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皇帝登基，台灣憲改時機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民報／專欄　2018.03.1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5a12fd4-a10b-4f5a-b327-e33b09eb2e8c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日前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憲法修正案，刪除「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內容，為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五年後延長任期奠定法源依據，這種毫無民主素養的修憲，不只世界譁然，更直譏「習皇帝」。

中國此次修憲，彰顯該國獨裁人治的中國國家特色，然為加強我國與中國在文明上的差異，凸顯台灣與民主的普世價值接軌，我國亦應推動憲改，強化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鞏固民主憲政。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我國與世界民主國家共同堅持的基本理念，民選國家元首的有限任期，更屬民主常識，因此像習近平的無限任期修憲，若發生在正常民主國家，將被司法宣告違憲而無效。

以我國為例，台灣曾發生國大代表修憲「延長國代任期」，但「任期有限」是民主常識，人民透過投票與公職訂立「任期契約」，更是不可片面延長的國民主權價值，因此大法官釋字第499號解釋揭示「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者，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

簡單來說，我國大法官針對延長任期的國代修憲，正式宣告「違憲」，認定牴觸「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無效。同樣的法理，中國習皇帝的修憲，若發生在台灣或任何民主國家，也會因為違憲而被宣告無效。

尤其甚者，以中國的習皇帝憲改，對比兩百多年前美國總統華盛頓，在憲法並無規範下，主動樹立連任一次的民主典範，中國落後的人治文化，難獲世界認同。

以美國為例，喬治華盛頓被譽為美國國父，在1793年受推選為第二任總統，在華盛頓兩屆總統任滿之際，美國人民仍高度支持華盛頓繼續連任，但華盛頓婉拒後說：「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更直言「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從此華盛頓創設美國總統連任不超過兩屆的不成文慣例，為民主世界樹立典範。

簡單來說，兩百年前華盛頓樹立的民主典範，對比中國修憲廢除連任限制的習近平，可知兩國文明的高低落差。而台灣繼受民主的普世價值，「習皇帝」勢必使得「統一」不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習皇帝喚醒世界，中國政權毫無民主素養可言，類似中國「無限任期」的修憲，不只美國等民主國家無法認同，若發生在民主台灣，更將被宣告違憲無效。以習近平對比華盛頓，即凸顯人治中國與美國、台灣等全球民主國家的文明落差。因此，在中國為習皇帝修憲之後，台灣為彰顯我國與民主普世價值接軌，與中國具有基本性的文明落差，亦可推動憲改，區隔出中國所欠缺的人權保障、權力分立與責任政治等憲法內涵。

恐龍法官法造就恐龍判決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8.03.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d7b5927d-f82e-4a5d-9d5b-72ccc4849b69

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鴻斌，因涉及性騷擾，而於2015年2月，遭司法院職務法庭判以免除法官職、轉任他職之懲戒處分。而在當事人提起再審後，於日前，職務法庭廢棄原判，改以罰款處分，致引發恐龍法官之質疑。惟在現行法制，對於法官的倫理與道德之要求，並無一致標準下，前、後的懲戒判決，到底誰比較恐龍，實在難以判定。甚且，從兩個職務法庭的組成，皆有適法性的疑問來看，或許最該檢討者，是這部恐龍法官法。

對法官的評鑑或懲戒程序，往往是在其行為尚未達於不法，或者有無不法仍處於灰色地帶的情況下開啟，就必流向是對司法人員的道德檢驗。而司法院雖頒佈有法官倫理規範，但觀其內容，處處充滿如：高尚品格、廉潔自持、不得有損司法形象等等，皆屬極不確定的概念。若用之為法官個人內在修為之要求，尚無可厚非，但若用於實際的懲處依據，就必陷入審判者的各自解讀，致毫無標準。

如就陳姓法官的案件來說，原懲戒判決認為，行為即便尚未達於法律可處罰之程度，但已明顯逾越法官與助理間之分際，自屬情節重大，當免除法官職務。而再審的職務法庭，重新認定違反倫理的事實，從八項減三項，且因此認為是尋求婚外情不果，行為不檢程度也屬輕微，致僅以罰款論處。顯見，在以模糊的道德或倫理教條為懲處依據下，任何職務法庭所做的決定，無論是符合大眾期待，抑或為人所咒罵，都肯定是恣意判斷之結果，致凸顯出《法官法》本身的恐龍特質。

再就法院組織觀察，於免除法官職務的原判決（104年懲字第2號判決）裡，一個相當嚴重的瑕疵，即是法院組織的不合法。這是因職務法庭的某位法官，因曾擔任司法院行政廳長，並曾核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自律委員會就此事件之決議。而依《法官法》第60條第1項授權給司法院所頒佈的「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4條第7款，曾參與該懲戒案件相牽涉之本法相關程序者，就應迴避。若法官不迴避而仍為審判，依據《法官法》第61條第1項第2款，屬判決絕對違法，致必成為再審與撤銷之理由。

原本，關於訴訟上應迴避之事由，乃是法官的基本常識，會發生如此的錯誤，實讓人無以想像。更奇怪的是，關於迴避事由，因涉及法官是否未審先斷，故於《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或《行政訴訟法》，皆由立法者明文於法條之中，為何於《法官法》是授權由司法院訂定？如此的規範，既欠缺法定性，也讓應迴避而未迴避的重大瑕疵，可以僅是核備未有實質審查，來為推託。

而於再審的翻案判決（105年懲再字第1號判決）裡，在指責原法庭不合法之時，自身卻也有合議庭組成的適法性爭議。因依據《法官法》第48條第1項規定，職務法庭乃由公懲會委員長為審判長，並由四位資深法官來組成。而再審案件一開始，因代理委員長曾審過此案，故自行迴避，而由他法官擔任審判長，但在新任委員長到職時，卻仍未由其擔任審判長來審理。依據再審法庭的解釋，是因審理已經一段期間，為了避免中途換法官之質疑，故未由新委員長擔任審判長且重新審理。

只是在未為修法前，委員長為當然審判長既屬強制規定，再審的職務法庭未為遵守，就讓其所為的判決，也陷入適用法規有錯誤，致成為再審與撤銷之理由。由此亦暴露出，目前《法官法》對公懲會委員長迴避或出缺，該由誰擔任審判長，可說完全處於法律空白，若不儘速填補漏洞，如此的問題，肯定會一直存在。

更值思考的是，目前職務法庭，依據《法官法》第48條，包括當然審判長的公懲會委員長在內的五位成員，全數是法官出身，且必須實任十年以上之資歷。如此的合議庭結構，不僅為《法官法》的恐龍級數再加一等，且即便職務法庭，並無為自己人護航之意圖，卻必引來瓜田李下之懷疑，致凸顯恐龍法官法，真的已到非改不可之地步。

真正恐龍：法官法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8.03.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83682

前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鴻斌，在二○一五年，因涉嫌性騷擾女助理，而被司法院職務法庭判處免除法官職位後，提起再審，卻大逆轉改判罰俸，引發輿論譁然，並讓人質疑，是否又出現恐龍法官。惟就算認定是恐龍判決，也多少是因恐龍法官法所造成。

騷擾行為，若已達刑事不法，既然已經觸犯刑法，當然也不再適合擔任法官。而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必須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他人身體隱私處之行為，才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陳姓法官騷擾女助理，顯然尚未達可處刑罰之程度，就得由職務法庭來決定，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留任，或僅是罰款、申誡了事。

惟對法官的評鑑或懲戒程序，往往是在其行為尚未達於不法，或者有無不法仍處於灰色地帶的情況下開啟，就必流向是對司法人員的道德檢驗。而司法院雖頒布有法官倫理規範，但觀其內容，處處充滿如高尚品格、廉潔自持、不得有損司法形象等等，皆屬極不確定的概念。若用之為法官個人內在修為之要求，尚無可厚非，但若用於實際的懲處依據，就必陷入審判者的各自解讀，致毫無標準。

如就陳姓法官的案件來說，原懲戒判決認為，行為即便尚未達於法律可處罰之程度，但已明顯逾越法官與助理間之分際，自屬情節重大，當免除法官職務。而再審的職務法庭，重新認定違反倫理的事實，從八項減為三項，且因此認為是尋求婚外情不果，行為不檢程度也屬輕微，致僅以罰款論處。顯見，在以模糊的道德或倫理教條為懲處依據下，任何職務法庭所做的決定，無論是符合大眾期待，抑或為人所咒罵，都肯定是恣意判斷之結果，致凸顯出法官法本身的恐龍特質。

更值思考的是，目前職務法庭，依據法官法第四十八條，包括當然審判長的公懲會委員長在內的五位成員，全數是法官出身，且必須實任十年以上之資歷。如此的合議庭結構，不僅為法官法的恐龍級數再加一等，且即便職務法庭並無為自己人護航之意圖，卻必引來瓜田李下之懷疑，致凸顯恐龍法官法，真的已到非改不可之地步。

殺人罪無追訴期限就能為懸案解套？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ETtoday／法律　2018.03.1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313/1128319.htm

行政院通過刑法與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針對殺人罪將不再有追訴權時效之適用，算是最重要之變革。這也代表，像彭婉如、劉邦友案可能面臨的追訴權時效問題將因此解套。但真是如此嗎？

依據現行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只要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殺人罪，追訴權時效為30年。故若犯罪人能躲過追訴期限，身心必受到某種程度的煎熬，也算是一種處罰。惟如此的時效，乃是於2006年7月1日生效，而根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若追訴權時效橫跨新、舊法時，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故如1996年發生的彭婉如、劉邦友案，就得適用20年的時效規定。

而如此的短期間是否會對逃亡的犯罪者產生懲罰效果，實有相當大的疑問。又關於訴追面臨障礙，有時並非案發時證據蒐集的不完全，而是以當時的科技能力，無從為精密檢測，致必須等待日後科學的進步，才足以釐清事實，最明顯如DNA鑑定。但這些新的技術與發展，卻必然受到追訴權時效的限制。

故立法院若能在這個會期通過行政院所提的修正案，彭、劉兩案，似就不再受到追訴權時效之束縛。惟要適用新規定，必須以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為前提，則此兩案距今已過20年，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即便修法通過，似也無用武之地。不過，在這20年的過程中，不管是彭婉如案還是劉邦友案，雖一直陷入膠著，但檢警機關不斷重啟偵查，甚至也有更新的科學技術，如DNA鑑定來找尋與確認證據，致未嘗不可解釋為，追訴權行使並非處於停頓的狀態，致使時效停止進行，並依刑法第83條第2項之規定，再延長法定時效的四分之一，即多出5年時效。若果如此，只要在2021年前，立法院完成修法，且於刑法施行法中排除殺人罪可適用有利的舊法規定，則彭、劉兩案即永無追訴權時效之適用。

只是依現行刑法第83條第1項，僅規定有案件起訴、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時效才會因此停止。由於條文乃採取列舉而非例示的方式，則如彭、劉兩案，即便持續調查，能否合致於停止進行的要件，恐又會產生是否類推、是否逾越法條文義的爭議。更重要的是，殺人罪於追訴權時效的解放，只是解決陳年舊案與懸案的第一步，若偵查機關未能時時利用新科技來關注此等案件，就可能隨著時間流逝，而為人所遺忘。

太平雲梯與寶可夢燈會數位小兵立大功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永社社員）

NOWnews／名家論壇　2018.03.13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313/2716369

傳統民俗活動和虛擬實境遊戲，乍看之下很衝突，但今年的嘉義燈會讓兩者配在一起，不但一點都不違和，還成為數位觀光的熱門題材。不過，許多媒體報導或評論，都把重心放在寶可夢身上，贊成者認為嘉義縣府和寶可夢談成合作吸引人潮，是成功的數位觀光; 反對者則認為寶可夢是日本題材，台灣應發展在地的文化元素。但對筆者而言，這次燈會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並非問世早就好一陣子的寶可夢，而是地方政府在資源極度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善用數位能力，讓活動效益極大化。

例如，此次嘉義燈會吸引到的寶可夢玩家就多達50萬人，而整個燈會期間前來的遊客總數則超過1千萬人。同樣數位小兵立大功的例子，筆者印象深刻的還有2017年的太平雲梯影片。影片中，戴太陽眼鏡的小花縣長，與1名穿西裝的縣府男員工，合演1分多鐘「嘉義有嘻哈之小花のFreestyle」，小花縣長如跳針般、一再重覆說「太平雲梯有夠高、全長超過280」，讓網友笑說像念經。影片一出，立即在社交網站上創造話題，總共創造了74萬次的點擊率，全台民眾因此知道太平雲梯的存在與即將完成啟用的消息。

據嘉義縣負責網路行銷的人力發展所所長劉志偉表示，這段刻意創造違和感的宣傳片，從發想、影音、文字、到剪輯，全數由縣府內員工自行搞定。而以現今市場行情來說，通常網路公關公司代為行銷，1次點擊率的成本約30元，而這還不包括影片拍攝製作費用。換句話說，縣府並未花任何1毛錢，卻創造了高達2千多萬的廣告效益。

當然，許多論者均曾從環境生態、人文地景或在地文化等面向，批評地方政府對觀光規劃的不足。不過，即使不贊成舉辦燈會的人們，恐怕也不得不同意，當活動開始，超過千萬人潮於短時間的湧入時，交通問題的紓解，大批工作人員的差勤管理與用餐，流動廁所的配置，各項物資的配送與清運，或甚至是展場基地的整理與水電、網路的配置等工作，這些都涉及到不同部門間的協調整合，對資源有限的地方政府而言，更是一大考驗。

此次燈會也積極使用數位工具(如大數據分析)，作為燈會治理的主架構。例如，縣府用十多萬元建置一套完整的志工與貴賓管理系統，讓志工得以自行上網登錄排班，還有簡訊與Line訊息，提醒隔天值班時間，省下許多橫向溝通成本。同時更搭配悠遊卡的使用，管控志工的差勤與用餐，最後頒發精確的志工服務時數…等。從這點而言，嘉義燈會的最大意義，或許不在於未來燈會該存該廢、或主題應該是日本寶可夢、還是雲林布袋戲，而更在於一個人口偏老、收入偏窮的縣市，如何力克資源落差，展現數位治理

數位國家，始於數位縣市；數位經濟，奠基於數位能力。在太平雲梯與寶可夢燈會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地方政府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如何善用數位工具，小兵立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