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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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台北市重大工程與計畫頻頻出現爭議，台北市政府就組成廉政委員會以為調查。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
由於台北市重大工程與計畫頻頻出現爭議，台北市政府就組成廉政委員會以為調查。只是證諸過往，台北市政府即曾設有廉政肅貪中心，如今的廉政委員會是否又在炒冷飯，就有待觀察。而此委員會是否具有行政調查權、是否疊床架屋等，恐更值關注。
在2011年廉政署成立時，其下就設有廉政審查委員會，以來防止可能出現的濫權或者吃案的弊病。而依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5條第2項，廉政審查委員的人數為11人至15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就法律、財經、工程等相關專業領域代表、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代表遴聘之。由於此條文對於審查會的組成人士的比例，未再為進一步規定，所以廉政署即自行訂定的「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審查會設置要點」以為補充，而其中的第3點，即有組成比例的規範。
根據此要點，雖規定專家與社會公正人士的比例不能少於二分之一，但關於其如何產生、如何遴選等，皆未為明文，到頭來，還是得由法務部與廉政署為決定，則最終選出者，很可能只是「友性」，而非所謂「社會公正」人士。而更有問題者，則是此要點中，竟將廉政署長與副署長規定為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召集人又為當然的主席，且其更有在可否表決同數時的裁決權，如此的內容，不僅已經逾越了母法，即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的規定，更使得所謂外部監督功能，喪失大半。若再加上來自於法務部檢察司、政府採購主管機關與審計部所指派的代表及「友性」的社會公正人士，要說廉政審查會是一個外部監督機制，恐得打上大問號。
又依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5條第1項，審查會對於廉政業務，僅能提供專業諮詢，這也代表審查會所為的評議與決議，對於廉政署並不具有實質的拘束力，其意見僅供「參考」。若果如此，則即便審查會的組成具有公正性，但在其僅能提供建議，而無任何實質的審查權力下，廉政審查會實僅具有諮詢的作用。而如果像廉政審查會這種法律規定的組織尚且如此，就遑論法外設置的廉政組織了。
以行政院所設的廉政委員會，或是北市府曾設置的廉政肅貪中心來說，最讓人詬病者，即是其成員有超過半數，乃由行政機關的局處首長所擔任，外部的所謂社會公正人士，實僅具有點綴與背書的功能。甚而如林益世之例，其在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時，即為中央廉政委員會的當然委員，自也難期待此等委員會能發揮什麼實質作用。所以，在台北市政府即將成立的廉政委員會，其成員有超過半數來自外部，似不易出現行政官員自己調查自己的荒謬狀況。惟此委員仍是由市府所遴選與聘任，能否免於主管者的恣意，致使委員會又落入有他律之名，卻無其實的下場，就更待觀察與考驗。
此外，在無任何法律授權下，此等委員會就僅是任務性的編組，基於機關法定原則，就不可能具有法定職權。既然如此，就算台北市重大工程存有弊端且所有資料皆被解密，除非行政機關在市長壓力下主動提供，否則，委員會亦無權為調閱。同樣的道理，在委員會並不具有任何司法調查權的情況下，對於公務員亦僅能基於其自願，而不能強制其到場說明。
也因此，在廉政委員會於先天即存有諸多調查的障礙下，就算發現有弊案，最終還是得將案件移送給具有司法警察權的廉政署或調查局，甚至是檢察官為後續處理。如此一來，所有的調查就得重來一遍，致造成訴追程序的延宕。凡此現象更突顯出一種矛盾，即明明我國有諸多的反貪機關，各行政機關亦配置有政風機構，但中央與地方政府卻又於法律之外設立廉政委員會，這在無形中，即是對現有反貪機關的不信任，亦必陷入多頭馬車的資源浪費。
總之，台北市政府因應公共工程所出現的弊端，所特別成立廉政委員會，不管成效如何，也只能是治標。唯有在平時，讓公共工程的招標公開、透明且遵守法律的正當程序，才是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