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偵組的存廢問題 －以扁案為例【下】

黃帝穎

極光期刊第329期2012.11.27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21202944.html


（二）政治對賭與教唆偽證

2008年9月15日各大媒體報導，當時特偵組發言人陳雲南表示「目前權案已經進入『中後期』階段，年底前應該可以偵結。」，同新聞報導，當時特偵組檢察官越方如表示「檢查總長與特偵組一體，希望社會相信檢察官，案子如果辦不出，『我們（指全體檢察官）要下台一鞠躬，沒有誰』回憶與否的問題、『若辦不出，我們還有臉留在這邊嘛？』她意有所指的說，依照目前辦案期程及掌握事證，國務費以及洗錢案結案後『相信可以不負期望』。」，特偵組於案件未偵結，即讓公眾形成「有罪推定」，甚至還召開「政治對賭」記者會，讓司法官變成隨便亂喊「下台負責」的政治人物，實公然踐踏檢察官「客觀性義務」，戕害司法威信。



尤有甚者，特偵組更爆發「教唆偽證」問題，蘋果日報2011年04月20日報導「3億證實未給扁 辜仲諒說謊」，報導指出「台灣高等法院昨開庭，審理中信金前副董事長辜仲諒涉及的紅火案，辜聲請傳喚律師傅祖聲、陳明以及中信金法務長金延華出庭作證。陳明、金延華均作證，紅火公司獲利的三億元未流進扁家，因辜仲諒擔心返台被押，才會幫辜做出不實陳報狀。陳明、金延華昨說，特偵組檢察官不相信辜仲諒不知紅火獲利流向，曾說：「除非紅火獲利和扁案有關，辜仲諒案才由特偵組併辦」。兩人還證稱，辜仲諒希望返台後不被羈押，且案件由特偵組偵辦對他較友善，才請他們做不實陳報狀，並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三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餘款供扁家日後再度索討之用。」 。

由此可見，本來不屬於特別偵查組的案件，經過特別偵查組檢察官的「努力」後，才透過辜仲諒的「謊稱」－紅火案的金錢是交給陳前總統，而取得該案件的管轄權。則為何越方如檢察官硬要取得該案件的管轄權？是否出於對於偵查中證據不足，又因為「若辦不出，我們還有臉留在這邊嘛？」這樣的話既出，拉不下臉？因此，在苦無對策之下，威脅、利誘其他案件的被告說謊，使特偵組取得該案件的管轄權？然後透過類似的手法繼續操作下去？

法律人不是神，沒有人知道越方如去了日本做了什麼。但是，辜仲諒的兩位律師，把自己的執照拿到律師懲戒委員會的門口，而坦承自己為了讓辜仲諒的案件可以轉移到特偵組手上，所以幫助辜仲諒做出假的事實陳述。兩位資深律師是何苦？而縱橫商場的辜仲諒又是何苦？何以冒著偽證罪風險，只求特偵組承辦這個案件？而這樣的踐踏「客觀性義務」的特偵組，甚至涉嫌違法教唆偽證罪的特偵組，真的如越方如所說的，「還有臉留在這邊嘛？」

四、結論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針對維持檢察官客觀性義務的「法治」制度，少到連特偵組公然踐踏「客觀性義務」，甚至涉嫌教唆偽證，都未見究責，而特偵組制度又存有「管轄、分案制度」的破壞，以及檢察總長「案件收取權以及移轉權」之政治力介入高度可能，「最高」檢特偵組的權力集中，恐是導致檢察官違法濫權又肆無忌憚的主因，而這樣的刑事程序明顯向檢察官傾斜，使得陳前總統的防禦權受到侵害又無救濟管道，這形成的「有權利未必有救濟」的非法治狀態，已使被檢察官濫權侵害的人民，尋求體制外救濟獲得正當性基礎，嚴重動搖我國之民主法治秩序。

對此，法律人應思考的是，如何建構一個人民可信賴的制度，讓在體制內被侵害的人民能回到體制內尋求救濟，並對違法濫權的檢察官究責。本文認為，為避免高階檢察官插手案件管轄以及分案制度，使檢察官淪為政爭工具，以維持檢察官獨立性以及客觀性，重建司法威信，短期而言，在檢察官民主法治素養未受全民信賴之前，應修法裁撤特偵組，這也是損害控管；而檢察官改革的中長期規劃，即應避免「人治」惡習再次浮現，也就是不應該期許「有一個好的檢察官出現，刑事訴訟制度才會運作正常」，應透過「法治」制度的建構，進行整體的調整與控制，而以扁案的經驗與教訓為例，台灣人更應正視檢察官的監督與究責機制建立的課題。


（作者為律師、台灣教授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