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恐攻的幾個脈絡爬梳

王思為（永社理事、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民報／專欄　2015.11.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53c8696-5e62-48aa-9bcb-83ad5ac56a67

（圖片來源：民報／取材於網路）

法國巴黎日前夜間發生連環恐怖攻擊，導致上百名民眾不幸罹難，三百多名民眾受傷，總統歐蘭德在當晚緊急召開的部長會議後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除了關閉邊境及宵禁等緊急措施之外，接下來的三天也列為全國國殤日。這次被形容為法國版九一一事件的恐怖攻擊行動造成法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人員死傷，世人除了感到震驚、悲憤與不捨之外，對於這次的慘劇又有哪些是值得關注的部分？我們又應該從那些脈絡之中去解讀這次的事件？

伊斯蘭國正式對外宣稱此次事件是由他們所策動，歐蘭德也在第一時間宣布這是一場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並表示法國也將會毫不留情地對抗野蠻暴行（la France sera impitoyable à l’égard des barbares）。在如此的新聞資訊呈現底下，閱聽大眾的認識很容易立即就陷入了伊斯蘭國跟法國政府之間的冤冤相報，有人認為這件事情純粹是法國介入敘利亞內戰而惹禍上身（很不幸地，這種說法卻是與法國陣線Front Nationale這個極右派陣營的語言相互應和），或者另外有人指出這就是西方霸權主義為此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但無奈的是就現實政治而論，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不可能沒有霸權，從Pax Romana[羅馬和平]到Pax Americana[美利堅和平]，人類的和平向來都是依附著霸權而存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烏托邦式的人類和平）；然而在檢視上述說法之前，我們必須先將一些歷史背景稍作爬梳，才不至於在許多的臆測上憑著個人的想當然爾而驟下斷言或定論。

事實上，這並非法國首度遭受恐怖攻擊。在法國境內的恐怖主義無論是由極右派、極左派，或是分離主義者，抑或是九○年代阿爾及利亞內戰時所挑起的恐怖攻擊事件，在法國近代史上都各自占有其一席之地，每個時期的恐怖行動也分別代表著不同階段的意義。還記得1995年7月25日在巴黎市中心聖米榭爾（St. Michel）車站RER通勤電車B線所發生的爆炸案，總共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傷的恐怖事件是由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武裝團體（Groupe islamique armé algérien）所犯下的。隔年，1996年12月3日，同個組織又在同一條通勤電車線上的皇家港（Port-Royal）車站軌道上引爆炸彈，釀成4死91傷的慘劇。這一系列的恐怖行動，讓法國當局繃緊神經，全面實施公共場所的進出安檢，就連學生到學校上課也不例外；甚至將街道上的垃圾桶全數封閉，以避免有心人士在裏面放置炸彈（這也是現在巴黎街上所看到的「垃圾桶」都被透明綠色塑膠袋所取代的原因）。換言之，法國所面對的恐怖行動威脅，並不是近幾年才突然迸出來的新興現象，而是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跟諸多恐怖組織有過頻繁交手的經驗。只不過以往恐怖組織的訴求大抵具有確切的政治性目的，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恐怖組織則儼然化身為宗教極端勢力的代言人；尤其拜科技進步之賜，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產生十倍速的質變，從基地組織到伊斯蘭國，一個比一個還要極端、一個比一個還要兇殘，它們如同伊波拉病毒一樣四處流竄、肆虐無度。對付這些持續變種、病態的恐怖主義，老實講，就像防疫工作一樣，各國政府除了亟力圍剿以外也無計可施。

至於為什麼他們要選擇法國作為攻擊目標？伊斯蘭極端份子認為法國一直是個殖民帝國，不但在國際上與以色列友好，並且持續軍售給那些信仰不忠的波斯灣及中東的貪污國家。此外，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一條明定：「法國是一個不可分割、政教分離、民主與社會的共和國（La France est une République indivisible, laï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這又讓標榜為了阿拉真主而戰的狂熱份子看了怒火中燒，認為法國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反伊斯蘭的天主教傳統國家。加上法國的能見度與歐陸地緣之便，在巴黎這個世界之都犯案，所達成的國際宣傳效果絕對是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ISIS在巴黎所發動的無差別殺人攻擊，目的絕非是為了要保護法國境內數百萬的穆斯林，也不只是因為敘利亞被法國轟炸而報復（俄羅斯一樣有派出軍機前往敘利亞進行轟炸，為何沒有成爲恐攻目標？）它日前的行動其實是彙集多方綜效的評量結果。假使今天大家在檢討此次事件時落入了所謂法國外來移民這個種族問題的陷阱框架裏面，誤把社會融合的複雜問題過度簡化成種族與宗教歧視的差別待遇，進而將外來移民跟恐怖主義之間要引導出某種關聯性，這恰好落入了極右派所大力鼓吹的排外邏輯。兩種極端主義不約而同地在此相遇，這豈不是一件極度諷刺的事情嗎？

此外，特別要知道的是，這次恐怖分子之所以選定Bataclan音樂廳當成攻擊目標，主要就是因為該場地的所有權人是猶太家族，這與基地組織份子在今年一月下手對查理周刊進行恐怖攻擊之後，其中一名嫌犯遭法國當局追捕時逃入猶太超商挾持人質的選定目標是一致的，也就是鎖定猶太社群作為攻擊的對象。這個有意識的目標選定，很顯然不是法國的問題，而是宗教與政治上的複雜情節，某種程度上也跟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問題互相糾纏在一起。當然，那又是另一段說不完的故事。

至於以宗教為名的極端主義及狂熱恐怖份子，本質上就是希望透過恐懼來解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擊垮人們對於人性的信念，進而瓦解社會的正常功能。唯有愛與信心才能夠戰勝恐怖攻擊之後所留下的創傷，也唯有愛與信心才能讓恐怖主義的威脅失效。正如法國人在慘劇過後立即以「我是巴黎」（Je suis Paris，巴黎同時也是法文人名）的推特發文支持那些傷亡者及其家庭，現在則出現了「我在露天咖啡座」（Je suis en terrasse）嘲諷恐怖份子沒能將他們打倒，法國人依然喜愛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與風格。是的，法國還在，法國並沒有被恐怖份子擊倒，法國人也不會因為恐怖行動而被分化。這樣子對於生命熱愛的法國，或許才是我們應該要理解的法國。

法院認證的「白賊義」與「政治垃圾」？

李彥賦（作者現任永社公關委員會副主委）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11.19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33583

針對民進黨提名的副總統擬參選人陳建仁所涉論文爭議，邱毅連續兩天在國民黨立院黨團開記者會，拿著當初陳建仁以誹謗罪自訴中國時報編輯群的法院一審敗訴判決，大喊「法院認證抄襲的事實存在」。邱毅此舉根本就是魚目混珠，重演「指花為蕉」、「拿雨量分布圖當通聯紀錄」的低級笑話。

設身處地而論，作家九把刀曾在臉書上批評前立委邱毅是「政治垃圾」、「王八蛋」和「冷血」，經邱毅提告後，高等法院在今年二月三日判決九把刀無罪定讞，難道我們就可以說邱毅就是經過兩個審級法院認證的「政治垃圾」跟「王八蛋」嗎？

事實上，妨害名譽的刑事案件，不會因為被告被判決無罪，就能夠直接推論被告所講的內容就是經過法院認證的事實。在陳建仁自訴案中，法院確實也只有針對被告是否成立誹謗罪進行判斷，也就是說，法院只有判定中國時報社論的評論內容是否有所憑據，以及該篇社論是否有誹謗陳建仁的真實惡意。最後法院判決陳建仁敗訴的原因，也確實是因為無法判定中國時報方面有損害陳建仁名譽的惡意，因此推定該篇社論只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進行合理評論，基此作出被告無罪的判決。也就是說，法院完全沒有針對該篇論文是否抄襲進行認定！

再舉另外一例，如果邱毅的邏輯成立，二○○二年十一月間，某市議員參選人以「『空嘴薄舌』的政客『白賊義』」形容現任副總統吳敦義，高雄地方法院也認為這樣的評論屬於可受公評之事，難道吳敦義副總統也算是法院認證的「白賊義」嗎？

護照禁貼台灣國貼紙？ 外交部違憲並自我矛盾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11.18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33272

「台灣國護照貼紙」推出6種款式的貼紙。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擷取自「台灣國護照貼紙」）

外交部日前提出「護照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新增「不得擅自增刪塗改或加蓋圖戳，指不得在護照封面、封底及內頁影響護照原狀」，以禁止國人在護照封面貼上台灣國圖文，但外交部以行政命令位階的「施行細則」，對人民增加母法所無的限制，已然違憲。

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惟其內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也就是說，行政機關不得擅自修改行政命令，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現行護照條例第五條規定，僅限制護照持有人不能在「只有權責機關才能增刪塗改或加蓋圖戳的地方」，擅自增刪塗改或加蓋圖戳，但並未明文限制人民在護照封面加上貼紙，惟外交部卻以較低位階的「施行細則」，對人民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侵害人民貼上台灣圖文貼紙之言論自由，牴觸大法官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意旨，外交部顯然違憲。

再者，外交部禁台灣國貼紙的政策不只違憲，邏輯還自我矛盾，去年「越南排華反中暴動」，外交部印製「我是台灣人」的識別貼紙，避免越南無法分辨中國與台灣，而殃及台灣人。同樣是方便國際辨別，外交部能印製「我是台灣人」貼紙，卻不容台灣人在護照上貼「台灣國」貼紙，外交部於法於理都說不過去！

馬習會，美國知、台灣人不知？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11.1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510948

聽、要用耳聽；說、要用嘴說，馬英九先生，你一次次的衝撞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主；跟習先生會面時，總統這個職稱也能捨棄，你叫人民乃至全世界如何理解？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叢昌瑾攝）

媒體報導馬政府太晚通知馬習會一事，連美方都深感不滿，而馬英九在今（16）日上午還特地回應表示「我方有提早5天通知，絕不會看報才知道」，黑箱馬習會的結果是美國知道，台灣人不知？

回顧去年318學運，人民對於馬政府與中國的黑箱服貿協議大感不滿而走上街頭，當時馬政府的論調就是「已經開了16場公聽會怎麼會黑箱」，但問題在於，馬政府連產業影響評估都草率帶過，這樣的公聽會有什麼意義？

在國民主權與權力分立原則的要求下，人民知的權利必須受到保障，而行政機關在未經人民授權下，不得以「不透明的密室程序」與中國政府簽訂任何協定；在促進民主參與的思維下，為了增進人民對我國與中國協定的信賴與監督，並促使台灣與中國簽署協定時能確實納入相關利害關係團體、產業與公民團體之意見、避免黑箱作業，就連協商前的締結計畫，民間團體也認為應該先向立法院報告。

但馬英九卻執迷不悟，連自己在選前承諾過的「不跟大陸領導人見面」都可以硬拗成「不去大陸跟領導人見面」，甚至在行前5天才在「媒體曝光」的不得已狀況下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被迫承認，到了馬習會當天還加碼「一中不各表」，回台後還硬要進立院讓立委背書，被拒絕後還硬是要開一場「個人秀」的報備記者會，毫不遵循民主程序的態度，不只是美國，全球民主國家恐怕都難以理解！

勿陷入科學鑑定的迷思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民報／專欄　2015.11.1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accb3b5-8b7a-4df5-ae07-62b6bbc27d35

（圖片來源：民報／中央社資料照）

懸宕近19年的彭婉如案，傳出檢警已鎖定一名酒駕慣犯，並已經指紋鑑定比對有部分符合，此案似乎露出了曙光。現代的鑑定技術，雖比起案發當時，已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否真能讓彭案水落石出，卻也有其難度。

彭婉如命案乃發生於1996年11月30日，由於刑法在2006年7月1日之前，諸如殺人此等重罪的追訴權時效為二十年（現為三十年），為了避免罹於時效，檢警機關似得趕在明年，將此冷案調查清楚。惟須釐清的是，檢警機關雖一直無法特定犯罪嫌疑人，但隨著犯罪資料庫的建立與辦案科技的提升，執法機關就持續偵查與追縱，則在無訴追怠惰的情況下，追訴權時效實應停止進行，故即便過了二十年，檢察官亦不得以時效經過為由，來為不起訴處分。而從此時效爭議，卻讓人思考，我國是否該學習先進國家之作法，將殺人之類的重罪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

惟追訴權時效的停止進行，卻不代表偵查機關可以慢慢來，而是得妥善運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來找尋任何可能的線索。而目前，講到識別被告與犯罪人同一的鑑識技術，首推DNA鑑定。惟此種鑑定要有準確性乃取決於幾個重要的前提，即在案發現場，是否已採集到犯罪者的皮膚、體液等，足以供檢定的樣本，又此等樣本是否被污染、是否被完整保存到現在等。在這其中，只要有一環節出現閃失，就會在法庭上被質疑。尤其在彭婉如命案所發生的1990年代中期，關於現場保全、證據保存等的觀念與技術，畢竟不如現在，故就算DNA鑑定已可達於百分之九十九的準確率，也會因樣本受污染或者未能妥善保存等等因素，致無用武之地。

再以指紋鑑定來說，雖然現場採驗指紋的技術突飛猛進，亦運用電腦為比對，其準確性看似極高，而可為判定是否同一的重要依據。惟在彭案發生當時，所採集的指紋是否完整，致可為比對之樣本，實就會有很大的疑問。又指紋比對，乃以每個人不同且不會改變為基礎，惟此等立論從未得到證實，致僅能算是種假說。而就算此等假說為真，但關於比對指紋，要有多少特徵點相符，才能將出錯的機率降至最低，卻難有客觀的標準。如以我國採取的十二個特徵點比對來說，若有八點、十點，甚至十二點相符，難道就可判定是屬同一人嗎？更值注意的是，不管電腦科技如何之進步，最終還是得靠自然人為比對，這就很難避免人性本然的主觀與偏見。

又如藉由測謊鑑定來找尋真實，亦有相當之疑問。因對於測謊有效性的質疑，乃來自於其是否有客觀性，尤其是施測者的專業與否、儀器運作是否合於標準、施測環境正常與否等等，皆會影響受測的結果。又在人的生理狀況皆不同下，如何能有一致性的判定基準，更讓人產生懷疑。

即便對測謊鑑定有不少的質疑，且目前刑事訴訟法亦無相關規範，但我國司法實務卻不排除此種證據方法，卻也要求，施測者須受有良好的專業訓練與經驗、施測機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施測環境須排除干擾及受測者的身心及意識屬正常的情況下，因此所得的測謊結果，始能提出於法庭為證據。同時，為使相對人保持心神穩定的狀態，施測者不僅應告知得拒絕的權利與測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更得先檢視被告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受測。凡此要求，正突顯出，在受迫情況下所為的測謊，不僅侵害被告的防禦權，其取得的結果必也失真。又現行施測，往往是在檢方認為被告不認罪或供述反覆時為之，再加以施測者須先瞭解案情，而可能接觸到對被告不利的證據下，則在測謊前，施測者即可能存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如此的測謊結果，實更令人感到懷疑。

總之，若過度執著於此等科學鑑定，往往就有走向誤判的危機。也因此，檢警機關在面對彭案調查時，就須審慎以對，更勿陷入科學萬能的迷思。

永社「地方自治改革」座談會

　　針對近日「監察院彈劾」及「公懲會懲戒」台南市長賴清德等案，永社擬於11月15日上午發起一場「地方自治改革座談會」，邀請各界學者專家及台南市政府之代表，討論其中之憲法、地方自治法、監察法乃至於刑法等議題。

敬請報名：http://goo.gl/forms/GpIFnguCrr

時間：11/15　09:15-11:45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A室（台北市濟南路1段2-1號）
主辦單位：永社

主持人：陳耀祥 /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永社副理事長

與談人：吳景欽 /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美伶 / 臺南市政府秘書長
　　　　黃帝穎 / 律師
　　　　羅承宗 / 南臺科大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序）

時間分配：主持人15分鐘、與談人每人25分鐘、綜合討論約35分鐘。

報名頁面：http://goo.gl/forms/GpIFnguCrr
活動頁面：www.facebook.com/events/552819094875565

警察，你錯了！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法律系及研究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11.1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31423

7日凌晨民間團體徹夜抗議馬習會。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王冠仁攝）

不管有無記者證 公民記者當然有採訪自由

十一月七日凌晨，有公民記者以手機直播抗議馬總統赴馬習會之動作，卻遭警察以假記者身分逮捕。如此的作法，實是對新聞採訪自由的嚴重戕害。

在大法官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裡，肯認了記者跟追行為屬採訪自由的一部分，並以不侵害他人隱私或自由權為界限。更值關注的是，大法官對於新聞自由保障的對象，不僅是在新聞機構服務的記者，更包含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新聞採訪之行為，即所謂公民記者。甚而在此號解釋裡，更將觸角延伸至一般人。

也就是說，在一個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有人基於公益理由，拿起手機拍攝且直播於網路之上，即便未有記者證，亦未有採訪經驗，只要不具有對他人隱私權的侵害，亦屬於新聞自由所保障的範圍。也因此，警察若以假記者來限制抗議現場的採訪行為，顯已有違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就算撇開採訪自由不談，並將公民記者當成是抗議的參與者，但警察的逮捕行為，也須以成立犯罪為前提。雖然依據集會遊行法第二十九條，對於未經許可的集會遊行，經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針對緊急性、偶發性的室外集會遊行，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七一八號解釋，必須排除於事前須為申請許可之範疇。而雖然立法院並未遵從此號解釋，在今年一月一日前完成修法，但如此的立法懈怠，卻無妨礙此等集會遊行無須事前申請許可的現實效力。

也因此，針對馬總統欲前往新加坡參加馬習會的抗議行為，自無得警察機關允准之必要。故除非抗議者有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而為所謂現行犯，否則，警察限制公民記者行動之自由，反可能涉及刑法的私行拘禁或強制罪。

再進一步言，就算抗議群眾的行為，已有達於刑事不法之程度，但公民記者既無犯意聯絡、亦無行為分擔，更無任何法律要求人民有立即逮捕人犯之義務下，從旁採訪的行為，也不會有任何觸法之虞。則警察若加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而沒入相關設備之舉措，或許展現了對領導者的效忠與貼心，卻暴露出欠缺法治與人權保障的一面。

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夢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法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論　2015.11.10
http://www.peoplenews.tw/news/1c15eaa2-5af5-4316-9e66-b1bf5fd371d8

綜觀整個馬習會，台灣人民看不到正常國際外交場合裡基於彼此國家利益而生的對抗交鋒，在一團和氣、杯光交影下，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似乎又加大馬力，往西岸駛去。
（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片，記者何豪毅攝）

備受國際關注的「馬習會」已於上週末落幕，但其引發的政治餘震依舊延續至今。馬英九、習近平雙方言辭裡玄機處處，遺憾的是，以電視媒體為首的台灣主流傳媒偏好追逐表象畫面，而殆於秉持新聞專業深入剖析箇中意涵。

馬習會裡，筆者認為最值得矚目的互動，當是在「民族復興」這部份。析言之，在開場發言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堅持九二共識，走正確方向，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享民族復興榮景」等語作為期許。至於在我國總統馬英九開場發言裡，其對應發言則回應「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云云。在此一來一往之間，「中華民族」似成了馬習會上台灣海峽兩岸間共同語言，媒體亦如此下標。

站在中國立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點本來就是2012年以後戮力奉行的國家總目標，中國各主要城市街頭，各種精神標語舉目遍佈。其基本內涵則強調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主張全體中華兒女要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以習近平在此中國共產黨既定路線上，對台灣重申「中華民族復興」概念，這點乃是1979年中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一脈相承的論調，毫不令人陌生。站在台灣立場，面對中國大打「民族牌」的溫情軟調攻勢，代表我國出席的總統先生理應戒慎恐懼，巧妙運用我國優勢打「民權牌」以為抗衡，並強調自由與民主乃台灣堅信不渝的核心基本價值，順而主張兩岸交往應在確保彼此公民政治權利上進行良性互動。換言之，作為我國民選總統，馬英九本應善用我國自由、民主及人權優勢「以己之強，攻敵之弱」，在大國強權面前不卑不亢地捍衛小國尊嚴。

讓人百思莫解的是，美國哈佛法學博士出身的民選總統馬英九，對於台灣民主優勢居然置諸腦後、隻字未提。只拋出一句隱晦的「雙方都應該重視人民所珍惜的價值與生活方式」聊以交待。總的來說，馬總統不但附和中國共產黨以中華民族為基底構築的中國夢，甚至還加碼演出，除了主動提及「一個中國（One China）」原則外，更濫用「炎黃子孫」這個政治杜撰詞彙（參見敏洪奎：炎黃子孫？中華民族？），蠻橫侵犯了台灣原住民族乃至新移民的人格尊嚴。莫怪台大法律學院國際法教授姜皇池以「本該是臺灣守門員，卻轉成中國攻擊手」一語嚴詞批判馬總統在馬習會裡的弔詭表現。綜觀整個馬習會，台灣人民看不到正常國際外交場合裡基於彼此國家利益而生的對抗交鋒，在一團和氣、杯光交影下，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似乎又加大馬力，往西岸駛去。

選前 One Taiwan，選後 One China。這是中國國民黨政權這些年在台灣賴以維繫政權存續的基本兩面手法。「1.0版馬英九」如此，「2.0版馬英九」亦然。平心而論，這點不讓人意外。我們不妨再次溫習當前台灣政治局勢：目前手握台灣中央執政權的政黨名稱其實並非「國民黨」，而是「中國國民黨」，英文直譯為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既然如此，「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懷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何錯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