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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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為糾正威權統治時期的種種違反民主與人權的行為,邁入一大步。惟於規範內容極為粗糙下,就面臨難以實踐之危機。
促轉條例所指的威權統治期間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即從二戰結束到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這裡會產生的疑問,即是為何未將時間往前到日治時代?或許可以解釋理由,除時間久遠外,還涉及類如二戰時的慰安婦或受強制勞動等,日本戰爭責任之問題。這牽涉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現實,恐無法靠國內法解決。
至於以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為斷點,亦有商榷之處。因對於威權體制、黨國不分、憲政秩序之破壞等等,果能因一道終止命令,即消失?如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明明已宣告終止,卻於幾日後,仍發生調查員以犯內亂罪入大學校園拘提學生之情事,其理由竟是組讀書會,研讀史明所著的台灣四百年史。又如過去的軍事審判權,乃被歸於統帥權之下,不僅無上訴權,判決亦須由司令核閱,如此充滿威權思想的審理結構,是造成類如江國慶冤罪的主因,卻要到一九九九年才轉型、二○一三年因洪仲丘案才消失。故促轉條例的威權統治期間,顯然忽略這些因素,以致未來,還得對如軍中的轉型正義,另立特別法為解決。
再來,於促轉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對於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有關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象徵者,原則上應予移除或改名。惟會生問題的是,此處的公共建築或場所,到底可以涵蓋範圍有多廣?所謂中正紀念堂,固無庸論,但關於道路、學校等等是否包括,恐因法條未為列舉,勢必產生疑問。又法條雖明文必須移除或改名,卻又附加以其他方式處置之用語,這就給予主管機關,得以此來為緩拆、緩改,甚至不拆、不改的極大裁量空間。
最可議者是,促轉條例第六條第一項,雖明文轉型正義必須包括平復司法不法及對加害者的追究。惟關於此等程序的進行與審理結構,或者對加害者如何究責,甚至有無時效,尤其是刑法追訴權是否排除等等,於條例中完全未規定。凡此種種,就使促轉條例陷入虛無縹緲之中,致等同是種道德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