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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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八年，扁案爆發後，為了取得證據，特偵組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甚至為了拼湊陳前總統海外帳戶的金錢總額，特別派檢察官至日本與辜仲諒商談，勸說其回台咬扁，並以不向法院聲押為交換條件。而辜仲諒也在檢察官循循善誘下，將紅火案的所得指向是行賄扁家的金錢，致成為龍潭購地案被判有罪的重要關鍵。孰料，辜仲諒因紅火案遭台北地院重判後，於二○一一年，還全盤托出，回台作證乃受特偵組指示的過程，讓人驚訝身為全國最高檢察機關的特偵組，竟使用教唆偽證的手段，只為入人於罪。
而如龍潭購地案或二次金改案，關於陳前總統是否能成立公務員受賄罪，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即是此等事務，是否屬於總統的職務行為。原本在二○○六年七月一日以後，由於刑法確立了從事公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才具有刑法公務員之身分，故是否為職務行為，就以公務員是否具有法定職權為決定。
只是關於總統的法定職權，只規定於憲法，且於立憲當下，關於總統與行政院長間的職權劃分，即有爭議，而在歷經七次修憲後，關於總統職權仍未能明朗。惟最高法院在龍潭購地案與二次金改案裡，對於總統職權卻採取概括性的認定，即不管是科學園區購地，抑或是金融合併事務，任何相關的行政指示或措施，皆概括屬於其職權，並以之與總統所收受的獻金相連結，而因此認定具有貪污對價性，此即為所謂實質影響力說。
而這種專為陳前總統量身打造的實質影響力說，最高法院卻未敢於將之採為判例，以至於在林益世案裡，出現一審採法定職權、二審採實質影響力的詭異情狀。而去年中，雖傳出最高法院準備以實質影響力說為統一見解，卻又戛然而止。顯見，台灣司法問題，恐不在檢察官、法官的內在是藍、是綠，而是司法者的恣意與專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