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頂文章📌 活動記錄：永社2023年轉型正義工作坊（活動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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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定罪與量刑程序應兩分　讓國民法官推動司法前進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ETtoday新聞雲／法律　2017.12.1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213/1071059.htm

司法院公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由於內容幾乎沿襲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是否已完全捨棄陪審制，尚待時間觀察。惟不管是陪審或參審制，除法官可否介入犯罪評議及平民可否參與量刑之差異外，卻有更多相似的審判結構。若果如此，則草案內容未將犯罪事實判斷與量刑程序加以分離，必成為嚴重的問題與缺漏。

於陪審制的場合，因陪審員只能決定犯罪有無，而在認定有罪之後，由法官為之量刑，就因此分工，致必然將犯罪事實判斷與量刑程序加以分離。而於採參審制之場合，國民法官與專職法官同列，也同擁有犯罪有無與量刑判斷之權限，但與陪審制相同，基於精密司法之要求，對於證明犯罪事實之根據，與量刑必須審酌的資料，於證據種類、證據能力與證明力的要求等等，乃有質與量上的差別，就不能將程序相混同，致也須採取程序兩分的審判模式。

而就由專職法官審理的我國來說，雖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89條，必須先就犯罪事實與法律，給予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為辯論後，審判長還得賦予當事人陳述科刑之意見，卻無強制規定此兩種程序的階段性區分。如此的結果，就必然產生一個矛盾，即在法官未能先行公開有罪與否的心證下，若被告為無罪答辯，則對科刑範圍有所陳述，不啻等同認罪；若不表達意見，恐又有遭重判之風險，致陷入矛盾，而嚴重侵害其不自證己罪權。沒想到，此種程序不分的規定，竟也被拷貝至《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中。

依據目前草案初稿內容，針對犯罪事實與法律的辯論，仍由當事人及辯護人進行辯論，之後則進行科刑辯論，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並無差異，只新增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可對科刑範圍表達意見，卻仍未區分犯罪事實判斷與量刑程序。如此的未區分，就可能使國民法官將犯罪事實判斷之依據與量刑資料相混淆，尤其若被告因不認罪，致不願提出與陳述科刑意見，則合議庭所能審酌的量刑依據，只能是檢察官所提供者，就使司法天秤嚴重傾斜。也因此，不僅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於其他案件，對於罪、刑判斷的兩分程序都有其必要。這也是為何，推動人民參與審判，可以成為司法改革火車頭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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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飄渺的《促轉條例》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2.13

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未來將於行政院下設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來為相關事務之推動與處理。依此看來，台灣將由對被害者的賠償、補償與回復名譽之低密度轉型，進入去除司法不法丶甚至是對加害者究責之高密度轉型階段。只是《促轉條例》，果真能達成此目的？

《促轉條例》所指的「威權統治期間」為1945年至1992年，即從二戰結束到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這裡會產生的疑問，即是為何未將時間往前推至日治時代？或許可以解釋理由，除時間久遠外，還涉及類如二戰時的慰安婦或受強制勞動等，日本戰爭責任之問題。這牽涉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現實，恐無法靠國內法為其解決。

至於以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即國會全面改選為斷點，亦有商榷之處。因對於威權體制、黨國不分、憲政秩序之破壞等等，果真能因一道終止命令或國會改選，即消失？如於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明明已宣告終止，卻於幾日後，仍發生調查員以犯內亂罪入大學校園拘提學生之情事（獨台案），其理由竟是組讀書會，研讀史明所著的台灣四百年史。又如過去的軍事審判權，乃被歸於統帥權之下，不僅無上訴權，判決亦須由司令核閱，如此充滿威權思想的審理結構，是造成類如江國慶冤罪的主因，卻要到1999年才轉型、2013年因洪仲丘案才消失。故《促轉條例》的威權統治期間，顯然忽略這些因素，以致於未來，還得對如軍中的轉型正義，另立特別法為解決，顯然有相當思慮不周之處。

再來，於《促轉條例》第5條第1項，對於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有關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象徵者，原則上應予移除或改名。惟會產生問題的是，此處的公共建築或場所，到底可以涵蓋的範圍有多廣？所謂中正紀念堂，固無庸論，但關於道路、學校等等，是否包括，恐因法條未為列舉，勢必產生疑問。又法條雖明文必須移除或改名，卻又附加以其他方式處置之用語，這就給予主管機關，得以此來為緩拆、緩改，甚至不拆、不改的極大裁量空間。

而為了平復威權統治時代，諸多殘害人權的不義判決，依據《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就排除《國家安全法》第9條，即對撤銷不義判決須依循難度極高的「再審」或「非常上訴」之規定，可直接向促轉委員會為其聲請。惟有疑問的是，得提出聲請平復司法不法者，依據條文所列，須是「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訴追或審判之刑事案件」。如此空泛且模糊的字眼，看似廣開救濟管道，卻可能流於促轉委員會的恣意。

甚且，這類不義判決的調查、審理與撤銷之權限，全委由促轉委員會行使，若有不服，也僅能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訴。這也代表，促轉委員會將身兼檢察官與第一審法官的職責，且在程序進行、證據採擇及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等等，於條例裡全然付之闕如下，就等同是「概括與空白授權」，致難免於權力之濫用，甚至是清算鬥爭之指摘。

此外，根據《促轉條例》第6條第2項，也賦予促轉委員會於平復司法不公時，若得以識別加害者，還可追究其責任。而因《促轉條例》所規範的威權統治期間，乃從1945至1992年，於當事者未必已經死亡下，則此處是否包括最嚴重的刑事究責，亦會產生問題，但看德國追究納粹的例子，至今猶在進行，我們的促轉條例也不算特別苛刻的了。

但是，這類屬於政府與結構性的犯罪，發生年代已經久遠，就得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且為了避免卸責，既須否定下層公務員以「服從命令」或「依法行政」來免責，對於上級官員，為了防止其以無下令、無參與來置身事外，更得明文，對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未為任何防制手段，即便視而不見、坐視不管，也難辭其咎。惟這些避免規避責任的措施與精神，卻未能於《促轉條例》中展現實踐，台灣的轉型正義就繼續處於有被害者、加害者仍模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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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2日 星期二

【記者會】1212模擬法庭徵演員，立委齊相挺

模擬法庭徵演員，立委齊相挺
時間：2017.12.12（二）10:00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101會議室


台灣陪審團協會繼去年舉辦模擬法庭後，明年將與永社（Taiwan Forever）一起於2018年3月24日至3月25日舉辦模擬法庭，這次在台北市民政局的協助下，將實際在士林、北投區發放5千份問卷，邀請民眾擔任的模擬法庭陪審團，依據法庭上檢、辯雙方的控訴，實際體驗擔任陪審員的感受，期望讓司法院看見一般民眾獨立判斷犯罪事實的能力！

有興趣朋友，敬請下載報名表報名。

#永社
#模擬法庭


【記者會直播影片】


【相關報導】
　自由時報／模擬法庭徵演員參與 體驗陪審團制度

　中央通訊社／推陪審制 民團明年將邀民眾辦模擬法庭

　蘋果即時／推廣陪審團制度　邀民眾模擬法庭陪審員

　聯合新聞網／模擬法庭徵演員 立委扮裝演出


更多詳情，請見台灣陪審團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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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促轉勿成道德宣示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2.1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58910

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為糾正威權統治時期的種種違反民主與人權的行為，邁入一大步。惟於規範內容極為粗糙下，就面臨難以實踐之危機。

促轉條例所指的威權統治期間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二年，即從二戰結束到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這裡會產生的疑問，即是為何未將時間往前到日治時代？或許可以解釋理由，除時間久遠外，還涉及類如二戰時的慰安婦或受強制勞動等，日本戰爭責任之問題。這牽涉複雜的國際關係與現實，恐無法靠國內法解決。

至於以動員戡亂終止後一年為斷點，亦有商榷之處。因對於威權體制、黨國不分、憲政秩序之破壞等等，果能因一道終止命令，即消失？如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動員戡亂時期明明已宣告終止，卻於幾日後，仍發生調查員以犯內亂罪入大學校園拘提學生之情事，其理由竟是組讀書會，研讀史明所著的台灣四百年史。又如過去的軍事審判權，乃被歸於統帥權之下，不僅無上訴權，判決亦須由司令核閱，如此充滿威權思想的審理結構，是造成類如江國慶冤罪的主因，卻要到一九九九年才轉型、二○一三年因洪仲丘案才消失。故促轉條例的威權統治期間，顯然忽略這些因素，以致未來，還得對如軍中的轉型正義，另立特別法為解決。

再來，於促轉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對於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有關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象徵者，原則上應予移除或改名。惟會生問題的是，此處的公共建築或場所，到底可以涵蓋範圍有多廣？所謂中正紀念堂，固無庸論，但關於道路、學校等等是否包括，恐因法條未為列舉，勢必產生疑問。又法條雖明文必須移除或改名，卻又附加以其他方式處置之用語，這就給予主管機關，得以此來為緩拆、緩改，甚至不拆、不改的極大裁量空間。

最可議者是，促轉條例第六條第一項，雖明文轉型正義必須包括平復司法不法及對加害者的追究。惟關於此等程序的進行與審理結構，或者對加害者如何究責，甚至有無時效，尤其是刑法追訴權是否排除等等，於條例中完全未規定。凡此種種，就使促轉條例陷入虛無縹緲之中，致等同是種道德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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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檢驗中信金與特偵組 ——國家究責「罰民不罰官」？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政治專文　2017.12.09

金管會調查，中信金控替「離職員工」的前副董事長辜仲諒墊付刑事案件保釋金，金額達9000多萬元，在內稽內控及法令遵循有嚴重缺失，宣布重罰一千萬元罰鍰。金管會根據特偵組發布新聞內容指出，在2003年到2007年間，所涉案件的資金是轉入辜仲諒等人掌握的帳戶。

因辜仲諒的金流問題，金管會對中信金究責開罰，甚值肯定。然而，當年特偵組教唆辜仲諒在扁案陳報不實的金流，卻未見特偵組檢察官被究責，國家究責不法不應有「罰民不罰官」的雙重標準。

自由時報報導，金管會重罰中信金控，指出金管會主動調查發現，中信金替前中信金控副董事長辜仲諒墊付刑事案件保釋金，金額高達9000多萬元；金管會認為，中信金在內稽內控及法令遵循有嚴重缺失，除重罰中信金控1000萬元，並停止中信金控總經理吳一揆6個月、中信金控法遵長金延華停職3個月。金管會依法行政，社會當予肯定。

但回顧同樣是辜仲諒的金流問題。2011年4月，台灣高等法院開庭審理紅火案，辜仲諒的委任律師當庭陳稱「希望返台後不被羈押，且案件由特偵組偵辦對他較友善，才請他們做不實陳報狀，並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三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明確指陳是依特偵組檢察官意見進行「偽證」，但特偵組卻對於檢察官越方如赴日訪辜仲諒所涉的「教唆偽證」，毫不避嫌，「自己簽結自己」，天下有這種事，難道自己會把自己起訴「教唆偽證」乎？由此例可見，當年辦扁的特偵組是「天組」，後來的也好不到那裡去，每況愈下，終於走向被廢末路。

然而，辜仲諒逃亡日本兩年，依照刑事訴訟法76條規定，「逃亡之虞」是羈押的法定要件，當年特偵組對扁案中相關涉案人還沒逃亡的，都聲押了，為什麼唯獨辜仲諒回台不被特偵組聲押？社會合理質疑特偵組與辜的交換條件是什麼？

如果辜仲諒的律師在法庭上證稱「依特偵組意見，改稱紅火獲利三億元多數用於沖銷先前送進扁家的現金缺口」，所言不是事實，則辜仲諒及其律師要自負「偽證罪」的刑責，當年的特偵組為什麼不敢辦偽證？從頭到尾沒人為偽證行為負責，符合法治原則？

以辜仲諒的金流檢驗中信金。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中信金為在職離職員工共墊付一億元保釋金，其中，辜姓離職員工、也就是辜仲諒，就撥付9260萬元；相關案件都是辜仲諒個人行為，中信金卻以辜是「因公」涉案，而墊付鉅額保釋金，顯然法遵觀念欠缺，內控制度有嚴重缺失。「這已經是中信金第五次發生類似案例，我會用零容忍態度面對！」中信金的公司治理，每次遇到該位大股東（辜仲諒）就轉彎，從過去的紅火案等，「我要求落實公司治理不打折，也不希望中信金還有下一次」。

政府本應公正執法，因為辜仲諒的金流問題，金管會依法裁罰中信金，而對當年特偵組檢察官涉嫌「教唆偽證」辜仲諒不實陳報三億元金流入扁家，監察院及檢察體系，卻未究責違法濫權的特偵組檢察官，將難以澄清社會對檢察官「官官相護」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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