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陪審團制度與司法改革

鄭文龍（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新世紀智庫論壇　2018.06.30
http://www.taiwanncf.org.tw/ttforum/82/82-11.pdf

陪審團制度源自英國，萌芽自證人制度，在諾曼人1066年征服英國後，將宣誓作證制式化。早期陪審團制度，係由國王所派之政府官員召集鄰居作證，對被告調查其財產而供課稅之用，其後慢慢演變成對於案件之事實及法律為判斷。時至今日，全球已有五十二個國家採用陪審團制度。加上混合制，已達八十國，可說是歐美國家審判制度主
流。

2001年，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僅有1％的刑案是由陪審團審判。絕大多數刑案都是由非法律人之治安法官（Magistrate）審判。英國現今約有三萬零四百名治安法官。也就是說，英國有九成以上的刑案，都是由法律外行人之治安法官來審判。被告如被認定有罪，治安法官最高可處以六個月監禁及五千英磅罰金。英國及美國在1970年代，開放每個公民都有資格當陪審員，例外是有前科紀錄者。而在澳洲，則有約15％之案件係由陪審團審判。

美國在受英國殖民時期，遭受英國政府的剝削及打壓，這種剝削打壓，包括執政者的貪腐、打壓，也包括國會所通過的不公正的法案，例如一些稅收法案及印花稅法等。但是因為美國有陪審團，得以保護人民。

這也是為何1760年代起，當英國想要干擾美國殖民地陪審團的審判權時，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會起而組織革命，將人民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列為革命訴求之一。並在美國獨立建國後，於聯邦憲法第3條、第6修正案，及第7修正案規定「不論民刑事案件，人民有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陪審員來自於各個不同的社會群體，藉由各種不同社會群體的觀點，來確保司法的公正，也代表著某種程度司法的民主化。

檢視美國陪審團的演變，再對照台灣現況，你會驚然發現，美國三、四百年前發生的政府濫權起訴逮捕政敵的情形，執政者控制法官、檢察官，對於反對者濫權打壓的情形，法官貪污的情形，在台灣也統統都有，甚至更惡劣糟糕。

如2008年馬英九取得政權後，我們不也看到執政者利用檢察官系統，對於在野黨一連串針對性的逮捕起訴，先是扁案，當時馬政府用盡一切力量干預司法鬥爭陳水扁前總統，諸如換法官、特偵組教唆辜仲諒偽證、馬英九公然干預審判等；再來是蘇治芬，接著是陳明文。都是先逮捕，利用媒體抹黑、媒體審判，讓人無法翻身。而倘遇到像周占春法官這些正直不受控制的法官，就用換法官的方式以達目的。

再加上2010年爆發高院陳榮和等三個法官及檢察官集體收賄案、最高法院法官為子關說干涉審判案，及性侵幼童案件有所謂的恐龍法官，而引發了人民不滿的白玫瑰運動等。

既然美國四百年前就能發展出解決問題的陪審團制度，台灣至今則仍無解決之道，那台灣為何不採用陪審團呢？如果台灣能引進美國陪審團制度，將有助於審判的公平、審判的民主化、人民權利的保護，也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閱讀完整內容，請至：新世紀智庫論壇／第八十二期

檢察官目無法紀 能馬上汰除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8.07.28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180728/38081740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因懷疑女兒被霸凌，而帶警察強行進入幼兒園為訊問。如此目無法紀的行徑，雖已遭起訴，並移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為個案評鑑，看似自清門戶的積極作為。惟以現況，要迅速汰除此等敗壞風紀與法紀的檢察官，卻不是那麼容易。

恫嚇幼童有如黑幫

檢察官的主要職權，即是在訴追犯罪，但針對幼兒園的兒童，依據《刑法》第18條第1項，屬無責任能力者，根本不可能涉及犯罪，若有問題，也是地方教育局的職權，而非檢察官可以干涉的領域。

就算擴張解釋檢察官的管轄範圍，並因此立案調查，若有涉及自己的直系血親，不管是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或者是《刑事訴訟法》，都必須迴避。凡此規範，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識，竟被林俊佑檢察官視如敝屣，甚且面對幼童，竟是以恫嚇的手段來威脅，還召喚兩位盲從違反命令的警察來立威，此等有如黑幫的作為，實在很難想像，竟是發生於21世紀的現今。

由於檢察官擅入幼兒園，並非是為犯罪偵查，就無法以《刑法》第125條第1項，法定刑為1至7年有期徒刑的濫權追訴之重罪來究責，僅能以強制、恐嚇公安與侵入住宅等，法定刑最多3年有期徒刑的輕罪處理。惟因其是以檢察官的地位違犯，故依據《刑法》第134條得加重二分之一，再加以被害對象為幼兒，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還得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致與濫權追訴罪的刑期相近。

只是此位檢察官的犯行，就算如此嚴重，也已遭起訴，但依據《法官法》第6條第2款之規定，還是要等到有罪判決確定，才足以使其喪失檢察官身分。而以目前審判現況，要等此案確定，恐至少5年起跳，實緩不濟急，致只能轉向行政懲戒的途徑。惟在《法官法》實施後，對於檢察官的懲處，必須先經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審議，於決議懲戒後，還得送監察院彈劾，再經由司法院的職務法庭審理，並於最終做出撤職處分，才足以讓檢察官退場。如此的設計，遠比對一般公務員的懲戒程序繁複，原是在保障檢察官能獨立行使職權，但現在看來，反成為盡速汰除的障礙，實顯得相當諷刺。

無法盡速淘汰劣檢

故於現行法制，無法盡速使林俊佑檢察官淘汰下，法務部實應立即將之停職，以免其藉由刑事審判與懲戒程序的漫長時間，來申請轉任律師。而如果這位檢察官對孩童的態度是如此，那對成人的被告或證人，更不會客氣，則針對過去所承辦的案件，就有一一檢視之必要。畢竟，如此荒誕不經的行為，或可鄉愿的以為，只是個案，但檢察體系的長期漠視，甚或縱容，是否也是原因之一，恐更該成為檢討的對象。

當體育在政治跑道上...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7.2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19770

2019年，由台中市舉辦的東亞青運，在中國主導下被取消，主要原因，即是正在推動的2020年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而此正名公投，實存有著內、外的法律障礙。

雖然，公民投票法在去年底修正時，已大幅下修門檻，目前東奧正名公投，也進入第二階段，但仍須至少二十八萬人連署才能成案。至於要能通過，雖無雙二一的鳥籠限制，卻仍應有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且前者必須達投票總數超過四分之一，若以2016年總統選舉人數來算，仍得有約四百七十萬票的同意。

若東奧正名於11月24日經由全民公投通過，但因此提案是屬重大政策的創制，根據公民投票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就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這樣的規定，雖是課予行政主管機關義務，以免使公投結果成為空包彈，但條文的所謂必要處置，乃屬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致易流於權責機關的恣意解釋。尤以東奧正名來說，能提出更名者，就只能是中華奧委會，雖在去年國民體育法修正時，特別將之列專章為規範，但究其實仍是私法人，教育部體育署也僅能以行政指導的方式來勸導，必陷入合法監督與團體自治間的界限與糾葛。

就算國內取得共識，由中華奧委會向國際奧會提出更名，似乎也得考量是否遭不利益對待，甚或除籍的風險。而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30條第2項，國家奧會名稱必須反映國家領土範圍與傳統，且須經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核准，提出符合現狀的更名，自然是屬國家奧會之權利。故更名為台灣，就算未獲執委會認可，也只是以現狀，即Chinese Taipei之名，繼續參與奧運。

惟國際體育的法規範，往往缺乏法律的安定性，亦難找尋中立與客觀的第三者為仲裁，故於爭議解決，取之於政治實力，恐更勝於法的適用。也因此，即便以台灣之名更改未果，依憲章也不會帶來懲罰或制裁之後果，但中國以更高、更大的強度，來壓縮我國參與國際運動賽事的空間，就屬必然，我方如何因應，也肯定是當務之急。

【活動紀錄】0721「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永社座談會

0721「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永社座談會

【座談會資訊】

時間：2018.07.21（六）14:00-16:30（13:30報到）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 1506教室（台北市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共同主辦：永社、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綠色逗陣

直播：永社（Taiwan Forever）

主持：許玉秀／前大法官

與談：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張陳弘／律師、美國美利堅大學法學博士
　　　黃帝穎／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詹晉鑒／律師、管中閔偽造文書案告發代理人

完整資訊請參見：https://taiwanforever2012.blogspot.com/2018/07/0721.html

【影像記錄】

＊現場直播紀錄：
　Part 1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forever2012/videos/1738192589597592/
　Part 2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forever2012/videos/1738366476246870/

＊YouTube影片清單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EHi_3unev1nEjBHqJjlRkMvlf3kaxJE

＊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座談會資料】

主辦團體簡介
〈台大校長遴選和大學自治未必等同〉林佳和
〈台大師生 為了大學自治你為什麼不抵抗〉洪偉勝
〈論大學自治與正當行政程序-以管中閔遴選台大校長爭議為例〉黃帝穎
〈管爺雙重違法 台大校務會議解決〉黃帝穎
〈違法兼職 校長失格〉黃帝穎
〈失焦的大學自治〉詹晉鑒
〈台大校長僵局 新教長:1、2 個月是處理黃金時期〉自由時報



林佳和教授投影片


洪偉勝律師投影片



【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https://www.facebook.com/pg/taiwanforever2012/photos/?tab=album&album_id=1745069598909891

5分鐘告訴你，為何FIFA是著作權巨人？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鳴人堂／公共政策　2018.07.24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071/3269742

延燒月餘的世界盃足球賽於日前風光落幕，2018年決賽由法國隊力退克羅埃西亞，奪下自1998年來的第二座大力神盃。場上話題十足，場邊花絮也不斷，遠在台灣的知名網紅谷阿莫也搭上此波熱潮，但出現在新聞版面的方式則有些令人捏把冷汗。

以「X分鐘系列」聞名的Youtuber谷阿莫，在世界盃賽事期間發佈一則「4分鐘教你假裝有在發落2018世足賽」影音，事後遭愛爾達體育家族貼文指出，谷阿莫此舉，FIFA不會坐視不管，並祝福谷阿莫，且為他祈求保安。

隨著愛爾達的公開貼文聲明與網友紛紛譴責後，雖然原因不明，但谷阿莫也立即將該則「二創」影音下架，或許希望平息風波，但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谷阿莫的X分鐘系列也不是第一次了，面對電影題材他呈現出的是有恃無恐的態度，但遇到FIFA卻又速速下架？為什麼為有這麼天差地遠的反應呢？

不是片商不提告，而是……

首先，《著作權法》第37條規定以下：

•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

換句話說，著作權法在授權內容要求明確，如果沒有講的，法律上就推定為沒有授權。因此，當其後法條說明「專屬授權可以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很容易就反推出「非專屬授權人」就無法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為訴訟上之行為。

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中也提到：

非專屬授權，著作財產權人就同一內容之著作財產權得授權多人，不受限制，並不禁止授權人本身或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同一權利；專屬授權，則係獨佔之許諾，著作財產權人不得再就同一權利內容更授權第三人使用，甚至授權人自己亦不得使用該權利，被授權人依契約之約定，取得行使該著作財產權之獨占權利。

該判決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專屬授權只有一個被授權人，而非專屬授權就是權利人可以授權給很多人。台灣上映的電影，許多都是外國電影，著作權利人並非台灣的電影代理商，電影代理商只是「被授權人」。 可想而知，這些電影會授權給很多人，因此台灣電影代理商多是「非專屬被授權人」。

目前許多實務判決都指出，非專屬被授權人，於著作權利受侵害時，非專屬被授權人無法提起刑事告訴或侵權訴訟，必須是專屬被授權人、或著作權人本身才可以。因之，非專屬被授權人遇到侵權行為時，並非不想採取動作，只是往往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遇到FIFA就不一樣了

相對而言，FIFA卻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著作權利人，更以積極維護著作權出名。一方面，世界盃四年才一次，不像電影公司一年可以製作好幾部電影，自然FIFA對世足轉播的權利維護就非常重視。

這樣對著作權利的「積極」與「重視」會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就過往經驗來看，FIFA不只針對明顯的侵權行為，連一般「不明顯」的侵權行為，或是有爭議的權利內容，FIFA都一概不放過。

什麼是「有爭議」的侵權內容呢？例如這次的世界盃，在倫敦有一個英格蘭隊的小粉絲，每看到球隊進球，都會開心的在電視機前手舞足蹈，於是小粉絲的媽媽把小粉絲樂不可支的開心神情拍成影片，並放上Twitter，隔日，這則貼文馬上收到FIFA 的下架警告——因為該影片背景出現電視機上的足球比賽畫面。

而什麼又是「有爭議」的權利內容呢？FIFA官網自己寫的「公開觀賞」權（Public Viewing），認為球迷們在公開場合聚在一起共同觀賞球賽，這也是要向FIFA申請才能進行的。由於一個人看自己支持的球隊，跟一群運動迷一起在廣場為球隊加油歡呼的熱血程度有差，所以各地皆有球迷齊聚一堂欣賞運動賽事的文化。但是，原本比賽的內容，是否為「著作權的內容」，就有爭議。畢竟，一群人跑來跑去的踢球、傳球，這能說是「創作」嗎？尤其，為了運動轉播的權利，各國已經付出天價的轉播金，如果連大家聚在一起公開觀賞也要事先申請許可的話，簡直是一頭牛剝好幾層皮。

不過，FIFA的「公開觀賞」權，雖然在官網上寫得很大，但其實並非所有國家都認同。例如瑞士就有提到，該國法院並不承認公開觀賞執照，所以球迷要在公開場合聚眾觀賞，安啦。

因此，大家可以發現，FIFA連「看來不屬於現有著作權內容」的項目，都想爭取更大的控制權，「看來屬於合理使用」的影片背景，都要去主張侵權，那就更不用說其他了。

雖然此次世足冠軍已被法國隊抱走，多日來熬夜看球的球迷們，不管是極度失落或興奮，也將漸漸回歸日常。但谷阿莫所引起的戲謔仿作爭議，長期而言，在網路創作的世界中，仍然是需要關注和討論的議題。

由上可知，如FIFA這樣的著作權利巨人，維權積極不遺餘力；而這廂台灣的電影代理商，也開始爭取權利人的授權，以便能在法庭上具有正當地位、捍衛侵權。世界盃已落幕，但這場著作權戰爭，還沒結束。

前所未見駭人聽聞—星國百萬個資外洩案的啟示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評論　2018.07.23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963

新加坡日前爆出史上最嚴重的個資外洩事件，駭客入侵星國最大的醫療服務集團系統，偷走了包括星國總理李顯龍等150萬名病人的個人資料，以及約16萬病人的用藥資料。

醫療服務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在台灣《個資法》中屬特殊之「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敏感資料，原則上「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除非有個資法第六條之法定依據。而新加坡人口數才560萬，駭客可謂一舉拿走了四分之一以上的星國人民敏感個資，實為前所未見，駭人聽聞 。

目前整起事件仍在調查中、案情尚不明朗，但根據新加坡官方表示，這是一件刻意的、有計畫的網路攻擊，並非一般的犯罪者所為。這似乎暗示了外國勢力的介入…尤其，此事在新加坡剛剛舉辦的美國和北韓的高峰會之後發生，難免令人聯想，新加坡自李光耀以來一貫靈活的以小搏大的外交政策、星國無可替代的地緣政治角色、以及它作為亞洲金融重鎮的地位，大國網軍和國際駭客對星國資訊，恐怕有覬覦之心。

雖然發生了大規模的個資外洩事件，但說起來，新加坡對網路安全與個資保護算是相當積極。2018年，新加坡甫通過了《網路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 ，該法確立了維護國家網路安全的法規架構。有四大目標：

一是加強對星國關鍵資通訊設施的保護，避免受到網路攻擊;

二是授權網路安全主管機關避免威脅網安的事件發生、強化星國的網路環境安全;

三是在網路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和民間的合作;

四是對相關業者採取「輕管制」的方式，僅要求能接觸客戶敏感個資的業者需向官方申請執照 。

而新加坡的個資保護制度，是依循該國2012年的《個資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 PDPA)，採用歐盟的資料保護專責機關模式，於2013年成立個資保護的單一機關 ，名為「個資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ttee, PDPC)。值得注意的是，該機關一方面是個資的管機理關，負責各項個資的監督、調查、處罰事項，另方面，該機關也常常站在輔導的角色，向社會大眾進行個資防護的宣導，並提供產業界關於個資法遵的原則 。

此外，由於國際上的個資法規進展甚快，在個資保護委員會之下，新加坡同時設置了諮詢委員會 ，諮委包含來自法律、科技、管理、消費者保護、產業代表…等各界長期關注相關政策領域的專家，隨時提供官方委員會關於個資保護的法規政策意見。

由上可知，新加坡關於網路安全、個資維護，不但法制已經建立、也都有各自的主管單位。同時，除了「監督、管理」的責任，新加坡亦強調「對產業法遵的協助、對社會大眾的觀念宣導」。

雖然新加坡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和台灣並不相同。但台灣也恰好在2018年通過了《資通安全管理法》，2010年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甚至更早於新加坡。

由法制面來看，台灣政府具有高度網路資訊安全、個資保護的意識；但是，駭客手法亦日新月異，如同星國網路安全署執行長David Koh所言 ：「一開始我們發現小偷從窗戶進來、把店裡東西偷走，所以我們把窗戶鎖死。但很快我們又發現小偷藏在廚房。」眾所皆知，因為地緣政治，台灣在全球網路安全防護的網絡中，亦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倘若連新加坡總理的個資都免不了外洩，台灣更不可不慎。

0721「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永社座談會

「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

永社座談會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6d1x927NsQqCbPb33
　
台灣大學新任校長遴選爭議已有數月，校方近已提起訴願，未來可能需要透過司法解決爭議，然而本案除了當事人有無違反「利益迴避」及「禁止私人接觸」之爭論外，更核心的法律爭議是：我們理解的「大學自治」為何？多少大學自治是必要的、多少教育部「介入」是容許的？大學自治是神聖不可侵犯，必須力拒「外來黑手」的嗎？大學成員任何決定都應是終局的，教育部嗣後核定只可以是形式的？
　
對於這些攸關大學自治的核心議題，永社特別邀請相關學者專家，舉辦「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座談會，希望能藉由對本次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的探討，對於釐清大學自治的合理界線提出一些分析與建議。
　
時間：2018.07.21（六）14:00-16:30（13:30報到）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 1506教室（台北市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共同主辦：永社（Taiwan Forever）、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綠色逗陣
　
直播：永社（Taiwan Forever）
　
主持：許玉秀／前大法官
　
與談：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張陳弘／律師、美國美利堅大學法學博士
　　　黃帝穎／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詹晉鑒／律師、管中閔偽造文書案告發代理人
　　（依姓名筆劃排序）
　
時間分配：主持人10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40min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6d1x927NsQqCbPb33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6556410791976/

見警率 犯罪率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7.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17968

近一個多月來，殺人分屍案件頻傳，引起民眾不安，新上任的內政部長徐國勇，即宣示提高見警率，以使犯罪率降低。惟如此的措施，真能實現安心社會之目的嗎？

法國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無規範理論（anomie theory），認為一個社會一旦陷入無規範狀態，即社會規範不明確或無法落實，將使人民無所適從，社會即進入失序狀態，犯罪率也必然升高。又關於治安好壞，不在犯罪統計數字的下降，也不在於聽來多美好的政策，而在於民眾能否自由自在地走在街道上，無須擔心被害的可能性。以美國紐約警察於一九七○年代，開始採行徒步巡邏為例，犯罪預防的效果奇佳，因任何人皆感受到警察存在，任何的違法行為，也因此被立即制止，而藉由徒步，警察更可與市民做直接溝通。

這樣的實驗結果，也促使美國學者克雷格（George L. Kelling）與威爾森（James Wilson）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發表破窗（broken windows）一文。而破窗理論，其道理即在於：「若建築物的窗戶被打破而不馬上修補，很快的其他窗戶也會被打破。」故在見警率高的情況下，既讓人民感到安心，更可使有心者打消犯罪的念頭。

至於破窗理論最重要的實踐者，當屬一九九三年起擔任八年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其治安維護，並非以其擔任檢察長期間的掃黑，而是以取締輕微違法行為為主軸，如先清除所有地鐵塗鴉，並強力取締塗鴉為首要工作。這看似僅為保持乾淨地鐵的動作，卻使警察加強臨檢與盤查，任何意圖不法的行為，如持槍搶劫、販毒、竊盜等，也會被及早發現與制止，犯罪案件因此減少，致成為一個重要典範。

只是很多城市模仿紐約經驗的效果，普遍不是很理想，一個主要原因，即在於資源有限下，若不增加警力，既帶來勤務負擔的增加，也易淪為是應付上級，致流於形式與虛耗。尤其根據銓敘部統計，警察人力仍有超過五千人的缺額，要再提高見警率，如此的缺口勢必更為擴大，但到底要增加多少人、需要幾年的時間，實皆屬未知。也因此，在人民極度渴望治安良好的現在，內政部長的宣示，千萬別又成為口號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