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選會能實質審查嗎？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8.04.2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b6687b9b-e812-4405-ad6a-ca3c1bed3ec9

日前，中央選舉委員會（中選會）通過婚姻平權及同志教育等三件公民投票提案，致引發是否違反大法官解釋及侵害人權之爭議。這就凸顯出《公民投票法》（公投法）放寬門檻，尤其是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公審會）廢除之後，中選會對公投提案，能否為實質審查之疑問。

依據《公投法》第2條第2、3項，雖列有全國、地方的公投項目，但關於哪些事項可為公投，卻未為限定，只在《公投法》第2條第4項明文，預算、租稅、薪俸、人事等事項，不得為公民投票之提案。而關於此等事項，尤其是預算與租稅，若開放公投，在可以預期必然為減稅的提出下，自然因此道德風險而加以否定。只是任何公民提案，尤其是重大政策之創制，都必然涉及預算與租稅，若採取廣義認定，恐皆可以此理由為封殺。如過去由前台聯主席黃昆輝所提出的ECFA公投，公審會就曾以此涉及關稅為由，來加以否定。此外，就所謂薪俸而言，所指為何，更屬寬廣無邊。

此外，在法條所列舉的四個項目之外，是否皆可為公民投票之議題？於《公投法》未修正前，是否屬於公投事項，乃專屬由公審會來認定。也因此，公審會於審查公投提案時，除審查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外，亦會探究內容是否矛盾、有無顯著錯誤致不能瞭解真意，更常以違憲之理由，駁回提案。如此的結果，就使公審會，成為大法官之外的違憲審查機關，致為人所詬病。

於去年底修正的《公投法》，除降低公投的相關門檻外，也廢止了公審會，鳥籠公投之污名，也就因此去除。只是在公審會消失後，關於公投提案，中選會能否以違反人權、違反《憲法》來駁回，就會成為問題。由於人權概念極為廣泛，且任何一個公投提案，都與人權有關，中選會若以之為否定之理由，顯又走回老路。

再以中選會已通過的「是否同意民法婚姻保障應限定一男一女」、「是否同意以《民法》以外形式保障同性經營永久共同生活」兩案來看，由於大法官去年所做出的釋字第748號解釋裡，雖認定《民法》之婚姻規定，未能同時保障同性戀者，有違《憲法》第7條的平等原則，但到底是要修《民法》或立專法，卻給立法者兩年的形成時間，只有在此期間過後，立法者不作為，同性者才可直接依《民法》規定為結婚登記。這也代表，於現階段，此等提案只是接近，而尚未抵觸大法官解釋之紅線。若中選會加以駁回，恐又落入過去公審會之窠臼。

而在中選會對於公投提案，有逐漸走向形式審查的趨勢下，勢必也會連帶影響對於提案排除事項，尤其是預算、租稅之範圍界定，也是值得觀察的面向。因就重大政策的創制，如：衛生、福利、醫療或對弱勢者的保護等等，都會與預算、租稅有關，若對之採取廣義判斷來否定，就難免落於公投殺手之口實。又如所謂薪俸，到底僅指公務員，抑或包括他種職業，同樣若採廣義見解，則關於勞工最低工資、公務員的年金改革等等，恐都會拒於公投之外。故基於例外必須從嚴解釋之法理，中選會未來，對此等排除事項，實也必然採取嚴格的限縮。

總之，於《公投法》放寬門檻，致對公投提案廣開大門之際，未來如有「對酒駕累犯施以鞭刑」、「對殺童者處唯一死刑」，甚至是「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之提案，中選會如何面對，更屬棘手。凡此議題，既是對新修公投法的試煉，更考驗著每位公民的理性與智慧。

你所不知道的高教專利內幕－沈睡專利成本高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論壇　2018.04.26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9596

這幾天，新任教育部長吳茂昆的專利與技轉，搞得全國上下沸沸揚揚。筆者在高教的專利技轉中心數年，從來未見專利技轉如此受社會重視，筆者本來滿心盼望，趁著各方關注熱議，正是一個促進台灣產學合作的契機，或甚至可以推動一些早就該做的改革；但眼看著各方政治角力一波又一波，網路上不斷流傳錯誤或片斷的訊息，筆者不禁開始擔心，這幾年台灣致力產學接軌、鼓勵學者將自己的研發成果貢獻於社會，各部會（尤其是科技部）、學研機構和研發人員的努力，將因政治鬥爭而停止，未來推動產學合作，恐怕也將愈來愈困難。

有鑑於此，筆者願意花點時間、澄清一些基本觀念，希望有助未來理性討論。

首先，一個常見的迷思：專利是「智慧財產權」，而這些研發人員在職期間的智慧財產權屬於學校，因此校內研發人員若是自己跑去申請專利，必是貪婪無恥、大逆不道。殊不知，專利和技轉是兩回事，就算成功得到專利，但在簽訂技術轉移（指廣義的研發成果移轉，包括專利授權）合約之前，專利證書不過是一張蓋有智財局印章的狀紙。

只是，這張紙的花費可不小，委託撰寫專利，可能就要幾萬元（視事務所報價而定），官方申請規費零零碎碎動不動就是數千元（見下方圖表：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申請期間若有來回申辯答復，費用當然另外計算。此外，您以為終於把證書拿回來就沒事了嗎？不，每年維護專利，仍然要付一筆逐年增加的費用（以發明專利為例，見下表1的第17，19，21，22項）

經濟部專利規費清單表：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3067&CtNode=7390&mp=1

看完上面的表之後，讀者應該可以了解，專利證書是很花錢的，申請國外或PCT專利的費用更是倍數起跳。因此，專利一天無法技轉，對「智財權人」--校方就是一天的成本。可惜的是，研究人員的研發成果，未必都能轉化成產業或社會需求的技術或產品。可以技轉的專利，比例上不高，多數專利都是「沈睡的專利」。

根據2016年智財局的資料，平均只有一成專利能產生技轉的效益。另一方面，由於校方身為「智財權人」，需要補助各項專利申請與維護的經費，這些費用之沈重，連國家教育經費的大戶—頂尖大學都喊吃不消。

不消說，高教的專利補助經費，追本溯源也都來自於你我納稅人的口袋。因此，當您聽到「研發人員自己跑去申請專利、就是竊取學校的智慧財產權」時，除了為學校智財權利義憤填膺之外，或許也可以平心靜氣，因為，多數專利都是沈睡專利，若沒有產生後續的技轉效益，研發人員自己跑去申請專利，至少是幫我們代墊了各項專利費用的支出。

【會後新聞稿】0418「陪審不落實，黨綱是個屁？」記者會

時間：2018.04.18（三）1300
地點：民進黨中央黨部前
　

日前行政院通過司法院「國民法官」(參審制)草案，讓民主進步黨行動綱領第28款「修訂刑事訴訟法規，建立陪審制度」淪為玩笑。
　
民進黨創黨之初，即體認到司法人權為當前問題，並將解決方案「修訂刑事訴訟法規，建立陪審制度」放在行動綱領第28條，視為當前問題的具體主張。然而近日行政院通過由司法院函請行政院會銜的「國民法官」(參審制)草案，無視總統府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陪審、參審決議平手結果，民進黨身為剛性政黨，成為執政黨後，執政作為無視本身黨綱，似乎將本身黨綱視為玩笑。
　
黨綱應是一個政黨的核心精神，今日陪審推動聯盟到民進黨中央黨部前，抗議執政黨無視本身黨綱，將其當成玩笑，一個沒有核心思想的執政黨，建立的政府所進行的改革僅是水過無痕，完全失去執政意義，淪為受保守力量操縱的魁儡政府。
　
聯盟呼籲，既然蔡英文總統為國家領袖及多數黨暨執政黨民主進步黨之黨主席，應利用執政黨的優勢，儘速實踐行動綱領的陪審團制度，而非讓兩院公然違背黨綱暨行動綱領載明的「陪審團制」。沒有人要求改革必須速成，然改革必先建立正確的中心思想，尤其是總統及執政當局，這樣才能使改革成功，而非淪為空談。
　

主辦單位：陪審推動聯盟

新聞連絡人：
台灣陪審團協會辦公室主任 林秉權　02-2321-8455

違法兼職 校長失格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4.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92259

管中閔遭檢舉在中國有三十一項兼職，包括兼職教師、博士生及碩士生導師、學分評分委員、學術委員會、計量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講座教授等職務，姑且不論現行規定，公立大學教師不得到中國兼職的違法問題。即使在中國兼職相對難以調查，但管爺在遴選台大校長的獨董爭議中，已有違法兼職台哥大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的事證，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管爺不得擔任校長。

各界質疑管中閔在台大尚未同意前，已違法兼任台灣大哥大獨董、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及審計委員會委員，就算依據台大教授投書所採的校方最寬鬆認定，管中閔至少在去年六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二日之間，欠缺台大同意竟兼職台哥大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明顯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同法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簡單來說，管爺違法兼職台哥大薪酬委員及審計委員，牴觸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此即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依同法第十三條規定發生「不得為教育人員」的法律效果，而教育人員定義包含公立學校校長，亦即，教育部依法行政，不得聘任管中閔為台大校長。

恐攻威脅凸顯美國刑事司法之特色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8.04.13
http://www.peoplenews.tw/news/1632a140-b08b-410b-8ebe-76d7bf8dbfab

藝人狄鶯之子孫安佐在美國賓州涉嫌恐怖威脅，遭當地警察逮捕。而從目前的跡象顯示，似會朝向認罪協商，以儘速了結此事。只是認罪協商，是否必然，卻又與美國刑事司法的結構，息息相關。

依據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刑事被告雖有受陪審團及迅速審判的權利，但因開啟陪審程序，須耗費極大的司法資源，故在檢察官起訴後，被告若為有罪或不抗爭的答辯，法官即進入量刑程序，只有在無罪答辯時，才會進入陪審程序。至於會進入陪審程序的案件，比率相當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顯示在美國，大部分的案件，都會以認罪為終。

而被告會有罪答辯，必是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至於被告的動機，原因很簡單，就是想儘速終結案件，以免進入繁複的陪審程序，尤其於遭羈押的場合，為了獲得自由，更易與檢察官達成協議。故於此等情境，有無可能造成，無辜者為了避免遭判有罪，或犯重罪者，為了獲取較輕刑罰，致在違背真實與非自由意志下，致與檢方妥協呢？

為了避免如此的弊端，對於認罪協商的有效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早已確認，司法者非可照單全收。如認罪協商須基於被告的自願性，而非受到檢察官，以其地位優勢為強暴、脅迫而來。同時，為了防止被告在盲目下認罪，既要求被告須有律師協助，檢察官也應清楚告知，認罪等同放棄陪審團審理的憲法權利。故對被告的有罪答辯，若發現協商內容，嚴重偏離事實，或有違被告意願，甚或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達成，法院有權加以否決。

惟此種否定，畢竟是例外，雖不能說聊備一格，卻也不常被使用，最著名者，應是1930年代，訴追芝加哥黑手黨老大艾爾・卡朋（Al Capone）案。此案乃是以逃漏稅為訴追，檢方與之達成協議，以認輕罪繳錢了事，卻遭審判長否決。惟這畢竟是很少見之例子，故認罪協商遭濫用的問題，就一直存在。

以涉嫌恐怖威脅罪來說，於美國現今的反恐與反槍的氣氛下，無論是否為玩笑，執法機關都不可能等閒視之。尤其，若查有槍械、子彈等證據，到底僅是恐怖威脅，抑或已進入意圖謀殺（Attempted murder）的重罪（Felony）領域，就陷入模糊，也讓檢察官握有極大的籌碼。

雖然，於此類恐攻威脅的案例裡，常有被告主張心神喪失（mental illness）為抗辯，但在採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結構下，若以心神喪失為抗辯，所有鑑定及專家證人出庭的費用，都必須由主張者負擔，更遑論，這些複雜且專業的精神醫學術語，能否讓陪審員吸收，致又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也因此，為了免於檢方以重罪起訴，再加以陪審程序於時間與結果的不確定性，孫安佐選擇認罪，並於法庭上為有罪答辯，就屬必然。甚至若法院考量被告為外國人，而以服社會勞動或繳交罰金來替代監禁，並立即驅逐出境及限令數年內不得入美，也有不小的空間，也是辯護律師最想達成的協商結果。

而由於孫安佐的行為，於台灣，頂多涉及刑法第151條，法定刑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恐嚇公安罪，致不符合刑法第7條，即須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域外犯罪處罰之要件，故其回國，亦不會有後續的訴追，此案也就告一段落。只是一句玩笑話，卻帶來進入美國的限制，甚至被標籤，這門法治課的代價，實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