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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9日 星期三

酒駕連坐不可行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5.08.15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815/36723280

台北市政府正研擬酒駕連坐處罰及於監獄試辦酒精戒斷治療,以防止酒駕傷亡一再發生。如此的措施,是否能帶來實際的防治效果,不得而知,卻得面臨適法性的挑戰。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2項,針對違反地方自治之行政事務者,地方行政機關得制訂處以行政罰之法規,若處罰鍰,則以10萬元為最高額度,故北市府對酒駕的同車乘客,自可因此訂定懲罰的依據。只是對於此種處罰規定,因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若無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或市議會通過的條例為授權,市政府也不能擅自制訂連坐處罰條款,否則,就違反《憲法》第23條的法律保留原則。

而就算北市府得到法律或條例的授權,致可訂定連坐處罰的法規,惟與酒駕者同車之乘客,或有未能勸阻酒駕之情事,但此等不作為是否該被法律歸責,致打破處罰止於一身之原則,實有相當之疑問。

無限延伸顯得荒謬
退一步言,即便認為同車者該負起連帶責任,則基於相同事務該為相同處理之理,是否也該將處罰對象,及於賣酒與勸酒者?若無限延伸此等原只該屬於道德義務的連帶責任,恐就該將酒品列為違禁物,致顯得荒謬。

至於對酒駕再犯者採取入監戒酒之作法,是否就較有正當性呢?根據《刑法》第89條第1項,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故對於酒駕再犯者的戒斷治療,似可以此為依。

只是對被告施以禁戒與否,乃須由法院於具體個案為衡量,尤其酒駕再犯者,是否皆能合致於所謂酗酒成癮,實有相當大的疑問。若法官認定無法該當此要件,致未宣告禁戒處分,執行刑罰的機關,自也不能逾越權限,致為酒精戒斷治療。而就算法院宣告對被告施以禁戒,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條第1項,關於保安處分的執行處所,必須與監獄有所區隔。也因此,選擇以監獄來為酒精戒斷治療之處所,實已把刑罰與保安處分的功能完全混淆,更嚴重違反法律的強制規定。

法律正當性遭質疑
這幾年,因受到酒駕者必須嚴懲的社會氣氛所影響,不僅立法者將刑罰加重,檢察官、法官對於酒駕,尤其是再犯者,也越來越不敢動用緩起訴、緩刑等的對待。

如此的結果,並未讓酒駕者減少,卻有違輕罪應為轉向處遇的刑罰目的,更加劇監獄人口的爆炸。而如今,主事者又想以連坐處罰與獄內酒精戒治等措施來解決酒駕問題,不僅是急就章的治標之道,更留有法律正當性的質疑。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日本的慰安婦訴訟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8.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79f7602-caf9-4412-a7c5-26fee1cc6c6b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圖片來源:民報合成

日本首相安倍將在8月14日,發表戰後七十週年的談話,其仍會延續之前,村山與小泉首相於五十與六十週年的謝罪聲明。只是不管安倍談話內容為何,一個不得不讓人面對的事實是,對於日本的戰爭責任,如慰安婦的求償訴訟,目前仍無任何勝訴確定之紀錄。

由於慰安婦問題,乃涉及國家部隊集體性暴力的國際犯罪,所以從1991年開始,來自韓、中、台、菲等國的婦女,即相繼向日本法院,提起謝罪與賠償的訴訟。而此等訴訟,首要的爭執,即在於舊日本政府所處的角色與地位。因在當時,所謂慰安所,雖位於部隊駐紮區域內,卻多由民間業者,以類似公娼制度的方式為經營。故即便慰安所的設置、管理、維持等,皆由軍隊負責,仍可將拐騙、強制、虐待慰安婦等等之行徑,推卸給私人經營者。此種論述,可從今年三月,安倍於眾議院接受質詢時稱:「慰安婦乃是人口販賣的犧牲品」,看出一些端倪。惟這種將部隊與經營者的責任相互切割,恐只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卻成為日本法院難以歸責的立論基礎與盲點。

而就算承認日本軍隊必須對慰安婦負起責任,卻又得面臨法律技術層面的挑戰。因日本法院普遍否認,個人可成為國際法上的求償主體,則慰安婦能否具有原告的適格,就會產生疑問。更麻煩的是,於舊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裡,基於天皇不能為錯之理,並無國家賠償法的制訂,自也無國賠責任的存在,而僅能藉由民事侵權行為來求償。只是依據日本民法第724條後段,對於不法行為的損賠請求權時效為二十年,則所有慰安婦的請求,實已逾越時效,故也無法主張任何的權利。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就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惟值注意的是,在眾多的敗訴判決裡,於1998年,由山口地方法院所做出的關釜裁判中,卻相當例外的判決原告勝訴。此判決最主要認為,根據國家同一性之理,現在的日本政府自然必須承繼舊政府的責任,因此富有謝罪與賠償之責。只是此等義務,必須藉由立法來實現,則在立法不作為的情況下,國家自該負起賠償責任。由於此判決肯定了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對慰安婦的賠償等問題負起作為義務,則在國會應作為而不作為下,原告請求自然成立。惟此等稍微符合現代人權觀念的判決,最後還是遭上級法院廢棄,致僅具有曇花一現的作用。

在1970年代,電影「望鄉」,即相當寫實的描述日本軍妓的不人道待遇,而在此片的結尾,當女記者找到這些軍妓所埋葬的南洋叢林時,驚訝發現,所有墓碑皆背對著日本,似乎默默的在對祖國發出最無奈,也最淒涼,更是最悲哀的呼喊與抗議。相對而言,其他非屬日本籍的慰安婦,即便身心已經遭受極大且難以回覆的創傷,卻仍秉持一種堅持及勇氣,飄洋過海來到日本提起訴訟,以藉由法院來要求一句道歉的期待,只是在法院的保守性格以及種種訴訟的本質缺陷下,肯定也將抱憾而終。

2015年8月17日 星期一

賄選官司 法官迴避到何時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601

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針對其當選無效之訴,第三度向法院聲請法官迴避,是否在拖延訴訟,實已不言可喻。而在台南市議長一職,引起如此大的府會爭執下,要依據法定程序令其去職,卻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從去年底開始,台南地檢署即針對台南市議會議長的賄選案進行偵查,並於今年起訴。而現行的地方制度法,並無特別針對地方議會議長,在如何的情況該被解職或停職的規定,故關於議長涉及刑事案件的去留問題,就只能根據議員的解除職務規定。

惟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議員因涉及犯罪,僅限於判決有期徒刑確定,才能因此被解職。尤其是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條第一項,關於議長投票行賄罪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而屬於刑事訴訟法第三七六條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也因此,李全教即便被以賄選罪起訴,但在審理期間必然漫長,致判決確定之日遙遙無期下,其議長身分就算充滿爭議,卻也難以撼動。

至於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的樁腳因涉及賄選,而遭檢察官起訴,即便刑事案件尚未確定,檢察官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李全教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七條第一項,類如當選無效的選舉訴訟乃以二審為終結,且各審法院必須在六個月內為審結。甚至根據選罷法第一二○條第三項,就算當選人所涉的投票行賄罪判決無罪,亦不影響當選無效確定判決之效力。凡此規定,似可用以儘速解決台南市議會議長的地位與去留,並可因法院的明確判決,來間接解決目前台南市的府會爭議。

只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卅七條第一項,當事人只要聲請迴避,案件就必須停止審判。而雖然法官認為當事人顯在延宕訴訟,可不為停止審判,但類如此種涉及議長去留的訴訟,法院為了免於當事人指為政治打手,必然不敢貿然進行審理,這樣的結果,就易使聲請迴避成為拖延訴訟的重要手段。則原本選舉訴訟必須速審的目的,也肯定被破棄。

非典型空心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5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892

二○○七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馬英九陣營提出諸多政見,包括:成立地方財政重建基金,彌平縣市債務黑洞;成立觀光基金,協助發展地方特色景點,提昇觀光業水準;成立產發基金,協助活絡地方特色產業;提出海岸解嚴,仿美澳放寬海空域管制,讓台灣海岸能像黃金海岸、佛羅里達般發展。馬英九甚至引用美國民權領袖金恩博士名言,宣稱「我有一個夢,怎麼把台灣打造成世界華文中心」,豪氣干雲。

二○一一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尋求連任的馬總統陣營大打「在地經濟」政績牌,舉出米酒降價、鳳梨酥熱賣,以及ECFA簽訂後石斑、工具機出口產值增加等事例,做為在地經濟發光例證。同時亦提出提高基本工資,勞保年金、國民年金,放寬社會救助門檻等政績,以博取選民青睞。

今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洪秀柱陣營在「非典型」策略下,作風迥異。其競選網站「THE WAY道路」主要內容僅為行程與新聞稿,沒有政見政策欄位。從新聞稿裡勉強歸納,迄今僅見如漁用油補貼、自經區、文資法立法等被動、零散政見。若與蔡英文競選網站「Light Up Taiwan 點亮台灣」內設有政策談話專區相較,高下立判。

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洪秀柱表現良莠與國民黨存亡緊密連結。真正的「道路」應是打場有格調、政見決定勝負的優質民主選舉。一味逞口舌之快的「非典型」戰法,可以休矣!

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北檢只辦學生 就是政治追殺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288

圖為反課綱學生團體7月22日包圍教育部,抗議學生點起燭火,排成黑傘形狀,讓教育部官員看見學生心中那把對教育的熱火,展現守護台灣教育決心。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教育部對反黑箱課綱學生撤告,但台北地檢署卻主動偵辦學生,針對「非告訴乃論」的強制罪等部分續行偵辦,相較於教育部課綱議程涉及「偽造公文書案」,北檢遲遲不辦的消極態度,明顯有差別待遇。

回到強制罪的法律要件,北檢若要追究學生的強制罪責,則辦案必須一視同仁,對於警察扣押三名記者採訪工具、限制記者對外聯絡及干預人身自由等更加明確的強制犯行,北檢應一併偵辦,不容選擇性辦案,踐踏執法的公正性,無視警方戕害「新聞自由」。

事實上,學生遭教育部提告侵入住宅及毀損兩罪,都是告訴乃論之罪,也是檢警辦案的案由,撤告後依法只能為不起訴處分,但北檢不甘教育部撤告,自行認定有多名學生涉拉扯教育部人員,涉及強制罪,主動對學生偵辦。

北檢如果秉持相同的偵查標準,三位記者採訪學生抗議教育部微調課綱的新聞時,隨著現場動態的發展,進入教育部採訪學生的和平占領行動,並未違反新聞倫理,況且記者並未進入部長辦公室,只是在外發稿,但警方明知三人為記者,卻以現行犯逮捕留置、切斷對外聯繫、限制人身自由,嚴重妨害新聞記者行使採訪之權利,下令者與執行者都構成刑法強制罪,北檢要辦「強制罪」應公平公正,不要只敢欺負學生,卻公然包庇違法的官員!

2015年8月13日 星期四

4天微調 5天撤告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開講 2015.08.1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408758

黑箱課綱四天就可以過關,撤告拖了五天才做,對於奉承上意,吳思華(前左背對鏡頭者)的效率可高了。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廖振輝攝)

上週教育部長吳思華向社會承諾,將對學生及記者「全面撤告」,但遲至第五天才向台北地檢署遞狀撤告,對比教育部違法「微調課綱」的關鍵四天,行政效率明顯有雙重標準。雖然吳思華承諾撤告,教育部公文卻跑得心不甘情不願,一小時內可以完成的遞狀程序,在媒體不斷追問下拖了五天才完成,但對於奉承上意的違法微調課綱,教育部卻是五天內就可以辦好。

去年一月二十四日檢核小組將《課綱微調修正草案》送進教育部,隔日(二十五日)教育部隨即召開高中分組會議,其中公民課綱未經合法表決同意(教育部除不敢提出會議錄音證明外,北檢更傳喚當日開會之教師到庭證稱「當下認為大家不支持微調案」、「不知道有委員未具名提供是否微調的意見」),足證課綱微調程序黑箱,且當天既無表決,教育部所稱課綱微調決議「同意」,顯屬不實,形同偽造公文書。

最嚴重的是,教育部在一月二十七日課審會議程,以「偽造公文書」載明高中分組會議十五比八「同意」公民課綱微調,短短四天時間,教育部將課綱從檢核小組送到高中分組會議,最後以「偽造公文書」送進課審會通過課綱微調,種種程序、四天就可以辦好,而對學生撤告拖了五天才勉強完成,教育部的行政效率明顯雙重標準!

2015年8月12日 星期三

逾越民主期限的「生產力4.0方案」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8.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4ccde55-6194-46ef-a783-d25bfb5ee3ac

距離毛內閣下台僅剩7個多月,馬毛版的「生產力4.0方案」最多也只能推行半年。此時行政院居然跨越下任總統任期,甚至刻意提出恰好涵蓋下任總統最長任期8年的「9年計畫」,其中究竟有何政治意涵,頗耐人尋味。
(圖片來源:民報/中央社資料照

行政院毛內閣日前端出「生產力4.0方案」,藉此宣示我國積極搶搭「第4次工業革命」列車,預計9年內要讓4成製造業產值、5萬家廠商跨入4.0階段。 為達成此目標,初估政府9年內將砸下360億元,甚至不排除加碼云云。政府帶頭協助產業拼經濟,看似美事一樁。但只要在這些高深的財經詞彙裡捉住「9年360億」這個關鍵詞,即知箇中問題所在。

首先從「權」的觀點來看,如所周之,行政院毛內閣乃總統馬英九所任命,民主正當性全部來自於民選總統,其權力保存期限與本屆總統同進退,最長也只能到明年5月19日而已。明年5月20日新總統上任後,要不要繼續承接此方案?該選擇什麼關鍵領域?用什麼方式扶助產業?…這些重要的經濟發展事項當由新總統所任命的新閣揆進行政治判斷,屆時權力已過期的前總統馬英九、前閣揆毛治國已無置喙餘地。距離毛內閣下台僅剩7個多月,馬毛版的「生產力4.0方案」最多也只能推行半年而已。此時行政院居然跨越下任總統任期,甚至刻意提出恰好涵蓋下任總統最長任期8年的「9年計畫」,其中究竟有何政治意涵,頗耐人尋味。

其次從「錢」的觀點而論,政府的錢來自納稅人而來。納稅人究竟容許政府每年砸下多少稅金來挹注產業發展,端視每年國會預算案審議情形而定。201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乃馬政府任內最後一次編列的總預算案,也是馬政府在預算面上落實「生產力4.0方案」的最後契機。至於明年5月以後,2017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內是否仍保留此經濟方案?領域是否維持?金額是否下修?完全取決於新政府與新國會的政治判斷。換言之,馬政府能主導掌握者,只有201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編列的相關經費部分。至於其餘8年砸下數百億的財源承諾,屆時恐怕將淪為無法兌現政治芭樂票。

在民主憲政政治體制下,政府權力來自民意的託付,且附有保存期限。無論行政或立法均只能行使到任期結束為止。現任政府沒有權力幫未來的政府作決策,未來的政府也無義務幫過去政府的決策背書。感謝行政院「生產力4.0方案」的錯誤示範,為我們上了一堂寶貴的公民課!

2015年8月11日 星期二

Monitoring the legality of police surveillance

Wu Ching-chin 吳景欽

(Wu Ching-ch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air of Aletheia University’s law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5.08.10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5/08/10/2003624985

A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tests against changes to high-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s was visited by a police officer at his home. 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purpose of such a visit as the student suspects he is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This controversy highlights another issue: Is there a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police practice of collecting evidence by following a person?

In the past, it w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what a person says or does in public does not fall under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at no legal justification was required for the polic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in public settings. However,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 689, “Article 89, paragraph 2 of the Social Order Maintenance Act (社會秩序維護法) aims to protect a person’s freedom of movement, freedom from bodily and mental harms, freedom from intrusion with reasonable expectation in the public space and the right to autonomous control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o punish a stalking behavior which has been urged to stop yet continues without any legitimate reason.”

The same paragraph says that “stalking another person without justifiable reasons despite having been dissuaded” is “punishable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NT$3,000 or a reprimand.”

Based on these texts, a police officer who follows or collects information about a person at a public venue is breaching basic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uthor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3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egal basis for surveillance is outlined in Article 11 of the Police Power Exercise Act (警察職權行使法), which says that if the police deem it necessary to prevent a crime, they may, after obtaining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hief of police, rely on visual observation or technical equipment to observe and gather material regarding a suspect’s actions and daily activities that would not be expected to fall under the right to privacy if the person in question is believed, on the basis of sufficient facts, to be likely to commit a crime that is punishable by at least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or is involved in organized crime.

This means that surveillance must be intended to prevent a crime. If it is applied to a student involved in protests against curriculum changes after the activity has ended, that is clearly going beyond what the law allows.

Furthermore, the offenses committed by the students who enter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uilding are all punishable by prison terms of three years or less. If the police follow or shadow the protesters, that means they equate the anti-curriculum protesters to criminals who require the strictest possible surveillance. This is just absurd.

Since surveillance is regulated by the Police Power Exercise Act rather tha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if the police use this method, they can avoid monitoring by prosecutors and judges. That would make it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at police would not gather information on members of the public for trivial reasons, which could be intimidating and threatening.

This is why the nation should take heed of Section 163f of the German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which says that surveillance “may be ordered only where other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facts or determining the perpetrator’s whereabouts would offer much less prospect of success or be much more difficult.”

As for the period of validity for a surveillance order, it should not be one year as it is now, but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24 or 48 hours.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prevent police abuse from constantly reoccur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