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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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犯罪學裡，最著名的理論，首推美國學者克雷格（George L. Kelling）與威爾森（James Wilson）於1982年三月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破窗（broken windows）莫屬。所謂破窗理論，乃基於一個相當顯而易見的道理：「若建築物的窗戶被打破而不立即修補，其他窗戶也很快會被打破」。也就是說，對於違反秩序的輕微不法，或者偏差行為，若不馬上制止或處罰，就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後果，法律權威，也會受到挑戰，致使社會進入無規範的狀態。
至於破窗理論的最重要的實踐者，即是於1993起擔任八年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其治安維護，並非以其擔任檢察長期間的掃黑，而是以取締輕微違法行為為主軸，如先清除所有地鐵塗鴉，並強力取締塗鴉為首要工作。這看似僅為保持乾淨地鐵的動作，卻使警察加強臨檢與盤查，任何意圖不法的行為，如持槍搶劫、吸毒、販毒等，也會被及早發現與制止，犯罪案件也因此減少。
而就此次駭人聽聞的分屍案來說，市政府決定活化華山大草原，以讓其能為藝術創作之園地，並給予租借者極大的自由空間等等，原本是好事，但在當地里民反應吵鬧，或某些脫序行為時，主管機關有否意識到破窗已經出現，且立即加以處理，於分屍案發生後，必然成為民眾指責與究責的對象。故於現今，對華山大草原的所有禁止手段，或為亡羊補牢，卻是修補破窗所必然，似毋庸置疑。
只是實踐破窗理論，雖能普遍獲得民眾的支持或讚揚，卻也隱藏了某些問題存在。以朱利安尼大力掃蕩紐約市為例，勢必得賦予執法者極大的裁量空間，故對所謂輕微不法或偏差行為，就完全委之於警察的主觀判斷，某些族群，尤其是黑人，自會受到不公平對待。甚至某些非屬不法，如遊民或精神障礙者，也會被以有礙觀瞻或有犯罪之虞，而加以驅離或監禁，致留有人權侵害之疑慮。
更值思考的是，一個輕微不法或偏差舉動，是否必然走向更嚴重的犯罪行為，實無任何實證支持，而是依據理所當然的常識推論。如將華山大草原的失序，與分屍案為因果連結，並以禁止一切活動為了結，顯過於粗糙，因分屍案也有發生於住宅者，但一般人卻不會將分屍的原因歸咎於社區。
甚且，如此的因果連結，也易對某些人或團體貼上標籤，更可能忽略殺人分屍背後所存在的諸多形成原因。畢竟，犯罪原因有時非常複雜，且往往是由個人身心理、個人素質、家庭、教育、環境等等，相互的影響所造成，想以單一原因來解釋犯罪，就顯得過度簡化與武斷，致喪失檢討與改進犯罪防制對策的最佳時機。
更重要的是，在不可能永遠禁止華山大草原的活動下，北市府於活化綠地使用與鼓勵藝術創作之同時，如何有效規範參與者，不要逾越法律界限，並讓當地居民保有原來的生活步調，以及社會安全網的有效建立等等積極作為，就應是深思熟慮，而非草率成章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