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回發回再發回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8.2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26853

於二○一二年爆發，曾經喧騰一時的林益世案，經第一審以恐嚇取財等罪判處七年四個月、第二審改以違背職務受賄等罪重判十三年六個月後，最高法院經過漫長的兩年審理，針對最核心的受賄罪部分，撤銷發回更審。如此的結果，雖無太多意外，卻再暴露司法的弊病。

欲成立公務員受賄罪，必須公務員以其職務行為而與他人為交易，此稱為貪污的對價性，惟對價性與否的判斷，卻不可能於法條中明文，而是由法官藉個案為判斷。只是這種個案判斷的結果，必會產生因法官而異的歧異對待。如前台北市議員謝明達，因收受廠商金錢而向捷運局關說一案，卻因此金錢到底是借款、抑或是有對價性的賄款，而不斷發回更審，於纏訟近十八年後，就算最高法院以無對價關係而自為判決無罪，卻因之前全判有罪，致讓人對司法更為不信任。

既然，公務員須以其職務行為與私人為交易，始得以有對價性，則關於職務行為的解釋，恐又是決定對價性與否的關鍵。只是民意代表，雖對於行政機關具有監督之權力，卻無具體的權限，故於林益世案件裡，第一審對於職務行為，乃採取嚴格的法定職權說，則立委對官股企業的關說與施壓行為，就不在此範圍，自不能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即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違背職務受賄之重罪，而以較輕的刑法恐嚇取財罪論處。只是案件來到第二審，法院改以實質影響力說來為職務行為的界定，致以違背職務受賄罪來重判。

面對第一、二審如此大的差異，就注定遭發回更審的命運。只是此次的發回，雖要求高等法院必須仔細查明林益世濫用立委職權，是否屬於職務行為的範疇，但在最高法院遲遲未能就法定職權與實質影響力說，採取統一見解的情況下，下級法院仍將各行其是，恐又會陷入不斷發回的夢魘。

又依目前的審理實況，此案審理時間必然超過八年，未來不管怎麼判，法院定得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的規定，以被告受迅速審判權被侵害來為減刑，則原本對貪瀆犯罪的重刑政策，就已失其作用，所謂司法改革，也僅具有宣示意義。

RCA判決的司法改變與未改變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8.08.23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2146bd4-beea-454a-ac52-487534c34693

發生超過二十年、訴訟也超過十年的RCA案，日前由最高法院做出部分確定、部分發回、部分駁回的判決，其中確定的部分，被告必須判賠兩百六十多名原告五億多元。如此的判決，是否符合正義的期待，實有疑問，但從此案纏訟多時，卻也促使了司法的變與不變。

類如RCA的工殤事件，即便有眾多勞工因受工廠污染而罹癌，甚至死亡，但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卻存有諸多障礙。因受害人數眾多，就算團結所有勞工對企業提告，恐也會陷入小蝦米對大鯨魚的困境。尤其在請求金額極為龐大，如RCA案請求的27億元賠償，馬上得面臨繳交百分之一訴訟費用的障礙，更無庸談可能也是極為高昂的律師費用。也因此，RCA案也是隨著法律扶助制度的健全，才得以進入法庭訴訟，雖顯示台灣人權保障的進步，卻也凸顯一種悲哀。

此外，於RCA工殤案裡，即便有眾多勞工因受工廠污染而罹癌，甚至死亡，但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卻存有諸多障礙。尤其原告必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始足當之，但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其困難。更麻煩的是，就算能證明有故意或過失，還得證明行為與受害結果有因果關係，但於訴訟場合，欲證明因果關係，本就有難度，且若當事人間存有極大的地位差異，再加上資訊幾乎掌握在強勢的被告方，就算原告提出污染事實及受害結果，也會被對告輕易卸責。原本已處於劣勢的原告，就得面臨纏訟的煎熬與承擔舉證不足的敗訴風險，RCA案正是暴露此等問題的顯例。

不過從RCA案的第一、二審，法院依據《民法》第184條第2項，以被告有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規定，先推定被告方有過失，此乃基於平等原則所為適度的舉證責任分配，以來減輕處於弱勢的原告方，不至於因舉證不足，致處於挨打的狀態。其次，針對因果關係的證明，亦沿用日本稱為疫學因果的理論，即只要工廠所排放的污染物對身體損害有蓋然性，不一定要在科學上得到絕對驗證，就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致應由被告負起責任。最高法院甚至少見的開啟言詞辯論，來確認如此的因果關係。

而為了更有效使被害人獲得賠償，法院也適時引用《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的所謂揭穿公司面紗原則，以來使RCA的控股企業，即奇異與湯普森公司，亦負起連帶賠償責任。此外，依據《民法》第197條第1項，必須從知悉侵權行為起兩年內，且自侵權行為十年內，為原告的請求權時效，若單純依據法條文義，RCA案早已過了請求權時效。惟法院認為，對於有毒物質之污染，到底哪時候才會發病，早已處於不確定的狀態，且就算發病，一開始也未必知道侵權者是誰，故對於請求權時效，就不能從侵權行為的時點起算。甚且於RCA案的被告，於案發後，既有意隱瞞證據，更惡意將資產加以轉移國外，法院就以權利濫用為由，來否定被告的時效抗辯。凡此種種，都立下司法的里程碑。

惟對無外顯傷害，但健康權受侵害者能否求償，最高法院似乎仍持保守態度而發回更審，就使諸多被害者繼續陷入長期訴訟的惡夢。至於判賠五億多元的金額，於跨國企業來說，既屬杯水車薪，就已確定的兩百六十多位原告，也不足以彌補身心所受傷害，故《民法》針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侵權行為，就有明文懲罰性賠償之必要，致為修法之課題。更重要的是，面對跨國企業，其資產往往不在國內下，如何藉由司法互助來使原告的賠償金額得以執行，恐更考驗著主管機關的專業與能耐。

【活動紀錄】0819「釋憲雙重標準？北高行『護產裁定』爭議探討」座談會

0819「釋憲雙重標準？北高行『護產裁定』爭議探討」永社座談會

【座談會資訊】

時間：2018/08/19（日）09:30-12:00，09:15報到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 地下沙龍（台北市紹興北街3號B1，近捷運善導寺站）
　
共同主辦：永社（Taiwan Forever）、台灣教授協會、法操FOLLAW、台灣北社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鄭文龍／律師、永社理事長
　
與談：苗博雅／專欄作家
　　　翁國彥／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許有為／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
　　　黃世鑫／台北大學財政學系名譽教授
　
時間分配：主持人15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30min

完整資訊請參見：https://taiwanforever2012.blogspot.com/2018/08/0819.html

【影像記錄】

＊現場直播紀錄：
　https://www.facebook.com/follawfollaw/videos/277669416175604/

＊YouTube影片清單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EHi_3unev0RrTsnpSczMpo2isn-5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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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資料】

主辦團體簡介
〈不當黨產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解釋憲法聲請書〉
〈忽然覺醒的「人權」法官〉苗博雅　蘋果日報/專欄 2018.06.21
〈沒做功課就聲請釋憲的法官〉黃帝穎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6.28
〈你聲請，我聲請，大家一起來聲請──冷眼看近日的聲請釋憲潮〉許有為　思想坦克 2018.07.08
〈德國能，我國果然不能！談轉型正義與不當黨產之處理〉黃世鑫



翁國彥律師投影片


黃世鑫教授投影片



【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793774324039418&type=1&l=f69de24865


【相關報導】

［自由時報〕第一次就獻給國民黨 法界：李君豪提釋憲「兩套標準」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24489

0819「釋憲雙重標準？北高行『護產裁定』爭議探討」永社座談會

「釋憲雙重標準？北高行『護產裁定』爭議探討」永社座談會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9gUuz0sF3HgWww0p1
　
行政院黨產會在2016年以行政處分認定中投、欣裕台兩公司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兩公司不服該處分而提起行政訴訟。對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今年6月11日裁定，認為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在司法院大法官就北高行聲請釋憲案作成解釋公布前，停止訴訟程序。
　
然而此案備受質疑之處在於：過往人民向行政法院聲請行政處分停止執行，鮮有成功者，反觀遇上關於黨產事件的聲請，行政法院便欣然同意停止執行；更甚者，人民寫好釋憲聲請書向行政法院請求停止訴訟、先向大法官聲請釋憲，也幾乎沒有成功案例，但同樣在黨產事件，行政法院不但同意聲請釋憲，甚至還自動自發寫好釋憲聲請書。
　
行政法院聲請釋憲的標準究竟為何？行政法院為何會對於不同的聲請者有如此明顯的差別待遇？對於這些攸關憲法與司法的核心議題，永社特別邀請相關學者專家，舉辦「釋憲雙重標準？北高行『護產裁定』爭議探討」座談會，希望藉由對於本次黨產釋憲爭議的探討，能夠釐清行政法院的憲法意識及其釋憲標準，並且提供社會一些分析與建議。
　
時間：2018/08/19（日）09:30-12:00，09:15報到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 地下沙龍（台北市紹興北街3號B1，近捷運善導寺站）
　
共同主辦：永社（Taiwan Forever）、台灣教授協會、法操FOLLAW、台灣北社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鄭文龍／律師、永社理事長
　
與談：苗博雅／專欄作家
　　　翁國彥／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許有為／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
　　　黃世鑫／台北大學財政學系名譽教授
　　（依姓名筆劃排序）
　
時間分配：主持人15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30min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9gUuz0sF3HgWww0p1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185464131683649/

刑事司法的變與未變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8.08.17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817/1412359/

近來，發生於10多年前的林金貴案、30多年前的蘇炳坤案，於再審後，相繼判決無罪。這些案件雖非發生於現在，但此等案件所凸顯的司法問題，是否已不存在，卻是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自白，一向被認為是證據之王，就使偵查機關，為了取得自白，無所不用其極，這於蘇炳坤案中，已表露無遺。即便被告遭刑求而不認罪，但在他共犯已自白下，於過去的司法實務，仍認為可直接當成是被告的自白，致凸顯出審判的粗糙性。直至2004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582號解釋，才正式否定此見解，並強調他共犯自白，必須隔開為證人，並於具結後接受交互詰問，才可為被告有罪的證據能力。

此外，為了防止不當取供，早在1982年，就因王迎先遭刑求自殺，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將辯護權延伸至偵查階段。惟在法條並未要求檢警機關必須事先告知，且並非任何人都有財力請得起律師，就使修法目的完全喪失。

故於1997年，《刑事訴訟法》翻修時，特於《刑事訴訟法》第95條，引入美國的米蘭達警語（Mirada Warning)，要求司法警察、檢察官與法官，於偵訊前，須先為有權保持緘默、有權請律師等的告知義務，更沿襲英國法，於《刑事訴訟法》增訂第100條之1，課予執法機關偵訊被告時，必須全程錄音錄影，以避免刑求與虛偽自白的出現。而《刑事訴訟法》也逐步強化對原住民、精神障礙、心智欠缺與中低收入戶的法律扶助，以避免弱勢或窮困者，因無財力請律師，致遭受不利對待。凡此改革，或尚未達於完善之程度，但至少已使所謂有形力的刑求，降至最低，甚至消失。

強調被告自白的思維，雖已逐漸在司法中退去，但取而代之者，卻是目擊者或被害人的供述或指認。

於2001年，法務部與警政署，就頒布有指認的程序規範，強調先陳述再指認，既不能一對一指認，且被指認者的外觀也不能差距太大，更不能加以誘導。惟於林金貴案裡，警察所提供的4人照片，卻有1人被戴手銬，就算不為任何暗示，也可想而知，目擊者會指向何人。

更糟的是，如此違反指認程序的作為，最高法院至現今仍認為，在指認於法無據下，行政機關所頒布者，僅具有內部性，就算違反，只要能證明指認不受污染，仍具有證據能力。如此對充滿瑕疵的指認過程，極度寬容的態度，再加以《刑事訴訟法》對目擊證詞無須補強證據下，就易成為冤罪的根源，致亟待將指認法制化。

總結來說，台灣的刑事人權，確實在不斷進步。只是檢警機關過於相信供述證據、輕忽物證找尋與科學鑑定，法院未能貫徹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與證據裁判原則，似仍殘留於刑事程序之中，致為司法改革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