481813545271310/

參審受箝制 國民法官夠國民？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聯合新聞網／評論　2017.12.03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2853001

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建立國民法官制度，算是邁入新的里程碑。惟所謂國民法官，真的夠國民嗎？

根據規劃，針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之罪，必須由三位專職法官與六位由平民選出的國民法官，共同組合議庭審理。國民法官與專職法官同有決定犯罪與否與量刑之權。

惟進一步觀察，於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案件裡，檢察官起訴時，不允許將相關卷證併送法院，此在日本稱為起訴狀一本（張）主義，目的當然在防止法官的未審先判。但於未來，此制度若僅適用於國民參審、而不適用於其他案件，有一國兩制之疑義。

又根據草案，國民法官不能參與正式審判前的準備程序，這雖是為防止偏見；但因此階段，仍由合議庭受命法官主持，是否可能產生預斷、是否擁有先行瞭解案情之優勢，會與國民法官產生資訊認知的不對等。

審判過程中，國民法官形式上雖有相同之權，但在遇有證據能否提出於法庭或證據調查必要性與否之爭議時，其決定完全專屬三位專職法官。雖然，審判長仍可裁准國民法官在場聽取，卻形成決定權的不對等，也會造成國民法官只能看到經篩選證據之危險。

至於評議階段，認定被告有罪，採三分之二即至少六票的多數決，否則皆以無罪為終，而於量刑評議，則採過半數決，看似票票等值，實則不然。多數決至少要有一票是專職法官所投，才符合門檻，就稀釋國民法官的人數優勢。這雖是在防止國民法官的暴衝，所為的攔阻機制，卻又形成評決權的不對等。

因此，看似有權決定被告有罪與否與量刑多寡的國民法官，草案裡處處受到專職法官的箝制。

凡此種種，到底是落實司法民主化，抑或與觀審制僅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恐皆有待縝密性的思考與開放性的討論來達成共識，而非可由司法院所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