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1「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永社座談會

「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

永社座談會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6d1x927NsQqCbPb33
　
台灣大學新任校長遴選爭議已有數月，校方近已提起訴願，未來可能需要透過司法解決爭議，然而本案除了當事人有無違反「利益迴避」及「禁止私人接觸」之爭論外，更核心的法律爭議是：我們理解的「大學自治」為何？多少大學自治是必要的、多少教育部「介入」是容許的？大學自治是神聖不可侵犯，必須力拒「外來黑手」的嗎？大學成員任何決定都應是終局的，教育部嗣後核定只可以是形式的？
　
對於這些攸關大學自治的核心議題，永社特別邀請相關學者專家，舉辦「從台大校長遴選看大學自治的適法性監督」座談會，希望能藉由對本次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的探討，對於釐清大學自治的合理界線提出一些分析與建議。
　
時間：2018.07.21（六）14:00-16:30（13:30報到）
地點：台大法學院霖澤館 1506教室（台北市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近捷運科技大樓站）
　
共同主辦：永社（Taiwan Forever）、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綠色逗陣
　
直播：永社（Taiwan Forever）
　
主持：許玉秀／前大法官
　
與談：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張陳弘／律師、美國美利堅大學法學博士
　　　黃帝穎／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詹晉鑒／律師、管中閔偽造文書案告發代理人
　　（依姓名筆劃排序）
　
時間分配：主持人10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40min
　
敬請報名：https://goo.gl/forms/6d1x927NsQqCbPb33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6556410791976/

見警率 犯罪率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7.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17968

近一個多月來，殺人分屍案件頻傳，引起民眾不安，新上任的內政部長徐國勇，即宣示提高見警率，以使犯罪率降低。惟如此的措施，真能實現安心社會之目的嗎？

法國十九世紀的社會學家涂爾幹提出無規範理論（anomie theory），認為一個社會一旦陷入無規範狀態，即社會規範不明確或無法落實，將使人民無所適從，社會即進入失序狀態，犯罪率也必然升高。又關於治安好壞，不在犯罪統計數字的下降，也不在於聽來多美好的政策，而在於民眾能否自由自在地走在街道上，無須擔心被害的可能性。以美國紐約警察於一九七○年代，開始採行徒步巡邏為例，犯罪預防的效果奇佳，因任何人皆感受到警察存在，任何的違法行為，也因此被立即制止，而藉由徒步，警察更可與市民做直接溝通。

這樣的實驗結果，也促使美國學者克雷格（George L. Kelling）與威爾森（James Wilson）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發表破窗（broken windows）一文。而破窗理論，其道理即在於：「若建築物的窗戶被打破而不馬上修補，很快的其他窗戶也會被打破。」故在見警率高的情況下，既讓人民感到安心，更可使有心者打消犯罪的念頭。

至於破窗理論最重要的實踐者，當屬一九九三年起擔任八年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其治安維護，並非以其擔任檢察長期間的掃黑，而是以取締輕微違法行為為主軸，如先清除所有地鐵塗鴉，並強力取締塗鴉為首要工作。這看似僅為保持乾淨地鐵的動作，卻使警察加強臨檢與盤查，任何意圖不法的行為，如持槍搶劫、販毒、竊盜等，也會被及早發現與制止，犯罪案件因此減少，致成為一個重要典範。

只是很多城市模仿紐約經驗的效果，普遍不是很理想，一個主要原因，即在於資源有限下，若不增加警力，既帶來勤務負擔的增加，也易淪為是應付上級，致流於形式與虛耗。尤其根據銓敘部統計，警察人力仍有超過五千人的缺額，要再提高見警率，如此的缺口勢必更為擴大，但到底要增加多少人、需要幾年的時間，實皆屬未知。也因此，在人民極度渴望治安良好的現在，內政部長的宣示，千萬別又成為口號一句。

Line隱私更新 你發現GDPR和台灣個資法的落差了嗎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上報／評論　2018.07.14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4512

 LINE在全台已有 1900 萬的使用者，在網路平台業者絕對是名列前茅。但令人驚訝的是，近日LINE更新隱私權政策，忽然要求使用者必須同意所有個資提供(包括要使用者同意LINE隱私權政策的變更、同意LINE為了行銷目的使用及分享本人資訊、同意LINE分享優化服務資訊以協助服務優化)，方能繼續使用LINE的服務。

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法規》(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甫於5月底施行生效，台灣各相關主管機關，也為了協助台灣涉及歐盟市場的產業符合GDPR的規範，相當忙碌。但LINE這種要「使用者同意提供個資、否則不能使用服務」的方式，仔細檢視恐怕已經違反了GDPR規定的原則。

GDPR的精神，就是把個人資料的掌控權還給使用者(資料主體)，要求在蒐集、處理個人資料時，必須取得資料主體的同意。而GDPR所謂的「同意」，並非使用者有勾選「同意」就算。它必需是在資料主體被充分明確的告知下，所為之具體、自由的同意。

因此，很多情況下的「同意」，並不合乎GDPR的規定。例如，GDPR第七條中就提到：如僅是單純沉默、或預設選項為同意或不為表示等，這都不能算是GDPR下的「同意」。

所謂具體的同意，包含各種目的下的個資處理都要取得同意，倘如處理個資具有多重目的，則全部目的均應取得同意，而非含含糊糊的一個「同意」。

所謂受有充分告知的同意，如個人資料處理係基於資料主體之同意者，處理個資者除應舉證證明資料主體之同意，並應確保資料主體知悉同意之事實及範圍。

GDPR尤其注重此同意是資料主體未受強迫、「自由給予」的同意。因此，若資料主體並非出於真意、或無從自由選擇；無法於不損及其權益之情況下得隨時撤銷其同意；更重要的是，若另一方以將契約之履行與否、服務之提供與否，繫於使用者超出契約履行目的的「同意」與否，則這樣就會被推定為「不自由的同意」了。最後，「撤回同意」和「給予同意」的程序，應該一樣容易(而非更加複雜)

以上述的GDPR標準來檢驗LINE此次的隱私權政策變更，可以說，它至少觸及了GDPR下列幾項要求：

使用者在不自由的情況下給予同意：因為使用者不同意，就無法繼續使用LINE的服務。但LINE要求使用者同意的項目中，有關為了行銷目的使用及分享個資，並不是LINE的服務所必需的。 

使用者要撤回同意，遠比給予同意困難：在網友的壓力之下，LINE也從善如流，立刻提供網友如何撤回上述同意的資訊。但試過的網友就知道，按下同意只要一個鍵，撤回同意卻要分別到「設定」中一一把那些資料的選項撈出來、一一關掉。

不過，台灣網友不是歐盟網友，不是GDPR的保護對象。而就台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而言，經「當事人同意」，是可以蒐集、處理和利用個人資料的。台灣個資法的「同意」，於《個資法》第7條中規定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但並沒有像GDPR規定的那麼詳細：沒有提到若另一方將服務提供與否、繫於當事人「同意」與否時怎麼辦。更沒有提到「撤回同意」和「給予同意」的程序，應該一樣容易。

LINE在此情況之下，取得的「同意」符合台灣《個資法》的規定。因此，不妨說這次LINE的隱私更新事件，意外讓我們發現，GDPR 和台灣個資法之間的落差。

三中案 有得拖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7.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16434

新北市長朱立倫為三中案遭起訴的馬前總統叫屈，原因在於未有一毛錢落入其口袋。惟以北檢起訴三中案，論告最多的非常規交易罪來看，是否以獲取利益為要件，就有探討之餘地。

根據證券交易法（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依法發行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受重大損害，無論行為人有無因此獲得利益，就成立所謂非常規交易罪。故要說三中案裡，被告因無收受任何金錢，致不應成立犯罪，顯是對現行法的不瞭解。

惟因馬前總統於案發當時，並非是國民黨任一黨營企業的董事或經理，勢必得證明其對這些公司具有實質的控制權，或與經營者具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的共同正犯地位。同時，因檢方未能查有任何因賤賣黨產而收回扣之情事，就更得全力舉證不合營業常規的交易及公司的重大損害。而從北檢所公布的錄音光碟或卷證資料，雖是合法搜索取得，但其內容多屬傳聞，於法庭之上，就必然面臨有否證據能力的挑戰。就算能提出於法庭，但這些零碎片段的錄音或文件內容，到底是檢方去蕪存菁，抑或有目的的擷取與拼湊之結果，被告方也會強烈質疑。

尤其是非常規交易罪，檢方就算提出賤賣差價、獨厚特定者、買方無資力與損失的財產利益等等證據，但基於私法自治以及估算方式未必只有一種，再加以不合常規、重大損害等，皆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下，就難避免因法官而異的差別認定。

又由於非常規交易罪，法律並不處罰被動的收受利益者，再加上檢方未查有馬前總統收受利益之事實，就無從適用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因犯罪獲取財物利益超過一億元，可處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加重規定，而回到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只是針對三中案包裹式的交易行為，到底是數罪併罰而可累加至三十年，或可適用已刪除的連續犯加重二分之一，抑或只是單純一罪，在檢方未能清楚論告下，也替未來的訴訟，增添更多變數。凡此問題，也注定三中案，必陷入不知何時終了的審判過程與期間。

高速的危險駕駛該入罪化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8.07.1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7bfea84d-6052-48a1-a6d7-24978dead681

台北市自強隧道，發生富少駕駛藍寶堅尼，因車速快發生車禍，致釀成二死三傷的悲劇。而因現行《刑法》，僅有針對酒駕、毒駕致人於死傷，有特別加重刑罰之規定，但是像高速駕駛肇事，就只能以「過失罪處」。如此的法制，就讓人思考，類如高速的危險駕駛，是否也該比照酒駕、毒駕，將之入罪化？

依據《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只要吐氣酒精濃度超過千分之零點二五，或者服用酒類、毒品或藥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就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若因此致人於死或重傷，則分別可處三到十年、一到七年的有期徒刑。惟此種重刑化政策，卻未能於高速駕駛中實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若於一般道路，行車速度超過規定的最高時速，依據第40條，可處一千兩百元至二千四百元的罰鍰。若於高速公路，依據第33條第1項第1款，則提高為三千元至六千元的罰鍰。

而不管於任何道路，只要速度超過規定時速的六十公里，依據第43條第1項第2款，則可處六千元至二萬四千元的罰鍰。顯見，目前對於高速駕駛，既完全採取行政罰，且罰鍰的金額上限也不高，尤其對開得起超跑的駕駛者而言，更顯得微不足道。

更麻煩的是，由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僅有酒駕、毒駕，並未將高速駕駛同列，故若因此肇事致人死傷，也無法適用同條第2項「加重刑罰」之規定。而如此次富少事件，雖常開跑車出遊，卻因開車並非其主要或附隨業務，亦無法適用《刑法》第276條第2項，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業務過失」致死罪，僅能以第1項，即法定刑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般過失致死罪」論處。

這必然產生一個疑問，即高速駕駛所帶來的危險，實不亞於酒駕或毒駕，為何造成死傷的結果時，刑罰的輕重，差別卻如此之大。也因此，除了考慮將高速駕駛入罪化外，對於因此的肇事行為，也應與酒駕、毒駕致人死傷的法定刑同重，以符合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的平等原則。

以日本為例，於2013年，即特別制訂有汽車駕駛致人與死傷的統合性立法，其中對於危險駕駛，除酒駕、毒駕外，即是將高速駕駛，甚至技術不足等 ，列入刑事處罰的範疇，且若因危險駕駛致傷，就可處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致人於死，則可處「一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因日本《刑法》對於故意殺人罪，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與死刑，故「危險駕駛致死傷」罪，除了沒有死刑、無期徒刑外，實已與殺人罪的法定刑相近。

故就我國而言，若考量危險駕駛的種類，恐不僅止於酒駕、毒駕或高速駕駛，似乎就有必要針對此類行為，一併為統合規範，並對因此所造成的死傷結果，以加重刑罰來為防制。只是除了酒駕、毒駕、高速駕駛外，到底該列入哪些危險駕駛，就成為問題。可以考量者，或許是疲勞駕駛、技術不足或身體不能等，但由於這類危險駕駛，警察如何取締，實在有其困難，就面臨立法技術的考驗。（參考筆者著：〈疲勞駕駛該入罪嗎〉）

再來，對於加重結果的刑罰加重，目前的法定刑幅度，是否有再加重之必要，也是該考量之點。只是如此的重刑政策，能否有效嚇阻危險駕駛、是否為解決交通事故的唯一良方，也是該深思熟慮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