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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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立法院放寬了刑事再審的要件，似乎為冤罪的救濟帶來曙光，惟如此的法條改變，真的使再審的窄門敞開了嗎？
判決一旦確定，即會產生所謂既判力，若欲推翻，僅能利用非常救濟手段，即非常上訴與再審為之。惟關於非常上訴，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的規定，其提起乃專屬檢察總長，且僅以判決違背法令為限，不僅要件嚴格，也因在冤罪的場合，往往屬於事實未察或誤認，多非屬於適用法律之問題，在非常上訴強調判決須違背法律的要求下，藉由此途徑為平反，即顯得困難。即便能為提起，但由於非常上訴的重點，不在個案救濟，而在統一法令解釋，自也無停止確定判決執行的效力，所以，若屬於死刑確定的案件，藉由此種方式為冤罪平反，肯定緩不濟急。至於再審，則是對原判決所依憑的證據，已被證實是虛偽者，所為的一種非常救濟手段，由於此制度的目的，即是對誤判為糾正，雖也無停止確定判決的效力，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30條但書，法院卻可職權裁定原判決的執行，此於死刑判決的場合，即顯示出其重要性，而成為冤罪平反最主要的手段。
而欲提起再審，其困難度也不低，因原判決所憑證據若屬虛偽，不外就是證人作偽證、證物遭偽造，甚或是檢察官或法官的違法濫權，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2項，必須是在此等人員遭判刑確定後，才可提起再審。惟欲證明此等情事，顯非容易，尤其是檢審的違法濫權，恐更是難如登天，因此，目前可以提起再審者，恐只剩下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
惟司法實務，還對所謂新事實、新證據，採取極為嚴格的界定，即僅限於判決確定前已存在卻未及審酌者。如此的見解，不僅阻絕了判決確定後所發現的新事證，如藉由新的DNA檢測技術來翻案之可能性，更附加了法條所無的限制，致嚴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也因此，就造成我國聲請再審的成功機率，竟只有百分之0.7左右。
而在今年初的修法，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就將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的要件加以放寬。同時，在同條第3項，更明文所謂新事證，不僅指的是判決確定前已發現未調查者，亦包括判決確定後，始出現的事實與證據。凡此修正，目的正在防止法院，以恣意解釋的方式來限縮再審的門檻。
更值注意的是，諸多疑案或冤罪的產生，往往跟警察為取得被告自白而不擇手段，甚至是刑求有關。惟根據修法前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5款，針對司法人員因該案而犯職務上犯罪，經判決確定致得為再審之範圍，竟只列舉法官與檢察官，就更顯得荒謬。
以纏訟接近30年的邱和順，即陸正案來說，當年負責偵訊的台北市刑大員警，不僅已遭監察院彈劾，更有人因刑求而受有罪判決確定，卻因法條漏列司法警察，致無法以此理由提起再審。故為彌補此漏洞，在今年修法時，就將司法警察因職務犯罪受有罪確定，列入得聲請再審之事由，備受爭議的邱和順案，自可藉此機會重啟審理。只是法律修正，或可迫使法院讓此案再審，但若司法者仍無視於刑求之事實，並繼續執著於不正方法取得的證據，再審之門恐仍無法敞開。同樣以邱和順案的再審來說，高等法院即認為刑求的員警所涉及的對象為共犯而非被告本身，自不符合法條要件，仍駁回其再審之聲請。
如果司法絕對公正，對再審採取嚴苛的標準並不為過，只是就目前台灣的司法現況，有多少人還相信司法、有多少人相信司法的自我糾錯機制？所以，在我國距離精密司法，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下，立法者就應對於再審門檻為放寬，司法者更不能以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繼續恣意限縮聲請再審的要件與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