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圈選制 讓社會對司法失去信任

黃帝穎律師（作者為律師、律師公會全聯會社會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永社理事）

法操FOLLAW　2015.07.22
http://www.follaw.tw/court/pointview/7878/
(另有自由時報連結：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412402 ）

檢察官蔡啟文（中）認為法務部長羅瑩雪對主任檢察官的「圈選權」，違反法官法的授權，因此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劉信德攝）

兼任法務部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的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蔡啟文，認為法務部長羅瑩雪對主任檢察官的「圈選權」，違反法官法的授權，因此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蔡啟文檢察官說，因為看不慣太陽花學運時，帶頭衝行政院的魏揚遭「政治聲押」，才出來選檢審委員。而蔡檢察官質疑的圈選制度與政治聲押問題，正道出社會長久來對檢察體系不信任的問題根源。

一、法務部長圈選主任檢察官，逾越法官法授權

依據法官法第9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關於主任檢察官的人事任命，由檢審會提出與缺額相同人數的名單，交由法務部長「核定」，部長若有意見，應將意見告知檢審會，並作成紀錄，依法再由檢審會重新提出名單。

但實務上，法務部依「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4條第2項，擅自訂定授權母法所無之任免程序，由檢審會提出一．五倍名單供部長圈選，形同讓法務部長有「圈選權」，逾越法官法第90條的授權。

法務部之所以用內部規則，賦予部長法律所無的「圈選權」，最大的可能在掌控檢察體系，讓政治力有更多介入檢察體系的空間，法務部長可以透過對主任檢察官的圈選權，掌控檢察官人事，一旦檢察官聽命於法務部長，法務部長又聽命於總統，就等於總統可以間接控制檢察體系，因此總統可以在檢察體系貫徹個人政治意志。但此種違法的法務部長「圈選權」，只會讓社會質疑個案遭政治干預，故而更加不信任檢察官。

二、北檢政治聲押魏揚，蔡檢質疑符合社會通念

蔡啟文檢察官認為北檢對魏揚的聲押，是「政治聲押」，法務部隨即發新聞稿反擊，痛批蔡檢「毫無證據、不明究理」，但蔡檢認為北檢政治聲押魏揚，符合社會普遍認知。

2014年3月學運期間，馬總統在3月23日召開「中外記者會」，公開定調學生違法，不具偵辦權限的馬總統對國際媒體指責學生「以違反法律的方式，佔領立法院議場」，北檢隔日逮捕魏揚後，即採取與馬總統相同的強硬立場，就算學生只是涉犯輕罪，且罪證不足、無羈押必要，北檢仍無視「刑事訴訟法」的羈押要件，以「濫權聲押」向馬總統表態。

尤其甚者，馬總統在接見前AIT理事主席卜睿哲時，針對學運進行批判，馬說學生從3月18日起占領立院，3月23日也有部分學生與群眾，還攻占行政院約9個多小時，破壞門窗、闖入辦公室，警方當然只能依法強力驅離，警民都有受到輕傷。馬還強硬表示，對毀損公物、強佔公署、妨礙公務的行為，一定依法處理。馬總統公開定義學生違法，甚至不惜拿出戒嚴時代、現已廢除的法令「強佔公署罪」，指摘學生犯罪，馬總統對學運的政治力道，不言可喻。

無獨有偶，無權干預個案的法務部長羅瑩雪，在去年4月7日到新北地檢署進行業務視察時，公開嗆聲太陽花學運，指控學生這些不法行為不能視而不見，羅部長甚至說「學生跟暴民並不是不同的分類，暴民不暴民是看他的行動。學生或是黑道，那是他現在的身分，法律是處罰行為，不是處罰身分」，顯見不具個案偵辦權限的馬總統與羅瑩雪，已公開對學運定調為「違法、暴民」。

因此，北檢檢察官就算沒有證據，也要認定魏揚涉犯聚眾妨害公務、妨害公務執行及職務強制、煽惑、毀損、侵入住宅等罪，且有串證之虞為由，而濫權聲請羈押。

但稍有刑事訴訟經驗者皆知，北檢指控魏揚妨害公務等罪名都不是重罪，且證據顯示魏揚並非策劃者，事前也不知情群眾要攻入行政院，而是透過通訊得知活動，臨時趕到行政院，因有社運經驗而在場主持，希望以非暴力抗爭方式進行活動，如此案件在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聲押，但北檢卻濫權聲押魏揚，唯一合理的解釋，也只有「政治因素」。

綜上，北檢若回歸刑訴法，拒絕政治力干預，依法就不會聲押魏揚，蔡啟文檢察官質疑的主任檢察官圈選制度與政治聲押問題，正點出社會對檢察體系不信任的問題根源。

酒駕連坐不可行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5.08.1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815/36723280

台北市政府正研擬酒駕連坐處罰及於監獄試辦酒精戒斷治療，以防止酒駕傷亡一再發生。如此的措施，是否能帶來實際的防治效果，不得而知，卻得面臨適法性的挑戰。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2項，針對違反地方自治之行政事務者，地方行政機關得制訂處以行政罰之法規，若處罰鍰，則以10萬元為最高額度，故北市府對酒駕的同車乘客，自可因此訂定懲罰的依據。只是對於此種處罰規定，因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若無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或市議會通過的條例為授權，市政府也不能擅自制訂連坐處罰條款，否則，就違反《憲法》第23條的法律保留原則。

而就算北市府得到法律或條例的授權，致可訂定連坐處罰的法規，惟與酒駕者同車之乘客，或有未能勸阻酒駕之情事，但此等不作為是否該被法律歸責，致打破處罰止於一身之原則，實有相當之疑問。

無限延伸顯得荒謬
退一步言，即便認為同車者該負起連帶責任，則基於相同事務該為相同處理之理，是否也該將處罰對象，及於賣酒與勸酒者？若無限延伸此等原只該屬於道德義務的連帶責任，恐就該將酒品列為違禁物，致顯得荒謬。

至於對酒駕再犯者採取入監戒酒之作法，是否就較有正當性呢？根據《刑法》第89條第1項，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故對於酒駕再犯者的戒斷治療，似可以此為依。

只是對被告施以禁戒與否，乃須由法院於具體個案為衡量，尤其酒駕再犯者，是否皆能合致於所謂酗酒成癮，實有相當大的疑問。若法官認定無法該當此要件，致未宣告禁戒處分，執行刑罰的機關，自也不能逾越權限，致為酒精戒斷治療。而就算法院宣告對被告施以禁戒，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條第1項，關於保安處分的執行處所，必須與監獄有所區隔。也因此，選擇以監獄來為酒精戒斷治療之處所，實已把刑罰與保安處分的功能完全混淆，更嚴重違反法律的強制規定。

法律正當性遭質疑
這幾年，因受到酒駕者必須嚴懲的社會氣氛所影響，不僅立法者將刑罰加重，檢察官、法官對於酒駕，尤其是再犯者，也越來越不敢動用緩起訴、緩刑等的對待。

如此的結果，並未讓酒駕者減少，卻有違輕罪應為轉向處遇的刑罰目的，更加劇監獄人口的爆炸。而如今，主事者又想以連坐處罰與獄內酒精戒治等措施來解決酒駕問題，不僅是急就章的治標之道，更留有法律正當性的質疑。

日本的慰安婦訴訟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8.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79f7602-caf9-4412-a7c5-26fee1cc6c6b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圖片來源：民報合成）

日本首相安倍將在8月14日，發表戰後七十週年的談話，其仍會延續之前，村山與小泉首相於五十與六十週年的謝罪聲明。只是不管安倍談話內容為何，一個不得不讓人面對的事實是，對於日本的戰爭責任，如慰安婦的求償訴訟，目前仍無任何勝訴確定之紀錄。

由於慰安婦問題，乃涉及國家部隊集體性暴力的國際犯罪，所以從1991年開始，來自韓、中、台、菲等國的婦女，即相繼向日本法院，提起謝罪與賠償的訴訟。而此等訴訟，首要的爭執，即在於舊日本政府所處的角色與地位。因在當時，所謂慰安所，雖位於部隊駐紮區域內，卻多由民間業者，以類似公娼制度的方式為經營。故即便慰安所的設置、管理、維持等，皆由軍隊負責，仍可將拐騙、強制、虐待慰安婦等等之行徑，推卸給私人經營者。此種論述，可從今年三月，安倍於眾議院接受質詢時稱：「慰安婦乃是人口販賣的犧牲品」，看出一些端倪。惟這種將部隊與經營者的責任相互切割，恐只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卻成為日本法院難以歸責的立論基礎與盲點。

而就算承認日本軍隊必須對慰安婦負起責任，卻又得面臨法律技術層面的挑戰。因日本法院普遍否認，個人可成為國際法上的求償主體，則慰安婦能否具有原告的適格，就會產生疑問。更麻煩的是，於舊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裡，基於天皇不能為錯之理，並無國家賠償法的制訂，自也無國賠責任的存在，而僅能藉由民事侵權行為來求償。只是依據日本民法第724條後段，對於不法行為的損賠請求權時效為二十年，則所有慰安婦的請求，實已逾越時效，故也無法主張任何的權利。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就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惟值注意的是，在眾多的敗訴判決裡，於1998年，由山口地方法院所做出的關釜裁判中，卻相當例外的判決原告勝訴。此判決最主要認為，根據國家同一性之理，現在的日本政府自然必須承繼舊政府的責任，因此富有謝罪與賠償之責。只是此等義務，必須藉由立法來實現，則在立法不作為的情況下，國家自該負起賠償責任。由於此判決肯定了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對慰安婦的賠償等問題負起作為義務，則在國會應作為而不作為下，原告請求自然成立。惟此等稍微符合現代人權觀念的判決，最後還是遭上級法院廢棄，致僅具有曇花一現的作用。

在1970年代，電影「望鄉」，即相當寫實的描述日本軍妓的不人道待遇，而在此片的結尾，當女記者找到這些軍妓所埋葬的南洋叢林時，驚訝發現，所有墓碑皆背對著日本，似乎默默的在對祖國發出最無奈，也最淒涼，更是最悲哀的呼喊與抗議。相對而言，其他非屬日本籍的慰安婦，即便身心已經遭受極大且難以回覆的創傷，卻仍秉持一種堅持及勇氣，飄洋過海來到日本提起訴訟，以藉由法院來要求一句道歉的期待，只是在法院的保守性格以及種種訴訟的本質缺陷下，肯定也將抱憾而終。

賄選官司 法官迴避到何時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601

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針對其當選無效之訴，第三度向法院聲請法官迴避，是否在拖延訴訟，實已不言可喻。而在台南市議長一職，引起如此大的府會爭執下，要依據法定程序令其去職，卻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從去年底開始，台南地檢署即針對台南市議會議長的賄選案進行偵查，並於今年起訴。而現行的地方制度法，並無特別針對地方議會議長，在如何的情況該被解職或停職的規定，故關於議長涉及刑事案件的去留問題，就只能根據議員的解除職務規定。

惟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議員因涉及犯罪，僅限於判決有期徒刑確定，才能因此被解職。尤其是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條第一項，關於議長投票行賄罪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而屬於刑事訴訟法第三七六條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也因此，李全教即便被以賄選罪起訴，但在審理期間必然漫長，致判決確定之日遙遙無期下，其議長身分就算充滿爭議，卻也難以撼動。

至於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的樁腳因涉及賄選，而遭檢察官起訴，即便刑事案件尚未確定，檢察官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李全教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七條第一項，類如當選無效的選舉訴訟乃以二審為終結，且各審法院必須在六個月內為審結。甚至根據選罷法第一二○條第三項，就算當選人所涉的投票行賄罪判決無罪，亦不影響當選無效確定判決之效力。凡此規定，似可用以儘速解決台南市議會議長的地位與去留，並可因法院的明確判決，來間接解決目前台南市的府會爭議。

只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卅七條第一項，當事人只要聲請迴避，案件就必須停止審判。而雖然法官認為當事人顯在延宕訴訟，可不為停止審判，但類如此種涉及議長去留的訴訟，法院為了免於當事人指為政治打手，必然不敢貿然進行審理，這樣的結果，就易使聲請迴避成為拖延訴訟的重要手段。則原本選舉訴訟必須速審的目的，也肯定被破棄。

非典型空心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5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892

二○○七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馬英九陣營提出諸多政見，包括：成立地方財政重建基金，彌平縣市債務黑洞；成立觀光基金，協助發展地方特色景點，提昇觀光業水準；成立產發基金，協助活絡地方特色產業；提出海岸解嚴，仿美澳放寬海空域管制，讓台灣海岸能像黃金海岸、佛羅里達般發展。馬英九甚至引用美國民權領袖金恩博士名言，宣稱「我有一個夢，怎麼把台灣打造成世界華文中心」，豪氣干雲。

二○一一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尋求連任的馬總統陣營大打「在地經濟」政績牌，舉出米酒降價、鳳梨酥熱賣，以及ＥＣＦＡ簽訂後石斑、工具機出口產值增加等事例，做為在地經濟發光例證。同時亦提出提高基本工資，勞保年金、國民年金，放寬社會救助門檻等政績，以博取選民青睞。

今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洪秀柱陣營在「非典型」策略下，作風迥異。其競選網站「THE WAY道路」主要內容僅為行程與新聞稿，沒有政見政策欄位。從新聞稿裡勉強歸納，迄今僅見如漁用油補貼、自經區、文資法立法等被動、零散政見。若與蔡英文競選網站「Light Up Taiwan 點亮台灣」內設有政策談話專區相較，高下立判。

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洪秀柱表現良莠與國民黨存亡緊密連結。真正的「道路」應是打場有格調、政見決定勝負的優質民主選舉。一味逞口舌之快的「非典型」戰法，可以休矣！

北檢只辦學生 就是政治追殺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288

圖為反課綱學生團體7月22日包圍教育部，抗議學生點起燭火，排成黑傘形狀，讓教育部官員看見學生心中那把對教育的熱火，展現守護台灣教育決心。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教育部對反黑箱課綱學生撤告，但台北地檢署卻主動偵辦學生，針對「非告訴乃論」的強制罪等部分續行偵辦，相較於教育部課綱議程涉及「偽造公文書案」，北檢遲遲不辦的消極態度，明顯有差別待遇。

回到強制罪的法律要件，北檢若要追究學生的強制罪責，則辦案必須一視同仁，對於警察扣押三名記者採訪工具、限制記者對外聯絡及干預人身自由等更加明確的強制犯行，北檢應一併偵辦，不容選擇性辦案，踐踏執法的公正性，無視警方戕害「新聞自由」。

事實上，學生遭教育部提告侵入住宅及毀損兩罪，都是告訴乃論之罪，也是檢警辦案的案由，撤告後依法只能為不起訴處分，但北檢不甘教育部撤告，自行認定有多名學生涉拉扯教育部人員，涉及強制罪，主動對學生偵辦。

北檢如果秉持相同的偵查標準，三位記者採訪學生抗議教育部微調課綱的新聞時，隨著現場動態的發展，進入教育部採訪學生的和平占領行動，並未違反新聞倫理，況且記者並未進入部長辦公室，只是在外發稿，但警方明知三人為記者，卻以現行犯逮捕留置、切斷對外聯繫、限制人身自由，嚴重妨害新聞記者行使採訪之權利，下令者與執行者都構成刑法強制罪，北檢要辦「強制罪」應公平公正，不要只敢欺負學生，卻公然包庇違法的官員！

4天微調 5天撤告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開講　2015.08.1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408758

黑箱課綱四天就可以過關，撤告拖了五天才做，對於奉承上意，吳思華（前左背對鏡頭者）的效率可高了。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廖振輝攝）

上週教育部長吳思華向社會承諾，將對學生及記者「全面撤告」，但遲至第五天才向台北地檢署遞狀撤告，對比教育部違法「微調課綱」的關鍵四天，行政效率明顯有雙重標準。雖然吳思華承諾撤告，教育部公文卻跑得心不甘情不願，一小時內可以完成的遞狀程序，在媒體不斷追問下拖了五天才完成，但對於奉承上意的違法微調課綱，教育部卻是五天內就可以辦好。

去年一月二十四日檢核小組將《課綱微調修正草案》送進教育部，隔日（二十五日）教育部隨即召開高中分組會議，其中公民課綱未經合法表決同意（教育部除不敢提出會議錄音證明外，北檢更傳喚當日開會之教師到庭證稱「當下認為大家不支持微調案」、「不知道有委員未具名提供是否微調的意見」），足證課綱微調程序黑箱，且當天既無表決，教育部所稱課綱微調決議「同意」，顯屬不實，形同偽造公文書。

最嚴重的是，教育部在一月二十七日課審會議程，以「偽造公文書」載明高中分組會議十五比八「同意」公民課綱微調，短短四天時間，教育部將課綱從檢核小組送到高中分組會議，最後以「偽造公文書」送進課審會通過課綱微調，種種程序、四天就可以辦好，而對學生撤告拖了五天才勉強完成，教育部的行政效率明顯雙重標準！

逾越民主期限的「生產力4.0方案」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8.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4ccde55-6194-46ef-a783-d25bfb5ee3ac

距離毛內閣下台僅剩7個多月，馬毛版的「生產力4.0方案」最多也只能推行半年。此時行政院居然跨越下任總統任期，甚至刻意提出恰好涵蓋下任總統最長任期8年的「9年計畫」，其中究竟有何政治意涵，頗耐人尋味。
（圖片來源：民報／中央社資料照）

行政院毛內閣日前端出「生產力4.0方案」，藉此宣示我國積極搶搭「第4次工業革命」列車，預計9年內要讓4成製造業產值、5萬家廠商跨入4.0階段。 為達成此目標，初估政府9年內將砸下360億元，甚至不排除加碼云云。政府帶頭協助產業拼經濟，看似美事一樁。但只要在這些高深的財經詞彙裡捉住「9年360億」這個關鍵詞，即知箇中問題所在。

首先從「權」的觀點來看，如所周之，行政院毛內閣乃總統馬英九所任命，民主正當性全部來自於民選總統，其權力保存期限與本屆總統同進退，最長也只能到明年5月19日而已。明年5月20日新總統上任後，要不要繼續承接此方案？該選擇什麼關鍵領域？用什麼方式扶助產業？…這些重要的經濟發展事項當由新總統所任命的新閣揆進行政治判斷，屆時權力已過期的前總統馬英九、前閣揆毛治國已無置喙餘地。距離毛內閣下台僅剩7個多月，馬毛版的「生產力4.0方案」最多也只能推行半年而已。此時行政院居然跨越下任總統任期，甚至刻意提出恰好涵蓋下任總統最長任期8年的「9年計畫」，其中究竟有何政治意涵，頗耐人尋味。

其次從「錢」的觀點而論，政府的錢來自納稅人而來。納稅人究竟容許政府每年砸下多少稅金來挹注產業發展，端視每年國會預算案審議情形而定。201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乃馬政府任內最後一次編列的總預算案，也是馬政府在預算面上落實「生產力4.0方案」的最後契機。至於明年5月以後，2017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內是否仍保留此經濟方案？領域是否維持？金額是否下修？完全取決於新政府與新國會的政治判斷。換言之，馬政府能主導掌握者，只有201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編列的相關經費部分。至於其餘8年砸下數百億的財源承諾，屆時恐怕將淪為無法兌現政治芭樂票。

在民主憲政政治體制下，政府權力來自民意的託付，且附有保存期限。無論行政或立法均只能行使到任期結束為止。現任政府沒有權力幫未來的政府作決策，未來的政府也無義務幫過去政府的決策背書。感謝行政院「生產力4.0方案」的錯誤示範，為我們上了一堂寶貴的公民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