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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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彰化地院對魏應充為交保後，即引發放水、怎可輕縱壞人等等的懷疑。
（圖片來源：民報／中央社資料照） |
在彰化地院對魏應充為交保後，即引發放水、怎可輕縱壞人等等的懷疑。而在台中高分院撤銷裁定，地院雖將交保金額從原先的一億提高至三億，卻肯定無法解消更加劇，也讓人思考，就此案件，難道非得羈押不可嗎？
羈押的目的，不外在防止被告逃亡、勾串證人與湮滅證據。但由於羈押乃在限制人身自由，致屬於判決確定前最嚴厲的強制處分，基於無罪推定及比例原則的考量，為了保全被告與證據，即須儘量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的方式來替代羈押。
而就偵查階段來說，因尚處於摸索與找尋證據的階段，尤其如頂新案件，所涉及的共犯人數繁多，且負責人不僅坐擁百億財產，亦有私人飛機可隨時開往海外，自有羈押以防止被告逃亡或湮滅證據等之必要。惟在被告遭起訴後，代表檢方已經蒐證完成，若以湮滅證據之事由為羈押，顯難圓說。此外，在審判期間，若不將被告繼續羈押，確實有使其勾串，甚或恐嚇證人之風險，甚且在頂新案件裡，涉及此案的共犯或證人，多皆為頂新企業下的員工，老闆是否會以工作權為要脅，更是考量是否會勾串的重要因素。
惟在案件起訴以後，以勾串理由為續押，必然會使被告的訴訟權利受到箝制，致有違武器平等原則，況所謂勾串與否，乃屬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且若相關共犯與證人已進行交互詰問，若動輒以此為由來續押，必會影響被告公平審判的權利，這也是為何羈押不能是保全證據與證人的最優先手段之原因。故從起訴到判決確定前，欲繼續羈押被告之理由，就只剩下防止被告逃亡。
既然基於慎押原則，於審判期間，就不應以羈押，而應以交保來為防止被告逃亡的優先考量。只是每個人對金錢的感受程度及經濟狀況不同，到底要課以多少的保釋金額，才足以防逃，就只能繫於法官經驗法則之判斷。甚且如魏應充般，以三億元交保，但相對於此其龐大資產，實就顯得為不足道，致須再課予限制住居且每日向警局報到之義務，以來防其潛逃。
惟被告一旦不報到，雖可對其通緝以再為羈押，但於此時，實已無濟於事。就算法官要求警察隨時注意保釋者的行蹤，但在人力監視有時間與空間的侷限性下，必會產生監控上的漏洞。從此問題，正暴露出我國防逃機制，恐有諸多缺陷，致使原本該居於最後位的羈押手段，反成為實務運作的最優位考量。同時，如魏應充般的富商巨賈，就算法院課予高額的保釋金，也難逃以金錢換自由的指摘，致對司法威信造成極大的戕害。
更須關注的是，在審判期間，關於是否延押的權限乃在於審判庭，如此的制度設計，就容易產生一種道德風險，即可藉由不斷延押來方便其訴訟的進行。尤其在我國審判並未落實集中審理，致易陷入經年累月的訴訟延宕下，實就更易以羈押來保證被告就訊，卻可能因此造成押人取供，甚至是先行刑罰的手段。而類如頂新案，針對交保裁定之抗告，上級法院雖為撤銷，卻仍由原審判庭繼續為羈押審查而無庸迴避，實就更凸顯羈押庭與審判庭未為分離的問題與弊端，致亟待檢討與修正。
總之，針對羈押手段被濫用，必須深思的是，在防逃機制漏洞百出致造成難以防逃之風險，到底該由誰負擔？是被告、是檢察官、抑或是法院？顯見如何強化防逃機制，並在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間取得平衡，絕對是刑事司法須立即思考與解決之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