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頂文章】1106「從司法官人事、考績與評鑑制度看台灣司法的積習與改革」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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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5日 星期日

廉政委員會是對現有肅貪機關的不信任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1.25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a39a2cd-7e44-4f4d-808b-668c275996eb

由於台北市重大工程與計畫頻頻出現爭議,台北市政府就組成廉政委員會以為調查。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由於台北市重大工程與計畫頻頻出現爭議,台北市政府就組成廉政委員會以為調查。只是證諸過往,台北市政府即曾設有廉政肅貪中心,如今的廉政委員會是否又在炒冷飯,就有待觀察。而此委員會是否具有行政調查權、是否疊床架屋等,恐更值關注。

在2011年廉政署成立時,其下就設有廉政審查委員會,以來防止可能出現的濫權或者吃案的弊病。而依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5條第2項,廉政審查委員的人數為11人至15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就法律、財經、工程等相關專業領域代表、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遴聘之。由於此條文對於審查會的組成人士的比例,未再為進一步規定,所以廉政署即自行訂定的「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審查會設置要點」以為補充,而其中的第3點,即有組成比例的規範。

根據此要點,雖規定專家與社會公正人士的比例不能少於二分之一,但關於其如何產生、如何遴選等,皆未為明文,到頭來,還是得由法務部與廉政署為決定,則最終選出者,很可能只是「友性」,而非所謂「社會公正」人士。而更有問題者,則是此要點中,竟將廉政署長與副署長規定為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召集人又為當然的主席,且其更有在可否表決同數時的裁決權,如此的內容,不僅已經逾越了母法,即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的規定,更使得所謂外部監督功能,喪失大半。若再加上來自於法務部檢察司、政府採購主管機關與審計部所指派的代表及「友性」的社會公正人士,要說廉政審查會是一個外部監督機制,恐得打上大問號。

又依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5條第1項,審查會對於廉政業務,僅能提供專業諮詢,這也代表審查會所為的評議與決議,對於廉政署並不具有實質的拘束力,其意見僅供「參考」。若果如此,則即便審查會的組成具有公正性,但在其僅能提供建議,而無任何實質的審查權力下,廉政審查會實僅具有諮詢的作用。而如果像廉政審查會這種法律規定的組織尚且如此,就遑論法外設置的廉政組織了。

以行政院所設的廉政委員會,或是北市府曾設置的廉政肅貪中心來說,最讓人詬病者,即是其成員有超過半數,乃由行政機關的局處首長所擔任,外部的所謂社會公正人士,實僅具有點綴與背書的功能。甚而如林益世之例,其在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時,即為中央廉政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自也難期待此等委員會能發揮什麼實質作用。所以,在台北市政府即將成立的廉政委員會,其成員有超過半數來自外部,似不易出現行政官員自己調查自己的荒謬狀況。惟此委員仍是由市府所遴選與聘任,能否免於主管者的恣意,致使委員會又落入有他律之名,卻無其實的下場,就更待觀察與考驗。

此外,在無任何法律授權下,此等委員會就僅是任務性的編組,基於機關法定原則,就不可能具有法定職權。既然如此,就算台北市重大工程存有弊端且所有資料皆被解密,除非行政機關在市長壓力下主動提供,否則,委員會亦無權為調閱。同樣的道理,在委員會並不具有任何司法調查權的情況下,對於公務員亦僅能基於其自願,而不能強制其到場說明。

也因此,在廉政委員會於先天即存有諸多調查的障礙下,就算發現有弊案,最終還是得將案件移送給具有司法警察權的廉政署或調查局,甚至是檢察官為後續處理。如此一來,所有的調查就得重來一遍,致造成訴追程序的延宕。凡此現象更突顯出一種矛盾,即明明我國有諸多的反貪機關,各行政機關亦配置有政風機構,但中央與地方政府卻又於法律之外設立廉政委員會,這在無形中,即是對現有反貪機關的不信任,亦必陷入多頭馬車的資源浪費。

總之,台北市政府因應公共工程所出現的弊端,所特別成立廉政委員會,不管成效如何,也只能是治標。唯有在平時,讓公共工程的招標公開、透明且遵守法律的正當程序,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