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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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威權時代所造成的人權迫害，過往所著力者，僅是對被迫害者的補償或賠償，直到去年政黨輪替以後，才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故台灣的轉型正義，似乎停留在最廉價的金錢賠償與政黨不當財產處置上，以致屬於最低度的轉型。若要進行強度的轉型，當然得對於加害者進行究責，尤其是刑事究責。
雖然此等究責往往受限於既有法律框架而難以追訴，惟依一九九八年國際社會所簽署的羅馬規約第二十九條，就明文殘害人權的犯罪，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同時依此規約第三十三條第二項，對於殘害人權的命令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並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一句「依上級命令」或「依法行政」而為免責；至於上級官員，據規約第二十八條，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即便視而不見、坐視不管，也難辭其咎。只可惜，凡此對國際人權保障最新與最核心價值，卻因轉型正義的步伐遲緩，以致無法落實於法律條文之上。
更該注意的是，惟有真相還原，才足以將模糊的加害者予以明確與究責。只是關於人權迫害的歷史，雖從解嚴以後逐步進行調查，卻因最該被檢討與追究責任的政黨，一直掌握執政權之故，檔案往往無法完全公開，甚或還有流落民間者，以致出現真相找尋的困難。
甚至於去年二、三月間，還發生台北憲兵隊自行認定二二八文件是國家機密，且以類似白色恐怖時代的恐嚇手法來對民眾施壓，以要求其交出所有檔案之事件。此事件已凸顯軍方執法者不僅法律知識欠缺，且至今仍可能殘留威權體制與反人權的想法。而從事後相關人等僅有輕微行政懲處，且未有人遭起訴來看，台灣的轉型正義，還真的差得很遠、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