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要聞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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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1920年代的感嘆：「將政治問題拿至法庭上解決，政治將所獲無幾，而法律全盤皆輸。」有趣的是，在《黨產條例》合憲違憲大戲中，某些操作似乎背道而馳：意圖將法律問題政治化，空以政治鬥爭之名炒作，而忽視背後轉型正義的嚴肅志業？
談到古典轉型正義手段，刑事追訴、特赦、真相委員會、補償賠償、公部門人事清查（除垢）等，「追討政黨不當黨產」，並未名列其中。事實上，一些廣受注目的轉型正義國家—除垢聞名的捷克、波蘭，以真相和解經驗著稱的南非，或遺憾「轉型不轉型」的南美諸國（阿根廷、智利為代表），都看不到「追討黨產」軌跡，遑論制度呈現。
以捷克、波蘭為例，並非在威權統治時期，沒有不當徵收剝奪人民財產情事，而是如果有，多半僅須考量國家財產返還私人，而無「遭共黨侵奪佔有」，或甚至「理直氣壯的說自己合法理財經營」現象。共黨雖殘，還是多照規矩交付國有，兩國的共黨，都未如威權統治時期下，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或東德的社會主義統一黨般，乾脆又有力，將諸多違反實質正義而不當取得人民或應屬國有的財產，中飽私囊。
關鍵在財產取得之原由
單說古典轉型正義，財產返還應最有關聯，雖然這個談法是從被害人—亦即遭侵奪財產者之角度出發。道理很簡單：只要屬國家不法行為--包括在黨國體制下，政黨利用其凌駕與主宰國家及社會的優勢地位，違反實質正義、實質法治國原則而取得財產，就是「不當」，就應評價為「違法違憲」，自當追討索還。
不僅國家，包括以類似國家之地位，如黨國時代威權政黨或依附組織，只要不當侵奪人民或公共財產者，均應負返還義務。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前院長帕皮爾（Hans- Jurgen Papier）教授即認為，如政黨及其群眾組織，濫用其凌駕於國家與社會之上的領導角色，亦即運用自身「盤佔」國家、經濟與社會之優勢，進而不當取得，當然要追究與回復正義。
觀察德國經驗，「重建政黨間之機會平等」，亦屬立法重要目標，使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及其附隨組織，無法在新的貨幣與經濟體系中，去擁有與運用那些「因為不存在公共控制、任由黨產與國家財產混淆不清之下所佔為己有之財產」。在立法過程中，針對出現的不同財產形式，例如投資、出資與其他各種形式的財產參與，乃至於國際金融交易，立法者與其後的司法機關，均認應涵攝入黨產之範疇中，值得台灣借鏡。
6月30日釋憲《黨產條例》的原因案件之一，婦聯會為聲請人，引發何謂政黨附隨組織的問題。德國經驗告訴我們：重點不在「組織」而在「功能」，關鍵不在「隸屬附隨之成分」，而在「個別活動」上是否濫用來自於政黨的權力與地位，也就是說，必須觀察「是否於黨國體制內，利用政黨之優勢地位，取得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之不當利益」，而不是斤斤計較「組織有多少成分與百分比是自主的」、「常常有不聽從政黨指揮的紀錄啊」或甚至人事差異的比對，重點是針對個別事件、個別體系加以考察，追究個案中「以何基礎取得濫用其權力的地位」，並進而將財產佔為己有？
關鍵在於「財產取得之真正原因與事由」，是否為「國家與類國家地位之政黨的體系性不法」，別再混淆什麼組織很自立、團體很自主、人來人往很通常，純屬混淆之詞。
在過去幾年《黨產條例》適用中，比較令人憂心的，無疑是行政法院。在一些案件中，行政法院常形式而機械地操作一些概念：「本件涉及基本權干預」、「系爭處分對聲請人形成侵益效果」、「聲請人作為一持續運作之政黨，可能因此形成難於回復之損害」。
法院對於轉型正義不甚理解與看重，對於追討不當黨產制度之特徵、構成要件、適用等各方面，素養嚴重不足，所運用的法釋義學工具，不但未合行政訴訟學理上之停止執行，與向來實務作法有違，亦無關照轉型之法（Lex Transitus）中，最屬關鍵的「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來自於侵害私人或公共利益、濫用威權統治時期權力壟斷地位優勢」。掉入一般課予人民負擔之處分的執行問題？不必深究如何不當取得財產？法院這個明顯的錯誤路徑，值得深思。
德國人說得乾脆：「在一民主法治國家中，不可能想像任何人，包括政黨或國家、組織得以任意取得財產。」放入威權統治體系中，政黨及其附隨組織，濫用其權力優勢地位而來，就是該追究，就是應返還，這才是實質正義與法治國所要求的。《憲法》無他，必須起身捍衛正義，勿為政治鬥爭所左右影響，寄語大法官，作為《憲法》的維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