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報／專欄 2017.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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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陪審制的國家，如英美，由於陪審員來自於一般大眾，且由其決定被告有罪、無罪，則在法官並未參與，評議僅是經由陪審員討論與表決下，自無所謂形式的判決書，就遑論有所謂判決理由存在。（圖片來源：民報取自維基百科／painted by John Morgan, uploaded to Wikipedia (en) by Swampyank／公有領域） |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10條，有罪判決書必須記載理由，若未記載或理由矛盾，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4款，乃屬判決絕對違法，而可以成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所以如此規定，除了在使判決應受大眾監督與檢驗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能讓被告知曉自己為何被判有罪、是否有受到公平審判之對待，並可指摘原審法院有何違法，而成為上訴救濟的重要基礎。故我國憲法雖未明文，但判決必須附理由，自也應成為訴訟權保障的重要內涵。
而就採陪審制的國家，如英美，由於陪審員來自於一般大眾，且由其決定被告有罪、無罪，則在法官並未參與，評議僅是經由陪審員討論與表決下，自無所謂形式的判決書，就遑論有所謂判決理由存在。而由於陪審團判決無罪後，基於雙重訴追禁止，檢察官不能上訴，案件就此終結，問題不大，但若為有罪判決，由於被告無從得知判決理由，就僅能針對程序有無違法來提起上訴。依此而論，我國若沿襲此制，就必然會碰觸到被告公平審判與上訴權遭侵害的紅線，司法院長的疑慮，似非毫無道理。
惟必須注意的是，關於陪審與參審，是否真的那麼涇渭兩分，實有相當疑問（可參閱筆者民報專欄文章：採陪審或參審制的迷思）。又即便採取所謂參審制的國家者，如法國的重罪參審，其評議結果，並無須附理由。故若要說判決不附理由違憲，恐不只是陪審，參審亦會有此疑問。
也因此，必須思考的問題是，不管陪審或參審，只要評議結果不附理由，真的必然違憲嗎？這可以比利時的制度來說明，因於重罪、政治或言論犯罪，其憲法明文應受陪審團審判。不過，該國的陪審團雖亦由12位平民組成，卻有三位法官加入，而關於有罪、無罪評議，法官不能參與，若有罪、無罪票數相當，就得為無罪判決，但若有罪僅七人，就得有至少兩位法官認同，才能判被告有罪。而一旦做出有罪評議，就由法官與平民一起進行量刑。這可以說是陪審、參審融合的顯例。
而因有罪、無罪，基本上是由平民來評議，一旦判決有罪，自無須附理由，也有人因此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救濟，甚且於2009年TAXQUET v. BELGIUM一案中，做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即侵害被告公平審判權的判決，這或許可成為我司法院長所指違憲的最有力基石。
惟觀此判決之理由，重點並非在有無形式判決書存在，而是被告有無可能在審判過程中，清楚知悉自己被判有罪之理由。因就比利時的陪審制度來說，於陪審員進入評議前，審判長必須列出構成犯罪理由的問題，在給予雙方當事人提出修改或附加後，提供給陪審團進行評議與回答，這與英美陪審制，審判長僅能為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罪疑惟輕等的教示，有很大不同，卻常見於歐陸的陪審或參審制中。而在TAXQUET案裡，審判長雖列有三十二個問題，但因此案共犯有八人，但與被告有關者僅有四題，且所提問者，要非空泛、即是模糊，根本無從使陪審員能清楚回答，並為理性判斷。
故歐洲人權法院於本案判決被告勝訴，實非在指責陪審或參審判決不附理由之點，而是被告能否從程序中知悉自己被判有罪之理由，並可據以為上訴。這也代表，若審判長能在程序進行，尤其是評議前，提出更清楚、更細緻與更具體的問題給陪審員，並能讓當事人就此表示意見，最終即便只是yes或no的回答，亦無違反公平審判原則。如此的見解，事實上，一直是歐洲人權法院的態度，也因此，同樣是由比利時人所提出相類似案件，並於2016年做出的LHERMITTE v. BELGIUM判決，就以被告已能清楚從程序過程中知曉自己被判有罪之理由，判決被告敗訴。
總之，以判決不附理由來否定陪審的合憲性，實未解於人民參與制度，因時、空不同所產生的多樣與多變性，更過度簡化了問題的思考，致可能喪失改革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