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追馬英九 頂多背信罪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7.2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1154

前立委蔡正元因中影掏空案遭羈押，即便北檢稱此與三中案無關，能否釋各界之疑，不得而知。惟馬前總統會否因三中案而遭訴追，肯定受關注。

特偵組雖於二○一四年對九十九年度特他第三號，即國民黨涉及賤賣中影、中廣、中視案，做出查無不法之簽結。如從北檢目前偵辦重點，乃是在中影出賣後，公司負責人有否掏空資產，與三中案確屬不相同的案件事實。惟於之前三中案的調查裡，也對出售後的資金流向進行清查，更強調董事長蔡正元並無涉案，要說如今的掏空案與之無關，只讓人有此地無銀之懷疑。由此也顯露出，檢察實務自行創出他字案的簽結手段，不僅法無所據，也因案件範圍與被告無從特定，既影響相對人的訴訟權及法律的安定性，亦容易淪為政治工具，應為立即檢討之對象。

既然中影掏空案已為三中案的重查開了一扇門，則對馬前總統於此案責任歸屬的偵查，似屬遲早之事。由於簽結於法無據，自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二六○條，即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僅有發現新事證才得再行訴追之效力，北檢若再對三中案為偵辦，並不會有程序上的瑕疵。

而二○○六年三中處分時，馬前總統雖擔任台北市長兼國民黨主席，但因其處理的是政黨之財產，則在國民黨只是私法人的情況下，黨主席的決定就不是執行公務，致非屬刑法公務員，也就不可能涉及刑罰極重的貪污治罪條例。若有賤賣黨產之行為，頂多觸犯刑法第三四二條第一項，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背信罪。

至於背信罪，於客觀上，行為人須違背職務致損害委託人的利益，則於三中案，成罪關鍵當在國民黨資產是否遭低估。如從中影市值至少百億，卻以三十一億賣出來看，似乎有損黨的利益，惟基於私法自治，資產到底價值多少，恐有極大迴避究責之空間。

此外，背信罪在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的意圖，就算認為馬前總統賤賣資產有違職務，只要查無黨產出賣後，其本人或家人有收受任何回扣之事實，亦無由成罪。從此就暴露出，對於私領域團體可能涉及的瀆職情事，要以現行刑法究責，實有其窮極之處。

0722「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三）

「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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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零年代民主化浪潮起，臺灣民間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期盼便開始萌芽，並且在本世紀初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化為令人無法忽視的呼聲。然而，起初執政黨未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其後中國國民黨又以完全執政之姿達成二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的能量因此式微。2016年，台灣發生第三次政黨輪替，轉型正義雖然獲得重新啟動的機會，但整個國家及社會仍然處處可見尚未除去的威權遺緒。此時，公民社會不免熱烈期盼新政府推動的司法改革工程，能為轉型正義注入能量。今年四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當中也初步討論到轉型正義的議題，但仍有許多面向並未被提及，因此永社及法操共同舉辦本次座談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司法改革如何落實轉型正義？」

時間：2017/07/22（六）09:30-11:45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3樓B會議室
主辦：永社、法操FOLLAW
直播：法操FOLLAW

主持人：
　高涌誠／律師、永社理事長

與談人：
　林孟皇／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司改國是會議委員
　洪偉勝／律師、永社理事
　劉恆妏／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鄭光倫／東吳大學法律系博士生、永社理事

時間分配：
　主持人10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2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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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79027168869573

蔡正元掏空中影 早有法院認證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19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cb930ba-4709-4f36-90bf-902f26edcb60

前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因涉侵占中影3.7億元被檢方兵分多路搜索住所及公司後聲押，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見。

對此，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聲援蔡正元，高喊「政治迫害」，蔡正元的「兄弟」邱毅也替他發聲，指「蔡正元案並非劍指蔡正元」，此案也非單純財產侵佔案或公司背信案，而是狠打七寸的「政治追殺案」。

但事實上，蔡正元淘空中影的背信犯行，早已經法院認證，北檢僅是依法偵查，根本不是政治追殺。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重上字第473號判決指出：「蔡正元當時為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之情，此有前述起訴狀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70－272頁），又上訴人就上開減資案向經濟部申請變更登記，經濟部以該案之決議不符公司法第168條、第240條及第241條規定，並無可分次辦理之規定，命上訴人補正，但上訴人未予補正，而於98年2月11日遭經濟部退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因此，阿波羅公司及時任阿波羅公司及上訴人公司負責人之蔡正元於95年8月11日即知悉上開減資案決議，可能違反法令致無效，而需將上開減資款返還予上訴人，且知悉該等股權之實質權利人，亦要求僅為股權交易平台之阿波羅公司返還上開減資款，並知悉阿波羅公司無資力，竟就阿波羅公司無自由處分權之上開減資款，成立系爭信託契約，並移轉處分該減資款為信託財產（此部分應構成詐害債權行為，然因本院認定系爭信託契約已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於99年7月17日失其效力，而無再予撤銷之實益），嗣後更違反信託法第3條、第15條規定，處分系爭信託財產（詳後所述），係故意以違反法令之方式，五鬼搬運，左手交付右手，將利益輸送自己，致使上訴人之減資款債權不能實現，受有損害，顯係故意以違反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之減資款債權」，顯見蔡正元之掏空犯行，早已被法院認證。

可惜，馬英九執政時代，黃世銘的「特偵組」，執意不辦三中案，縱然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473號民事判決直指「蔡正元於兼任上訴人公司及阿波羅公司負責人時，明知上訴人公司之減資無效…竟仍以信託方式，將減資款信託於自己……竟仍以違反法令方式，左手交付右手，五鬼搬運，將利益輸送自己」，且此見解經最高法院維持，判決蔡正元應返還不法獲利1.7億元定讞，但特偵組仍是視若無睹。

好在2016年政黨輪替後，立法院修法廢除特偵組，讓檢察組織走回常軌，而北檢仍有勇敢公正執法的檢察官，依法偵辦黨國權貴，才讓國家追究不法的三中案出現史上重大進展。

總結來說，北檢偵辦蔡正元背信等罪，有高院和最高法院判決當基礎，且判決白紙黑字指明蔡正元的五鬼搬運犯行，檢察官僅僅是依法處理而已，根本不是黨國既得利益者喊的政治追殺。

從查無不法到聲押看檢察權的獨立行使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7.19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fa9f17a-bead-4a04-9978-41232d36e197

因中影掏空案，北檢對前立委蔡正元住處進行搜索，並於訊問後以犯嫌重大向法院聲押，並遭法院裁定羈押，曾引發極度爭議的三中案，又再度吸引各界的目光。只是此案曾由已經廢除的特偵組為簽結，如今重啟調查，就讓人對檢察權的獨立性，感到質疑。

涉及國民黨黨產可能遭不當處分與移轉的三中（中視、中廣、中影）案，早在2006年，即有人向高檢署的查緝黑金行動中心告發，並於隔年，由剛成立的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接手偵辦。而當初之所以設置特偵組，乃是因其偵查對象，要非位居政府高官，即是富商巨賈，故藉由檢察總長有4年任期保障及不得連任之設計，就能保持檢察權行使的獨立空間，且能在資源集中下，更有效迅速的訴追重大貪瀆與經濟犯罪。

專業？效率？影響特偵組的存廢因素是風向？

由於三中案牽涉國民黨黨產藉由多元與複雜的交易程序為移轉，正可考驗特偵組的專業與效率。惟三中案一查，就查了7、8年，直至2014年，才以查無不法而簽結，即便列出對照表為詳細說明，卻為已經繁雜的財產處分所涉及的侵佔、背信等等行為，增添更多疑問。而就算不論理由是否正當，但一個案件拖了這麼久才偵結，實也看不出有何專業與效率可言，反易落入維護執政者之口實，也成為特偵組必須走入歷史的主因。

而因簽結並未規定於刑事訴訟法之中，也就無如不起訴處分般的確定力，即僅有在發現新事證時，檢察官才能再行起訴之限制，故特偵組於今年1月1日被廢後，三中案仍可由北檢偵查起訴。惟目前的大動作搜索，其原因似在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於四月的告發， 這又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假設政黨沒有輪替，這個案件有再重啟調查的可能嗎？而如果當初特偵組簽結有政治考量，則如今北檢的訴追，是否也是觀察到政治風向轉變的結果？

擺盪在檢查獨立與濫權之間的檢察權

這當然又會牽涉到之前司改會議，曾有激烈爭辯檢察官定位的問題。而不管檢察官是被定位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抑或是兩者兼具，都不能忽略一個癥結，即在保持檢察權獨立性之同時，如何防止權力遭濫用。若極端強調獨立性，則連檢察長基於檢察一體所為的監督，也必須退位，檢察權的自律機制就因此會減弱，則個別檢察官也可能為了討好執政者，而為濫權訴追或不訴追。故在講求獨立性與濫權防止之間，就永遠會處於一種衝突，致難畫出一條明顯的界限。

故從三中案，過去特偵組的簽結，到現在北檢的重新調查，除有獨立性的問題外，也一再暴露出檢察權不受外部監督的現狀，就讓人聯想到近來司改國是會議，被認為是最大突破與期待的司法民主化議題，是否也該延伸至檢察權的抑制。這可以是沿襲美國制度，即對檢察官欲訴追的重罪，須由人民組成的大陪審團，來決定有否起訴適；格或者是學習日本制度，即由人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來審理檢察官不為起訴的案件是否不當。

結語

惟在新制度建立，總有一定時日的討論與研議下，於現階段，肯定得先對已過於肥大的檢察權進行適度瘦身。尤其是法無明文，卻由檢察實務所創造出，很易成為政治工具的簽結手段，就有檢討是否該繼續存在的正當與必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empathy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Lin Lee-kai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7.1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7/18/2003674774

Early last month, a video clip of an address made by US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at his son’s high-school commencement ceremony went viral.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years to come, I hope you will be treated unfairly, so that you will come to know the value of justice ... and I hope you will have just enough pain to learn compassion,” Roberts says in the clip.

His wishes for graduates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frustrations are very unusual. They are also part and parcel of the concept of empathy, a skill invaluable to the judiciary.

If trials c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empathy and judges put themselves in others’ shoes to understand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o solve disputes, then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trust the judicial system.

With trials by jury, the US judicial system allow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avoid arbitrariness and lack of empathy from the judge, perhaps neglecting the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under which a suspect is considered innocent unless proven guilty. In some cases, judges try suspects and encounter unsavory characters on a daily basis, so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However, according to an opinion poll published b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last year, as many as 84 percent of Taiwanese do not trust judges — a state of affairs difficult to imagine in a democratic nation.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n Taiwan’s judicial reform, the key to success lies in empathy toward the public.

Whether it is the US jury system or Japan’s lay judge system, their purpose is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rials with empathy.

At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judicial reform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onday last week, President Tsai Ing-wen (蔡英文) declared four main areas for reform, including transparency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improving the selection and discipline of judges and prosecuto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ll of which are necessary to rebuild public trust in the judicial system.

Facing the judges and prosecutors, who are in general considered to be “the winners at the game of life,” the public concern should keep track of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rebuilding the judicial emp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