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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 採訪通知】「不忘709，聲援謝燕益、王全璋」記者會
時間：2017年11月1日（三）上午09:00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101會議室
主辦單位：臺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立法委員尤美女國會辦公室、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永社
新聞聯絡：周先生 0912-561-284
與會發言：
尤美女委員－立法院跨黨派國際人權促進會會長
郭吉仁律師－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召集人
王龍寬律師－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委員
蕭逸民－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申訴中心主任
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洪崇晏－永社副秘書長
709案，發生超過兩年，至今尚有律師王全璋及維權人士吳淦在押，周世鋒律師、教會長老胡石根等人尚在服刑；多名律師雖釋放仍遭軟禁或嚴密監控，如王宇、包龍軍夫婦，李和平、李春富兄弟、謝陽、謝燕益等等。其中多位著名人權律師從此失去執業資格。此外，王宇辯護人李昱函律師已失聯近月；夏霖律師上訴後仍遭重判十年；祝聖武律師成為網絡言論被吊照第一人；王全璋前辯護人余文生和玉品健、馬連順等多位律師被迫離所或轉所，執業困難；當局陸續通過《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無理限制律師言論自由及律師事務所自主自律。足見中共「十九大」雖將「全面依法治國」寫入黨章，實際上中國當局迫害、監控律師之舉迄今毫未放鬆。
謝燕益挺身揭發酷刑，加害者應受法辦
709案當事人普遍指述在偵查期間遭施酷刑。先前曾有謝陽律師透過辯護人發布詳細被酷刑紀錄，多名律師獲釋後出現精神創傷症狀，且曾被長期餵食不明藥物。今年1月被取保候審釋放的北京律師謝燕益，出獄後不畏強大壓力持續抗議，發表《709紀事》和呼籲釋放全國政治犯的萬言書，近日並接受BBC專訪，揭發拘押期間受酷刑真相。我們不僅要對其勇氣與讜論表示敬佩，也要警告中國當局不得因其揭發真相而再度加以迫害。
謝律師當然並非中國人權律師表現良知勇氣的唯一個案。余文生律師在當局強大壓力下，仍在十九大前夕公開倡議中共罷免侵犯人權的黨主席習近平、推動真正政治改革。我們對余律師也寄予敬意和關注。
發起「#王全璋不見不散」直到見人
人權律師王全璋被強迫失踪逾800天，不僅被剥奪律師會見、家屬通信等基本權利，其妻李文足帶著襁褓中的幼子，竟遭當局施壓房東、幼兒園，造成流離失所、無法入學，甚至多次遭任意拘留。台灣人權團體將發動「#王全璋不見不散」行動，透過網路每日一圖文要求立即釋放王全璋或允許律師、家屬會見，讓外界了解其下落及身心健康現狀，維護其受國際法和中國國內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2017年10月29日 星期日
營養午餐案 刑法公務員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7044
二○一一年發生，喧騰一時的新北市學校營養午餐案，最高法院日前判決，除有幾位被告駁回上訴確定外，其餘撤銷發回，故關於此案的事實部分，自待更審程序加以釐清。惟從法院認定公立學校校長屬刑法公務員，致得依貪污治罪條例處罰的見解，卻有商榷之處。
由於我國貪污治罪條例，並不能適用於私人企業的貪瀆行為，故是否為刑法公務員，就為成立貪污罪的前提要件。而在二○○六年七月一日以後，刑法對於公務員的定義有了限縮，如公立學校的老師，不再屬於身分公務員，除非依據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有依法從事公共事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才足以該當所謂授權公務員。而就目前學校的營養午餐，乃是由學生家長付費，並由校方代收款項來進行，則在經費非來自於國家補助下，就不可能涉及任何公權力之行使，承辦此等業務者，也就不具有任何法定職權，致不可能是刑法的公務員。既然如此，就算有廠商金錢流入校長口袋之事實，也該是以刑法的偽造文書、詐欺或背信等罪，而非以公務員受賄之重罪來加以處罰。
惟於公務員範圍已限縮下，針對公立學校、公立醫院、公營事業等對外採購所產生的問題，仍出現法官、檢察官各自解讀授權公務員之狀況。故最高法院就曾因公立大學教授核銷國科會經費之爭議，而於二○一四年做出刑庭決議試圖來統一見解。惜因用語不明確，如以空泛的國計民生來界定所謂公共事務，反留有更多恣意解釋之空間，就使類如公立學校營養午餐之案件，仍會因司法人員的不同，致有差別之對待。尤其將公立學校校長等同於刑法的授權公務員，亦很難解釋與回答一個問題，即若私立學校校長有收受廠商回扣之情形，為何未曾聽聞有以貪污罪論處之前例？顯見，刑法公務員概念的不當擴張，已明顯有違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的平等原則。
只要有不法，即便是發生於杏壇，當然得對之強力訴追與處罰。惟本於憲法第八十條，司法者認事用法，就不能只為定罪而定罪，只能謹守無罪推定與罪刑法定的刑事法基本原則。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7044
由於我國貪污治罪條例，並不能適用於私人企業的貪瀆行為，故是否為刑法公務員，就為成立貪污罪的前提要件。而在二○○六年七月一日以後，刑法對於公務員的定義有了限縮，如公立學校的老師，不再屬於身分公務員，除非依據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有依法從事公共事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才足以該當所謂授權公務員。而就目前學校的營養午餐，乃是由學生家長付費，並由校方代收款項來進行，則在經費非來自於國家補助下，就不可能涉及任何公權力之行使，承辦此等業務者，也就不具有任何法定職權，致不可能是刑法的公務員。既然如此，就算有廠商金錢流入校長口袋之事實，也該是以刑法的偽造文書、詐欺或背信等罪，而非以公務員受賄之重罪來加以處罰。
惟於公務員範圍已限縮下，針對公立學校、公立醫院、公營事業等對外採購所產生的問題，仍出現法官、檢察官各自解讀授權公務員之狀況。故最高法院就曾因公立大學教授核銷國科會經費之爭議，而於二○一四年做出刑庭決議試圖來統一見解。惜因用語不明確，如以空泛的國計民生來界定所謂公共事務，反留有更多恣意解釋之空間，就使類如公立學校營養午餐之案件，仍會因司法人員的不同，致有差別之對待。尤其將公立學校校長等同於刑法的授權公務員，亦很難解釋與回答一個問題，即若私立學校校長有收受廠商回扣之情形，為何未曾聽聞有以貪污罪論處之前例？顯見，刑法公務員概念的不當擴張，已明顯有違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的平等原則。
只要有不法，即便是發生於杏壇，當然得對之強力訴追與處罰。惟本於憲法第八十條，司法者認事用法，就不能只為定罪而定罪，只能謹守無罪推定與罪刑法定的刑事法基本原則。
2017年10月28日 星期六
國民黨迷信兩岸和平協議？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2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2f10156-6719-4c90-bf43-16cf718e93c7
中國國民黨立委羅明才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賴清德時說「兩岸都是命運共同體，都希望兩岸和平…...盼賴能談簽定兩岸和平協議」，甚至更嗆「是否知道反分裂國家法」，讓賴揆回嗆「台灣民眾不需服膺中國法律」。顯然，國民黨還在迷信與非法治的中國簽訂「和平協議」。
羅明才在立法院院會質詢時說，賴清德說完「務實台獨工作者」後，造成兩岸關係緊張，也掀起國際漣漪，而行政院長代表全台灣人未來的方向，不能因一己之私影響多數人，羅明才更質問賴揆是否知道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賴清德當場回應，《反分裂國家法》發布時他還在立委任內，當然很清楚，行政院在總統領導下，對兩岸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他認為向立委答詢時坦白也是種善意，而對《反分裂國家法》，台灣民眾不須服膺中國法律。
事實上，全球民主國家與非民主法治的中國簽約，必先評估「人治因素」的不穩定風險，甚至連國際仲裁，中國也未必遵守，可惜中國國民黨始終對此視若無睹。
舉例來說，美國去年公開呼籲中國應遵守國際仲裁，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副助卿韋蕾特在國會聲明「美國無法接受中國以雙重標準選擇性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
對於中國對國際仲裁的選擇性遵守，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鄧志強進一步說，美國敦促雙方遵守仲裁結果，並敦促所有聲索國避免挑釁的行動或聲明。美國國防部會以可靠的嚇阻能力以防止動武做為外交折衝的後盾。
非法治中國除了國際法的選擇性遵守外，對外簽定協議也可能選擇性執行。
明顯的案例是，台灣在2009年與中國簽訂「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就有明顯的「選擇性執法」問題。針對錢進中國、債留台灣數百億元的十大通緝犯、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引渡問題，疑因陳由豪是受中國表揚的繳稅大戶，從簽訂協議當時的馬政府，到現在的蔡政府，全都引渡失敗，可見就算與中國簽訂「白紙黑字」的司法互助協議，仍有人治因素的高度風險。
至於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更有慘痛的先例，1951年圖博（西藏）和中國簽訂所謂《十七點和平協議》，但這個和平協議並不能維持「和平」，相反的，中國持續壓迫西藏，甚至不惜屠殺藏人，終致拉薩發起全民抗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十幾萬人流離失所，逾百萬藏人在中國暴政統治下喪生。
從全球各國對獨裁中國的「非法治」風險持保留態度，到西藏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後被屠殺的血淋淋例子，難道中國國民黨和吳敦義主席，還在迷信「和平協議」？
民報／專欄 2017.10.2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2f10156-6719-4c90-bf43-16cf718e93c7
羅明才在立法院院會質詢時說，賴清德說完「務實台獨工作者」後，造成兩岸關係緊張，也掀起國際漣漪，而行政院長代表全台灣人未來的方向，不能因一己之私影響多數人，羅明才更質問賴揆是否知道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賴清德當場回應，《反分裂國家法》發布時他還在立委任內，當然很清楚，行政院在總統領導下，對兩岸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他認為向立委答詢時坦白也是種善意，而對《反分裂國家法》，台灣民眾不須服膺中國法律。
事實上，全球民主國家與非民主法治的中國簽約，必先評估「人治因素」的不穩定風險，甚至連國際仲裁，中國也未必遵守，可惜中國國民黨始終對此視若無睹。
舉例來說，美國去年公開呼籲中國應遵守國際仲裁，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副助卿韋蕾特在國會聲明「美國無法接受中國以雙重標準選擇性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
對於中國對國際仲裁的選擇性遵守，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鄧志強進一步說，美國敦促雙方遵守仲裁結果，並敦促所有聲索國避免挑釁的行動或聲明。美國國防部會以可靠的嚇阻能力以防止動武做為外交折衝的後盾。
非法治中國除了國際法的選擇性遵守外，對外簽定協議也可能選擇性執行。
明顯的案例是，台灣在2009年與中國簽訂「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就有明顯的「選擇性執法」問題。針對錢進中國、債留台灣數百億元的十大通緝犯、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引渡問題，疑因陳由豪是受中國表揚的繳稅大戶，從簽訂協議當時的馬政府，到現在的蔡政府，全都引渡失敗，可見就算與中國簽訂「白紙黑字」的司法互助協議，仍有人治因素的高度風險。
至於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更有慘痛的先例，1951年圖博（西藏）和中國簽訂所謂《十七點和平協議》，但這個和平協議並不能維持「和平」，相反的，中國持續壓迫西藏，甚至不惜屠殺藏人，終致拉薩發起全民抗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十幾萬人流離失所，逾百萬藏人在中國暴政統治下喪生。
從全球各國對獨裁中國的「非法治」風險持保留態度，到西藏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後被屠殺的血淋淋例子，難道中國國民黨和吳敦義主席，還在迷信「和平協議」？
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日本非戰憲法將被打破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2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613df42-d0af-4b1d-b5fa-1bac43668c81
日本眾議院大選結束，自民黨與公民黨所屬的執政聯盟，仍以313席維持眾議院的絕對優勢。這是否代表，安倍內閣推動憲法第9條和平憲法的修正，即將實現？
9月28日，在安倍解散眾議院後，最大在野的民進黨也宣佈解散，並期待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所新組的希望之黨進行整合，以集中力量對抗自民黨。惟小池雖反安倍，但在整體政策方針與修憲議題上，仍屬右派，這與民進黨的中間偏左路線產生分歧，就使民進黨部分成員另組立憲民主黨。所以，即便安倍內閣醜聞纏身，卻也因在野勢力的分裂，致注定執政聯盟於眾議院，繼續占有2/3以上席次的最終命運。
如此的結果反映於現實，即是使執政聯盟於眾議院17個常設委員會，必然佔據委員長及各委員會過半的優勢外，更重要者，即是針對同一法律案，若參議院反對，依憲法第59條第2項，仍可由眾議院以2/3以上多數來議決通過。故在安倍擁有國會的絕對優勢下，針對幾項重要的政策，同時也是選舉議題，似乎更容易推動。
以備受爭議的消費稅來說，於2012年自民黨再次奪回政權後，藉由提高消費稅來增加稅收，並以此來增加諸如高齡化所須長期照護的預算支出，就成為安倍射出的三把箭之一，而藉著國會多數，於2014年，消費稅也從5%提高到8%。只是在提高此等稅率之同時，卻又大減法人稅收，致落入「瘦小民、肥企業」之譏，原本預計2019年，再調高至10%消費稅的政策，也在此次大選中發酵。惟於所有在野黨反對，甚至同屬執政聯盟的公明黨，也附加須同時減免人民賦稅之但書，致使此等政策的實現，仍有諸多不確定性。
更受注目者，自然是安倍主張的2020修憲時間表，而於其所列的修憲項目雖不少，甚至涵蓋因應少子化的教育無償入憲化，但任誰都知，關於憲法第9條，所謂和平憲法的改弦易撤，才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憲法第9條第2項，既否定軍隊之存在，更明文放棄交戰權。雖然，日本以自衛隊來規避軍隊之名，也以內閣命令不斷擴張集體防衛權之範疇，卻備受踩踏憲法紅線之批評。所以，安倍內閣就提出，以明文國防軍及自衛權，來替代其已認不合時宜的憲法第9條之非戰憲法。
一旦將非戰憲法更改，除了不用再以自衛隊來魚目混珠之外，日本部隊也可因此製造與裝備更具攻擊性的武器。如一直被認為是航空母艦，但日本卻堅稱是護衛艦的出雲號，或可因此大膽改造且向美國購買可垂直升降的「F-35B」後，正式以航母之姿呈現於世。同時，一直受限的海外派兵問題，似也因此獲得解脫。只是若真如此，必然引起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強烈反彈，並指為是軍國主義復辟，致突顯出日本修憲，所可能牽動的東亞情勢。
此外，依日本憲法第96條第1項，憲法修正案須有參、眾兩院2/3以上的議員同意，並提交國民以過半數複決，才能生效。而於去年眾議院選舉後，自民與公明黨雖僅有過半席次，但加上支持修憲的他政黨，也可達2/3以上席次。而如今，執政聯盟又於眾議院取得大勝，啟動修憲程序與否，就完全繫於安倍的個人意志，致僅能由公民表決來加以抗衡。
民報／專欄 2017.10.2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6613df42-d0af-4b1d-b5fa-1bac43668c81
9月28日，在安倍解散眾議院後，最大在野的民進黨也宣佈解散，並期待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所新組的希望之黨進行整合，以集中力量對抗自民黨。惟小池雖反安倍，但在整體政策方針與修憲議題上，仍屬右派，這與民進黨的中間偏左路線產生分歧，就使民進黨部分成員另組立憲民主黨。所以，即便安倍內閣醜聞纏身，卻也因在野勢力的分裂，致注定執政聯盟於眾議院，繼續占有2/3以上席次的最終命運。
如此的結果反映於現實，即是使執政聯盟於眾議院17個常設委員會，必然佔據委員長及各委員會過半的優勢外，更重要者，即是針對同一法律案，若參議院反對，依憲法第59條第2項，仍可由眾議院以2/3以上多數來議決通過。故在安倍擁有國會的絕對優勢下，針對幾項重要的政策，同時也是選舉議題，似乎更容易推動。
以備受爭議的消費稅來說，於2012年自民黨再次奪回政權後，藉由提高消費稅來增加稅收，並以此來增加諸如高齡化所須長期照護的預算支出，就成為安倍射出的三把箭之一，而藉著國會多數，於2014年，消費稅也從5%提高到8%。只是在提高此等稅率之同時，卻又大減法人稅收，致落入「瘦小民、肥企業」之譏，原本預計2019年，再調高至10%消費稅的政策，也在此次大選中發酵。惟於所有在野黨反對，甚至同屬執政聯盟的公明黨，也附加須同時減免人民賦稅之但書，致使此等政策的實現，仍有諸多不確定性。
更受注目者，自然是安倍主張的2020修憲時間表，而於其所列的修憲項目雖不少，甚至涵蓋因應少子化的教育無償入憲化，但任誰都知，關於憲法第9條，所謂和平憲法的改弦易撤，才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憲法第9條第2項，既否定軍隊之存在，更明文放棄交戰權。雖然，日本以自衛隊來規避軍隊之名，也以內閣命令不斷擴張集體防衛權之範疇，卻備受踩踏憲法紅線之批評。所以，安倍內閣就提出，以明文國防軍及自衛權，來替代其已認不合時宜的憲法第9條之非戰憲法。
一旦將非戰憲法更改，除了不用再以自衛隊來魚目混珠之外，日本部隊也可因此製造與裝備更具攻擊性的武器。如一直被認為是航空母艦，但日本卻堅稱是護衛艦的出雲號，或可因此大膽改造且向美國購買可垂直升降的「F-35B」後，正式以航母之姿呈現於世。同時，一直受限的海外派兵問題，似也因此獲得解脫。只是若真如此，必然引起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強烈反彈，並指為是軍國主義復辟，致突顯出日本修憲，所可能牽動的東亞情勢。
此外，依日本憲法第96條第1項，憲法修正案須有參、眾兩院2/3以上的議員同意，並提交國民以過半數複決，才能生效。而於去年眾議院選舉後，自民與公明黨雖僅有過半席次，但加上支持修憲的他政黨，也可達2/3以上席次。而如今，執政聯盟又於眾議院取得大勝，啟動修憲程序與否，就完全繫於安倍的個人意志，致僅能由公民表決來加以抗衡。
和平協議 狗皮膏藥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2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6779
中國國民黨立委羅明才昨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長賴清德時說「兩岸都是命運共同體，都希望兩岸和平…盼賴能談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甚至更嗆「是否知道反分裂國家法」，讓賴揆回嗆「台灣民眾不需服膺中國法律」。顯然，國民黨還在迷信與非法治的中國簽訂「和平協議」。
全球民主國家與非民主法治的中國簽約，必先評估「人治因素」的不穩定風險，甚至連國際仲裁，中國也未必遵守。舉例來說，美國去年公開呼籲中國應遵守國際仲裁，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副助卿韋蕾特在國會聲明「美國無法接受中國以雙重標準選擇性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
台灣在二○○九年與中國簽訂「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就有明顯的「選擇性執法」問題。針對錢進中國、債留台灣數百億元的十大通緝犯、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引渡問題，疑因陳由豪是受中國表揚的繳稅大戶，從簽訂協議當時的馬政府，到現在的蔡政府，全都引渡失敗，可見就算與中國簽訂「白紙黑字」的司法互助協議，仍有人治因素的高度風險。
至於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更有慘痛的先例，一九五一年圖博（西藏）和中國簽訂所謂「十七點和平協議」，但這個和平協議並不能維持「和平」，相反的，中國持續壓迫西藏，甚至不惜屠殺藏人，終致拉薩發起全民抗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十幾萬人流離失所，逾百萬藏人在中國暴政統治下喪生。
從全球各國對獨裁中國的「非法治」風險持保留態度，到西藏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後被屠殺的血淋淋例子，請問國民黨和吳敦義主席，是否還迷信「和平協議」？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27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6779
全球民主國家與非民主法治的中國簽約，必先評估「人治因素」的不穩定風險，甚至連國際仲裁，中國也未必遵守。舉例來說，美國去年公開呼籲中國應遵守國際仲裁，美國國務院東亞局副助卿韋蕾特在國會聲明「美國無法接受中國以雙重標準選擇性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
台灣在二○○九年與中國簽訂「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就有明顯的「選擇性執法」問題。針對錢進中國、債留台灣數百億元的十大通緝犯、前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引渡問題，疑因陳由豪是受中國表揚的繳稅大戶，從簽訂協議當時的馬政府，到現在的蔡政府，全都引渡失敗，可見就算與中國簽訂「白紙黑字」的司法互助協議，仍有人治因素的高度風險。
至於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更有慘痛的先例，一九五一年圖博（西藏）和中國簽訂所謂「十七點和平協議」，但這個和平協議並不能維持「和平」，相反的，中國持續壓迫西藏，甚至不惜屠殺藏人，終致拉薩發起全民抗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十幾萬人流離失所，逾百萬藏人在中國暴政統治下喪生。
從全球各國對獨裁中國的「非法治」風險持保留態度，到西藏與中國簽訂和平協議後被屠殺的血淋淋例子，請問國民黨和吳敦義主席，是否還迷信「和平協議」？
201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日本下修選舉權年齡的新試煉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10.2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533de26-0d7f-4e77-b170-1ced82cf6ed8
日本眾議院於11月22日舉行選舉，雖然安倍內閣近來醜聞傳言與批評不斷，但由於民進黨之分裂，部分組成立憲民主黨，部分轉向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所新創的希望之黨，在野勢力陷入混亂，自民黨也如預期輕鬆過半，並與公明黨維持眾議院超過三分之二席次的絕對優勢。而此次大選的另一亮點，即是2015年，日本公職選舉法將選舉權年齡下修至18歲的年輕族群，第一次參與眾議員的選舉。
依據日本憲法第15條第3項，只要是成年人，就受有選舉公務員權利之保障，又依第44條，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人資格以法律訂定之。故日本憲法並未明文選舉年齡，而是依1950年所頒佈的公職選舉法第9條第1項，以20歲為投票年齡之界定。
只是隨著時代變遷與國際趨勢，再加以日本進入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下修投票年齡至18歲的呼聲不斷。而這股潮流，雖是由極左的共產黨所率先提出，但真正進入實質討論，卻是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這著實令人有些驚訝。畢竟，守舊的自民黨，真的很難與此年輕化的主張相連結。不過，因第一次安倍內閣於短短一年內（2006-2007）消逝，此案也因此無疾而終。
到了2012年，自民黨奪回政權，安倍第二次組閣，關於下修選舉年齡的提案，自然再被提起，且在執政黨擁有國會的絕對優勢下，於2015年就修正公職選舉法第9條第1項，正式將投票年齡下降年至18歲。而在2016年的參議院選舉，正式施行，今年眾議院選舉，則是修法後的第二次試煉。
而下修至18歲的選舉年齡，似讓人感覺，會刺激年輕族群的民主參與。惟從去年日本眾院選舉的調查來看，18歲年齡層的投票率為五成、19歲則近四成，比整體投票率近五成五低。惟若比較20至30歲年齡層，僅約二成的投票率，首投族就高出許多。從這些數字卻透露出一個訊息，即日本年輕人普遍對政治冷漠，甚至無奈的現狀與危機。
同樣地，一般總認為，下修選舉年齡，似會對較自由開放的政黨，如民進黨有利，反之，對較保守封閉的政黨，如自民黨不利。只是從去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來看，18、19歲年輕人，有四成投給自民黨，比其他年齡層投給執政黨的比率高出一成，而最大在野的民進黨，竟不到兩成。而此次選舉結果剛結束，故關於首投族的投票傾向統計，雖尚未出爐，但從選前日本媒體所做的眾議院選舉民調，亦呈現與去年參議院選舉相同的趨勢，甚至18、19歲對安倍內閣的信任度，竟超過五成。顯見，投票權年齡的下降，必對某政黨有利或不利的想法，似不那麼理所當然。同時，認為年輕人即會投給年輕人的常識邏輯，於此次希望之黨的席次不如預期，似也必須有所改觀。
反觀台灣，這幾年也在討論選舉年齡下修至18歲之議題，而因憲法明文選舉年齡之故，就比日本多出一個問題，即是否必須修憲的爭議及修憲門檻太高之問題。惟憲法選舉年齡的規定，只是最低保障，立法院若於選罷法下修年齡，實無違憲之虞。退步言，就算有違憲之虞，也無人可聲請釋憲，因在此並無任何的權利受損，致僅能由立法院三分之一以上委員提起釋憲。但提起釋憲之立委恐須思考，如此的聲請，不啻自認為所屬政黨，無法得到年輕族群的選票，否則，何須釋憲？
更重要的是，從日本下修選舉年齡的經驗來看，下修選舉年齡絕對對某政黨有利或不利的邏輯思維，也已經不起考驗。也因此，下修選舉年齡的目的，絕不是在使政黨獲得選票利益，而是在深化民主，並讓年輕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與未來。
民報／專欄 2017.10.2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a533de26-0d7f-4e77-b170-1ced82cf6ed8
依據日本憲法第15條第3項，只要是成年人，就受有選舉公務員權利之保障，又依第44條，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人資格以法律訂定之。故日本憲法並未明文選舉年齡，而是依1950年所頒佈的公職選舉法第9條第1項，以20歲為投票年齡之界定。
只是隨著時代變遷與國際趨勢，再加以日本進入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下修投票年齡至18歲的呼聲不斷。而這股潮流，雖是由極左的共產黨所率先提出，但真正進入實質討論，卻是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這著實令人有些驚訝。畢竟，守舊的自民黨，真的很難與此年輕化的主張相連結。不過，因第一次安倍內閣於短短一年內（2006-2007）消逝，此案也因此無疾而終。
到了2012年，自民黨奪回政權，安倍第二次組閣，關於下修選舉年齡的提案，自然再被提起，且在執政黨擁有國會的絕對優勢下，於2015年就修正公職選舉法第9條第1項，正式將投票年齡下降年至18歲。而在2016年的參議院選舉，正式施行，今年眾議院選舉，則是修法後的第二次試煉。
而下修至18歲的選舉年齡，似讓人感覺，會刺激年輕族群的民主參與。惟從去年日本眾院選舉的調查來看，18歲年齡層的投票率為五成、19歲則近四成，比整體投票率近五成五低。惟若比較20至30歲年齡層，僅約二成的投票率，首投族就高出許多。從這些數字卻透露出一個訊息，即日本年輕人普遍對政治冷漠，甚至無奈的現狀與危機。
同樣地，一般總認為，下修選舉年齡，似會對較自由開放的政黨，如民進黨有利，反之，對較保守封閉的政黨，如自民黨不利。只是從去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來看，18、19歲年輕人，有四成投給自民黨，比其他年齡層投給執政黨的比率高出一成，而最大在野的民進黨，竟不到兩成。而此次選舉結果剛結束，故關於首投族的投票傾向統計，雖尚未出爐，但從選前日本媒體所做的眾議院選舉民調，亦呈現與去年參議院選舉相同的趨勢，甚至18、19歲對安倍內閣的信任度，竟超過五成。顯見，投票權年齡的下降，必對某政黨有利或不利的想法，似不那麼理所當然。同時，認為年輕人即會投給年輕人的常識邏輯，於此次希望之黨的席次不如預期，似也必須有所改觀。
反觀台灣，這幾年也在討論選舉年齡下修至18歲之議題，而因憲法明文選舉年齡之故，就比日本多出一個問題，即是否必須修憲的爭議及修憲門檻太高之問題。惟憲法選舉年齡的規定，只是最低保障，立法院若於選罷法下修年齡，實無違憲之虞。退步言，就算有違憲之虞，也無人可聲請釋憲，因在此並無任何的權利受損，致僅能由立法院三分之一以上委員提起釋憲。但提起釋憲之立委恐須思考，如此的聲請，不啻自認為所屬政黨，無法得到年輕族群的選票，否則，何須釋憲？
更重要的是，從日本下修選舉年齡的經驗來看，下修選舉年齡絕對對某政黨有利或不利的邏輯思維，也已經不起考驗。也因此，下修選舉年齡的目的，絕不是在使政黨獲得選票利益，而是在深化民主，並讓年輕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與未來。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防止濫訴也應包括檢察官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4869
司法院與法務部正研擬防濫訴條款，除將處罰的對象擴及於律師外，亦提高罰鍰的金額。只是目前可能濫訴者，也應包括檢察官在內，卻未聽聞主事者有該修法與檢討之處。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一條第一項，雖規定有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但到底足不足，實完全繫於檢察官的認定。為避免濫行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第二項，就要求法院於正式審判前，對於起訴案件進行適格與否之審查。只是此制度於二○○三年施行以來，成效不彰，想藉由司法權來抑制檢察權濫用的功能，也就因此落空。
尤其，明明是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卻常得證明自己無罪，如提出不在場證明等等，法官也常打破客觀聽訟者之角色，而介入證據的調查。凡此種種，既顯示台灣審判程序的畸形發展，也使被告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形同具文。
而在檢察官具有絕對的訴訟與證據優勢下，被告若有幸獲判無罪，檢方仍可提起上訴，只有在第二審亦判無罪的情況，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原則上，才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如此對檢察官之優待，卻是對被告的痛苦折磨，也嚴重違反雙重訴追禁止的憲法原則。
更糟的是，被告一旦無罪確定，對於一再濫訴的檢察官，本可依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即法定刑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濫權追訴罪來究責。惟此罪於主觀上僅限於明知，要能證明此等確定故意，實有如登天之難，再加以無可期待檢察體系的自我糾錯下，所謂濫權追訴罪，也僅具有刑法的宣示意義。
也因此，對於受無罪確定的無辜被告，若曾遭羈押，就只能依據刑事補償法，向國家請求補償，雖然依此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補償機關可對公務員求償，卻僅限於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這必然會出現請求的障礙。而於被告未曾受羈押時，就僅能依國家賠償法來請求賠償，惟依此法第十三條，於法官、檢察官執行職務致侵害人權之場合，必須此等人員犯職務之罪且經確定者，始符合國賠要件。則在檢察官很難因濫訴而被訴追，更遑論有罪確定下，聲請國賠之途徑就被堵塞，致暴露出檢察權幾乎無以制衡之現況。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2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44869
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一條第一項，雖規定有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但到底足不足，實完全繫於檢察官的認定。為避免濫行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第二項，就要求法院於正式審判前，對於起訴案件進行適格與否之審查。只是此制度於二○○三年施行以來，成效不彰，想藉由司法權來抑制檢察權濫用的功能，也就因此落空。
尤其，明明是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卻常得證明自己無罪，如提出不在場證明等等，法官也常打破客觀聽訟者之角色，而介入證據的調查。凡此種種，既顯示台灣審判程序的畸形發展，也使被告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形同具文。
而在檢察官具有絕對的訴訟與證據優勢下，被告若有幸獲判無罪，檢方仍可提起上訴，只有在第二審亦判無罪的情況，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一項，原則上，才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如此對檢察官之優待，卻是對被告的痛苦折磨，也嚴重違反雙重訴追禁止的憲法原則。
更糟的是，被告一旦無罪確定，對於一再濫訴的檢察官，本可依刑法第一二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即法定刑一到七年有期徒刑的濫權追訴罪來究責。惟此罪於主觀上僅限於明知，要能證明此等確定故意，實有如登天之難，再加以無可期待檢察體系的自我糾錯下，所謂濫權追訴罪，也僅具有刑法的宣示意義。
也因此，對於受無罪確定的無辜被告，若曾遭羈押，就只能依據刑事補償法，向國家請求補償，雖然依此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補償機關可對公務員求償，卻僅限於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這必然會出現請求的障礙。而於被告未曾受羈押時，就僅能依國家賠償法來請求賠償，惟依此法第十三條，於法官、檢察官執行職務致侵害人權之場合，必須此等人員犯職務之罪且經確定者，始符合國賠要件。則在檢察官很難因濫訴而被訴追，更遑論有罪確定下，聲請國賠之途徑就被堵塞，致暴露出檢察權幾乎無以制衡之現況。
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活動紀錄】1014「法院公平不公平？──以『前總統案件』為例」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四）
【座談會資訊】
時間：2017/10/14（六）09:30-11:45
地點：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B1）
主辦：永社、台灣陪審團協會、綠色逗陣、法操FOLLAW
協辦：台灣北社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陳師孟／綠色逗陣理事長
與談人：
陳志祥／基隆地方法院法官
洪英花／臺北地方法院法官
鄭文龍／律師、永社理事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影像紀錄】
＊現場直播紀錄：https://www.facebook.com/follawfollaw/videos/1846802995633738/
感謝 法操FOLLAW 協助攝影直播
＊YouTube影片清單連結：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gEHi_3unev2MKpSuB1EJPhJUIQUk9jQI
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座談會資料】
原來台灣是超級大總統制
（黃帝穎／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10.13）
馬英九洩密案二審無罪判決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index_1_S.aspx?p=TR7f3Ejcq17PpRKQx%2b%2f2rG6YGm%2b41BUTLl9%2fyxfWsEw%3d
司法對待扁馬有無不同（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陳志祥法官投影片
【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https://www.facebook.com/pg/taiwanforever2012/photos/?tab=album&album_id=1451548738261980
【相關報導】
＊民報／扁馬待遇大不同 鄭文龍：法界本身應檢討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89eeee3-d6c6-4d66-ac67-c1c68022ff6f
＊中央社／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 司法院澄清[影]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10140085-1.aspx
＊臺灣時報／民團：法院對扁不公平
http://www.twtimes.com.tw/?page=news&nid=674620
＊聯合新聞網／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 司法院澄清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756738
＊中央廣播電台／法院遭指對馬扁處理不公平司法院澄清
http://cnnews.rti.org.tw/m/news/detail/?recordId=37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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