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論壇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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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各黨立場未明
名為基本、實為最低工資的制度，每年照例上演一齣爭執大戲，特別在經濟或任何危機之時。相對的，台灣似嫌平和，既無如他國前奏曲般的專家委員會評估與建議，引發不同研究陣營的聲援爭執，而真正好戲上台，勞資又多停留於各自立場表述，看似熱鬧，或有激烈，實則不免空洞無謂。重要的是：政府政策何在？政黨們又如何疏理表態？面對底層勞動者切身的最低工資，如此不免令人氣餒。
慶幸的，那種（新）古典、勞動市場均衡理論的教條，那種德國經濟學者、新自由主義概念首創者Alexander Rüstow（1885-1963）口中的「經濟神學」，至少未出現在本次專業言說中。「基本工資，甚至《勞基法》或其他保護勞工之法令，都會產生不利於勞動需求的結果，對不同年齡層的男女勞工，都顯著的牽動其失業率的上揚」，這個曾令人怵目驚心的經濟學者警語，「提高最低工資=惡化失業」，是否真的經得起實證檢驗？能否指引任何有意義的政策形塑？
極端的個體經濟、個別企業導向，強調個人作為市場主體的思考方式，以「價格」（工資）作為勞動市場的牽引核心──相對於其他如商品、資本或貨幣市場的仍會考慮其他變數，只看到工資「市場淨空效果」，避而不談工資可能產生之其他功能：諸如資訊、控制、激勵、保障，將勞動視為一「獨立封閉的市場」，孤立觀察，忽略勞動市場管制可能產生的經濟正面效果，特別是明顯降低交易成本，這些早早出現於許多經濟學論述的反省，值得深思。
即便主流經濟學界未完全鬆口，新古典經濟學派之威信未全盤淪喪，然而，就算以新自由主義供給導向經濟路線為主的英美諸國，近年來，社會各界、政府部門，均見支持最低工資的倡議，包括應時時檢討而每年提高數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針對美國數次提高最低工資，直言：「我們看不到任何失業率上的反應。失業率只是明顯的繼續下降。」
考量勞動者與總經需求
2006年，650位美國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得主Kenneth Arrow、Robert Merton Solow，以及6位美國經濟學會（AEA）的前任會長，共同提出「提高最低工資」（Raise the Minimum Wage）呼籲，訴求「適當的提高聯邦以及各州的最低工資，將極為明顯的改善低工資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不會產生批評者所警告的負面效果。」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erton Solow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害怕最低工資……我們早已發現，因為擔心失業惡化，所以反對實施最低工資，根本就不正確。」歐洲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最低工資應為各國平均薪資至少50%水準」，許多經濟學家深信，即便在經濟表現不佳之時，仍應提高最低工資，如果大家還記得有所謂總體經濟、應提高整體國民購買力的話。
在新冠危機下，預計今年稅收將減少近4兆新台幣的德國，上月甫決定將最低時薪，分兩年由9.35提高歐元至10.45歐元，約新台幣40元──相對於吾國本次提高2元，布蘭登堡邦針對政府採購廠商，更明定最低時薪為13歐元，折合台幣450元以上。如最低工資法制訂，不應只是程序法制化，更重要的是政策何去何從。勞資各自表態，固不足奇，但能否有更精準的、更考量底層勞動者與總體經濟需求的思維？不是儀式性的，不是來自於靈機一動或就地叫價的？最低工資，不僅考驗執政者，也考驗社會的市場理念與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