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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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交易法（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依法發行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受重大損害，無論行為人有無因此獲得利益，就成立所謂非常規交易罪。故要說三中案裡，被告因無收受任何金錢，致不應成立犯罪，顯是對現行法的不瞭解。
惟因馬前總統於案發當時，並非是國民黨任一黨營企業的董事或經理，勢必得證明其對這些公司具有實質的控制權，或與經營者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的共同正犯地位。同時，因檢方未能查有任何因賤賣黨產而收回扣之情事，就更得全力舉證不合營業常規的交易及公司的重大損害。而從北檢所公布的錄音光碟或卷證資料，雖是合法搜索取得，但其內容多屬傳聞，於法庭之上，就必然面臨有否證據能力的挑戰。就算能提出於法庭，但這些零碎片段的錄音或文件內容，到底是檢方去蕪存菁，抑或有目的的擷取與拼湊之結果，被告方也會強烈質疑。
尤其是非常規交易罪，檢方就算提出賤賣差價、獨厚特定者、買方無資力與損失的財產利益等等證據，但基於私法自治以及估算方式未必只有一種，再加以不合常規、重大損害等，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下，就難避免因法官而異的差別認定。
又由於非常規交易罪，法律並不處罰被動的收受利益者，再加上檢方未查有馬前總統收受利益之事實，就無從適用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因犯罪獲取財物利益超過一億元，可處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加重規定，而回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只是針對三中案包裹式的交易行為，到底是數罪併罰而可累加至三十年，或可適用已刪除的連續犯加重二分之一，抑或只是單純一罪，在檢方未能清楚論告下，也替未來的訴訟，增添更多變數。凡此問題，也注定三中案，必陷入不知何時終了的審判過程與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