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318三周年晚會活動新聞稿

「318三週年，監督條例不能再等」


318運動即將屆滿三週年，當年運動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然而，各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於2014年4月11日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至今三年仍未完成立法。

經濟民主連合等各團體於3月18日晚上七點，在立法院青島東路側門，舉辦「318三週年，監督條例不能再等」集會。當天活動包括：


(一) 「太陽花三年了，你，過得好嗎？」短片拍攝計畫

請你帶著你的記憶、感想、當年照片還有那未被擊倒的初衷，一起來參與短片拍攝計畫。


(二) 318參與者短講與演唱

短講：簡年佑、魏揚、曾柏瑜、黃燕茹、吳政哲、邱文聰、蘇彥圖、徐偉群、林秀幸、孫友聯、林敏聰、覃玉蓉、賴中強

演唱： 巴奈

(三) 「我們要一個答案」政黨論壇

邀請立院各黨團代表及內政委員會委員回應經民連三個訴求：

1. 是否承諾於本會期完成監督條例三讀？

2. 是否願意採納經民連提出的六大主張？即：(1)不要張慶忠式備查，要完整國會監督；(2)不要服貿作文比賽，要落實衝擊因應；(3)不要主權談判，要捍衛民主自決；(4)不要一國兩區，台灣不是地區；(5)要民間諮詢會議，落實公民參與；(6)要有溯及條款，解決服貿貨貿爭議，明定應退回服貿協議、終止貨貿談判之情形？

3. 是否支持擴大參與，改由相關委員會聯席審查監督條例？

(四)「我們沒有忘記，寫給未來的自己」

請現場所有參與者填寫兩張明信片，內載「監督條例2017年不過，2018年我不投票給民進黨」、「監督條例2017年不過，2020年我不投票給民進黨」。經民連秘書處負責收集明信片，如果監督條例2017年不能三讀通過，經民連於2018年、2020年郵寄明細片。這個行動會在未來巡迴演講中，持續進行。


晚會主持人吳濬彥開場指出，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到今天已經三年了，許多當時是青澀的大學生，現在都已經是職場新鮮人；一起坐在馬路上聽短講而相遇的他們，今年都已經結婚了。那時的反服貿運動訴求卻被擱置，被遺忘。各版本的《協議監督條例》，到現在還躺在立法院。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檯面上這些政黨及政客拋出的承諾—「對中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當台灣的民主體制，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急速傾中政策，發生重大的憲政危機，張慶忠以30秒宣布通過服貿協議，人民不得不佔領國會以「公民不服從」捍衛民主；這個時候，政治人物承諾「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以「回應人民訴求，恢復國家秩序」，然後運動退場，民進黨贏得政權。主持人吳濬彥對現場參與者提問：「你們說，這個承諾該不該兌現了？我一個青年都等到變壯年了，監督條例還要再等。你們說，監督條例還能不能等？」

針對下週國民黨將在內政委員會排審監督條例，主持人謝邑霆表示：

民進黨將監督條例列為本會期優先法案，國民黨召委曾銘宗下週將排審。我們呼籲國民兩黨都應該要放下政治算計，回歸到法案本身，擴大參與，開放討論，由各委員會聯席審查、並納入經民連六項修正動議，嚴謹審查，以儘速完成監督條例的立法。

民進黨內政委員會召委姚文智在3月17日受訪時曾表示，「他已和國民黨曾銘宗召委取得共識，民生法案會接力審查，而政治性法案，只要優先法案中，都有可能審查」。因此，我們在這裡要提出要求，監督條例既是優先法案，民進黨召委姚文智應在下週國民黨排審監督條例後接續審查，不應刻意拖延，如此才能有利於監督條例在本會期完成立法；否則越接近台灣與中國雙方復談時刻，反而會有更多的顧慮。

其次，監督條例六個版本中，有民間版(尤美女)、江啟臣版、時代力量版等半數草案主提案委員現不在內政委員會之中，經濟民主連合也尚有六項修正動議要提出，因此，我們要求擴大參與，開放討論，監督條例應交由各委員會聯席審查，呼籲各黨委員聯署並將經濟民主連合六項修正動議納入審查。


經濟民主連合六項修正動議為：

一、   不要張慶忠式備查，要完整國會監督；

二、   不要服貿作文比賽，要落實衝擊因應；

三、   不要主權談判，要捍衛民主自決；

四、   不要一國兩區，台灣不是地區；

五、   要民間諮詢會議，落實公民參與；

六、   要有溯及條款，解決服貿貨貿爭議，明定應退回服貿協議、終止貨貿

談判之情形。


經民連發言人簡年佑代表主辦團體宣布：監督條例就是民進黨執政的試金石，監督條例就是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在這裡我們要鄭重呼籲：只要監督條例2017年不過，2018年、2020年就不要投票給民進黨。新政府上台以來，對監督條例一再冷處理，能拖就拖、能閃就閃，人民已經給蔡政府一年的時間，民進黨政府要珍惜現在執政的機會，認真的落實過去的承諾，不要利用完運動就消費運動，不要辜負過去參與者的託付。


經濟民主連合重申今天活動的三個訴求：我們要求立法院各委員會聯席審查監督條例，我們要求這個會期三讀通過監督條例，我們要求各黨採納經民連關於監督條例的六大主張。


【活動流程簡表】

19:00～20:50

短講&演唱

來賓：簡年佑、魏揚、曾柏瑜、黃燕茹、吳政哲、邱文聰、蘇彥圖、徐偉群、林秀幸、孫友聯、林敏聰、覃玉蓉、賴中強等318參與者短講

演唱： 巴奈


20:50～21:20　

政黨論壇

主持：嚴婉玲

來賓：時代力量 黃國昌委員
　　　民進黨社運部副主任 李世民

與談：邱文聰 賴中強


21:20～21:30

提醒民進黨318的政治承諾

蔡英文：支持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立法院有義務制定完整的法律。
民進黨將承擔改革責任，堅定推動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期盼新國會新會期，《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列優先法案，盡速審理。

寫給未來的自己

柯建銘：大局承擔


19:00～21:30

「太陽花三年了，你，過得好嗎？」短片拍攝計畫

周世倫導演等


主辦團體：
經濟民主連合、民主維新、島國前進、台灣教授協會、永社、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地球公民基金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公民縣政推動聯盟

318三週年晚會聲明

「監督條例就是蔡英文的期中考」

經濟民主連合發言人簡年佑代表主辦團體發表聲明如下：

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到今晚正好屆滿三週年，盤點這場運動的結果，雖然我們在實際上阻擋了服貿協議生效，打斷中國「先經後政」「以經促統」的策略藍圖；也在整體政治氛圍上，促成許多公民開始更積極參與政治、討論公共事務，讓台灣在2014年後有不一樣的新發展。但是我們回顧過去提出的運動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先立法再審查」、「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至今沒有確實達成。三年前當許多公民團體、學生、青年步出議場，發表「轉守為攻 出關播種」聲明，已經宣示要以轉進社會，繼續深耕的方式努力，因此有很多人也在各自的位置上，堅信這場運動留下的「未竟之業」我們能夠一步一步來完成。

三年來，從要求撤回行政院江宜樺版監督條例、要求國會各黨團將監督條例列為優先法案、針對民進黨版提出六大批判與主張、要求比照服貿協議文本由相關委員會聯席審查等等。原本我們一直期待，政黨輪替過後的政府能夠對選民負責，也對過去的自己負責，能夠兌現民進黨包括立委與蔡英文總統在選舉時做過的政治承諾。但是，新政府上台後一再推託，把過去的改革承諾遁逃於「尚待社會共識」。在監督條例立法這件事上，陸委會民調也說有八成民意支持盡快立法，我們還要再等什麼？已經等了三年我們還要等多久？

經濟民主連合認為：監督條例就是民進黨執政的試金石，監督條例就是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在這裡我們要鄭重呼籲：只要監督條例2017年不過，2018年、2020年就不要投票給民進黨。新政府上台以來，對監督條例一再冷處理，能拖就拖、能閃就閃，人民已經給蔡政府一年的時間，民進黨政府要珍惜現在執政的機會，認真的落實過去的承諾，不要利用完運動就消費運動，不要辜負過去參與者的託付。

經濟民主連合也在這裡重申今天活動的三個訴求：我們要求立法院各委員會聯席審查監督條例，我們要求這個會期三讀通過監督條例，我們要求各黨採納六大主張：1.不要張慶忠式備查，要完整國會監督；2.不要服貿作文比賽，要落實衝擊因應；3.不要主權談判，要捍衛民主自決；4.不要一國兩區，台灣不是地區；5.要民間諮詢會議，落實公民參與；6.要有溯及條款，解決服貿貨貿爭議，明定應退回服貿協議、終止貨貿談判之情形。

No ongoing legal cases should be made public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3.2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3/21/2003667159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has indicted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on charges of leaking secret information and inciting others to leak secret information. Still, prior to a news conference announcing the decision, no one knew anything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investigation, not to mention any detailed information.

Before a release announcing the news conference was issued, the media did not know whether Ma was going to be indicted. It is clear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fully in line with Article 245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which states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This is praiseworthy, but the same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cases if the government is to rebuild public trust in prosecutors and their ability to remain neutral.

People remember the 2012 Yu Chang Biologics (宇昌) case, which involve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falsifying documents and initiating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then-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Ing-wen (蔡英文), and how certain media published reports, including materials from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s (SID) probe into the allegations. Although the SID concluded that Tsai was innocent, officials seemed to ignore the legal requirement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When prosecutors were investigating officials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in 2008, there similarly was no attempt to follow the rule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For example, almost every stage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ions of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ary-general Chiou I-jen (邱義仁) was reported, and even humiliating photographs of Chiu with his head shaved following his detention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media.

Although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Chiu was innocent, the media had already helped prosecutors humiliate Chiu.

Another example is the way in which detail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almost every statement by former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Michael Tsai (蔡明憲) found its way into the media dur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bribe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officers.

Once again, nothing illegal was found to have occurred, but the authority of Tsai and other high officers had been irreparably damag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ing in Ma’s indictment followed the regulation that investigations should not be made public. This is a legal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applied to everyone.

There should be no differ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belong to the pan-blue camp or the pan-green camp, nor should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r social status — the Mama Mouth Cafe murders and the murder of a 22-year-old model, surnamed Chen (陳), spring to mind.

No ongoing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made public — this is not a rule that can be selectively applied.

警察臨檢如走鋼索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中時電子報／言論　2017.03.20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320005722-262105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穿拖鞋購物，卻遭警察盤查，讓其痛批台北市是警察國家。而從此議題卻暴露出，我國的臨檢法制一直就是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

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第1項第3款，若有事實足認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警察可實施緊急逮捕。惟此種逮捕，須於事後向檢察官聲請補發拘票，且因發動門檻相當高，又是針對犯罪行為，則警察為社會治安或交通秩序之維護的臨檢行為，就無法以之為依據。

但奇怪的是，臨檢明明是警察常態且大量化的行為，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其依據竟只來自於《警察勤務條例》短短的一個條款，即第11條第3款的明文。且此條款僅明列臨檢的種類，對發動門檻、執行程序與方式、事後的救濟等，完全處於空白，警察權的濫用也就難免。

好不容易於2001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535號解釋，指出國家授權警察得對人民臨檢，雖在於治安維持與犯罪預防之目的，卻不代表警察人員可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任何人。故警察實施臨檢，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

若對人實施臨檢，更須有相當理由認為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故大法官等於是藉由解釋來填補臨檢的法律漏洞，惟因所謂合理判斷、相當理由等，仍屬極為空泛的概念，故此號解釋就要求立法者必須盡速整備相關的法制。所以，於2003年，就有了《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出現。

而在《警察職權行使法》中，除將警察基於治安維持的臨檢行為加以類型化，並分別規定其發動要件與執行手段外，並設計有事後救濟、賠償，甚至補償的規定。只是法條是由自然語言所寫成，總不免有模糊性。

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警察於公共場合，有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可以查驗身分。惟此條文充斥太多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如合理懷疑、犯罪嫌疑或犯罪之虞等等，就使標準趨於浮動。以民眾於公共場合穿拖鞋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但就長期浸淫於強調治安維護的警察來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卻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犯罪，當然得盡早提防。如此的認知落差，正凸顯現行的臨檢法制實不夠細緻與明確，不僅讓民眾常陷入攔停是否一定得接受檢查的疑惑，警察執法也猶如走在鋼索之上，致易動輒得咎。

馬洩密可能無罪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3.19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7187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嫌，起訴前總統馬英九。（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嫌，起訴前總統馬英九，被判有罪的機率極高。惟針對檢方的有罪舉證，馬前總統果真毫無辯駁餘地？

針對馬前總統所涉嫌的犯罪事實，即是當時檢察總長將偵查尚未終結的案件向其報告，且因此洩漏不能公開的資訊。或許，一個可以解脫的理由，在於檢察總長乃由總統任命，故當案件已明顯不屬刑事不法，檢察總長就退化為單純的行政官，其上級、即總統，就屬有權知悉者，以致不會有洩密的問題。

惟在案件尚未偵結前，所有證據仍處於浮動狀態，檢察總長身為全國檢察官之首，既要謹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本於檢察權的獨立行使，是沒有所謂的上級存在，就算是提名他的總統，亦無權知悉偵查資訊。故欲以此為免責基礎，實為對檢察官定位有著嚴重誤解。

也因此，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之究責。惟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三項，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以致成為阻卻洩漏機密罪成立之重要事由。而由於條文所謂公益、合法權益等，乃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二○一三年，司法院即制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以為具體準則。

惟依此辦法第九條第一項，列有七款例外得公開之情況，且依這些條款，又處處出現社會治安、重大影響、重大犯罪等更不明確的字眼，使得偵查公開與不公開的界線趨於模糊，以致可能造成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尤其是同一個事實，被拆成兩個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等同於讓馬前總統在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甚且，若法庭間產生判決歧異，就更可以司法迫害為抗爭。

又依刑法第十六條，即便犯罪構成要件明確、也無阻卻違法事由，若有正當理由且無法避免而不知法律者，還是可以免除刑責。這也代表馬前總統只要提出自己對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錯誤解讀，甚至是無知的證據，亦非不可能因此被判無罪。惟若果真如此，馬前總統就得完全拋開法學博士，甚至曾為九五之尊的光環，這必然陷入面子與裡子的衝突與抉擇。

支持國民黨 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3.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0aede293-8d12-40d1-9eaf-89d352d67f6c

馬英九被認定洩密犯罪，不只在北檢的起訴書，更可從上開高院有罪判決、地院有罪判決，甚至是林秀檮檢察官告黃世銘損害賠償的民事判決中，清楚可見，唯獨國民黨視而不見。（圖片來源：民報資料庫影像合成）

前總統馬英九因教唆洩密等罪遭北檢起訴，時隔三天後，立法院國民黨團舉行記者會聲援馬英九，黨籍立委高呼「還馬英九清白，馬總統加油」。很明確的，對於法界普遍認定觸犯洩密罪的馬英九，國民黨仍以「政治追殺」等政治語言力挺，下次選舉的口號，可能會從上次的「支持○○○，就是支持馬英九」，升級成「支持○○○，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在國民黨的挺馬記者會上，黨團首席書記長王育敏指出，北檢起訴馬前總統這件事，讓許多台灣民眾不能接受，因為這是赤裸裸的政治鬥治和追殺，看到這個案件，包括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的自訴、告訴，還有台灣北社、教授協會及律師黃帝穎的告發，有看過任何一個案件，同一個事由這麼多人萬箭齊發的追殺嗎？這不是政治追殺，什麼才叫政治追殺？

國民黨團及王育敏如果稍有法律常識，應可知馬的洩密共犯黃世銘經高院判刑定讞，馬被追究洩密罪，是法律上當然。國民黨團講成政治追殺，難道認為判黃世銘有罪的高院法官、地院法官和起訴的檢察官都是政治追殺?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矚上易字第1號判決書（即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洩密罪判刑定讞之判決書）揭示，時任總統馬英九於2013年8月31日馬總統拿著黃世銘的偵查中秘密，對羅智強及江宜樺做第一次的洩漏，構成洩密罪，9月1日馬英九要求黃世銘到官邸繼續做偵查中個案洩密行為，為一次教唆洩密罪，及9月4日馬英九要求黃世銘對江宜樺洩密，黃依職務報告原無犯意，馬構成二次教唆洩密罪。

簡單的說，黃世銘有罪定讞的判決書，清楚指出馬英九有三次洩密犯罪行為，馬前總統曾任法務部長，竟為了政爭，踐踏「偵查不公開」原則，毫無法律素養並破壞民主法治原則。馬英九被認定洩密犯罪，不只在北檢的起訴書，更可從上開高院有罪判決、地院有罪判決，甚至是林秀檮檢察官告黃世銘損害賠償的民事判決中，清楚可見，唯獨國民黨視而不見。

尤其甚者，國民黨與王育敏如果稍有國際常識，應可知當時馬王政爭被國際媒體報導「台灣版水門案」，回顧2013年9月，馬英九發動的「九月政爭」，美國華盛頓郵報以「台灣水門案」為報導；法新社更直指「司法濫權」，台灣法治瞬間成為國際醜聞。因此，同年10月有28位國際學者包括：譚慎格、章家敦、金德芳、家博、林霨以及韋傑理等人發表共同聲明，關切台灣民主。難道國民黨認為，連華盛頓郵報、法新社及28位國際學者也政治追殺馬英九?

國民黨團沒有法律常識就算了，真不怕貽笑國際? 國民黨如真盲目力挺涉嫌洩密罪被起訴的馬英九，恐怕在下次選舉的布條，就會升級為「支持○○○，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馬前總統有辯駁無罪的空間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3.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301f6fd-5357-4ba7-8f08-e0121301b6fa

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罪的究責。但刑訴法又規定有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似乎易陷入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片／影像處理）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罪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起訴前總統馬英九。若依台北地檢署檢察長所稱，此案起訴將成為法治精神的標竿，似也意味，被判有罪的機率與時間，應已不遠。只是馬前總統所涉及的洩密案件，果毫無辯駁無罪之餘地？

雖然，檢察官起訴罪名有三，但因數行為於時間、空間上有密接性，故就刑法評價上，應論以一個接續犯，致依刑法第55條的想像競合，僅能從最重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無故洩漏及教唆洩漏通訊機密之罪。而不管哪一罪，關鍵都在於馬前總統於檢察官尚未偵結的案件，就聽取了檢察總長的報告，更因此洩漏了不能公開的資訊。或許，一個可以解脫的理由，在於檢察總長乃由總統任命、立法院同意，故當案件偵查已明顯不屬刑事不法，檢察總長就退化為單純的行政官，其上級，即總統，就屬有權知悉者，致不會有洩密的問題。

惟在案件尚未經起訴、不起訴、緩起訴或簽結前，所有犯罪證據仍處於浮動狀態，檢察總長身為全國檢察官之首，既要謹守偵查不公開，本於檢察權的獨立使，是沒有所謂上級存在。所以，在案件尚未偵查終結前，基於檢察一體，檢察體系最高的長官，就是檢察總長，其並無任何上級可言，就算是提名他的總統，亦無權知悉偵查資訊。至於偵查終結與否，就必須以形式，而不能以檢察總長主觀上認為已終結來為認定。故欲以總統為檢察總長上級，故須向其報告為免責基礎，實是對檢察官的定位與角色，有著嚴重的誤解。

也因此，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罪的究責。惟值得注意的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致成為阻卻洩漏機密罪的重要事由。而由於條文所謂公益、合法權益等，乃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2013年，司法院即制訂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以為具體準則。只是依此辦法第9條第1項，列有七款例外得公開之情況，且觀這些條款，又處處出現社會治安、重大影響、重大犯罪等等更不明確的字眼，就使偵查公開與不公開的界限趨於模糊，致易陷入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尤其在同一事實，被拆成兩個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實等同讓馬前總統於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而有更多挑戰檢方有罪證據的空間。

此外，依據刑法第16條，就算犯罪構成要件明確、也無阻卻違法事由，但若有正當理由且無法避免而不知法律者，是可以免除刑事責任。這也代表，馬前總統只要提出，自己對刑法、刑事訴訟法、憲法等法規範的錯誤解讀，甚至是無知的證據，亦非不可因此被判無罪。若真如此，馬前總統就得完全拋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甚至曾為九五之尊的光環，這必陷入面子與裡子的衝突與抉擇。

長久以來，關於檢察官到底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一直處於糾纏不清的狀態，也在馬前總統的案件裡被凸顯出來。故對於檢察官的定位，以及其濫權之防制，肯定是未來改革的重要課題。

馬案示範了偵查不公開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3.18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6926

北檢依洩密等罪起訴前總統馬英九，但在起訴記者會前，社會全然不知馬案的偵查進度，更遑論偵查細節。媒體直至偵結記者會當日的採訪通知發出後，還不確定是否起訴馬英九，顯見馬案的偵查程序，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的「偵查不公開原則」，此守法之舉固值肯定，但馬案的「偵查不公開」標準應一體適用所有案件，始能重建人民對檢察官「公正執法」的信任。

猶記得，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前的宇昌案，在經建會以變造文書啟動抹黑攻勢後，特定媒體以頭條報導特偵組查扣宇昌案證據資料，甚至有承辦人員表示「撥款速度異常」，雖然選後特偵組「查無不法」，還給蔡英文清白，但選前的「偵查不公開」何在？

二○○八年政黨輪替後，檢調追殺前朝更無「偵查不公開」可言，例如：對前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的偵查過程，媒體幾近同步報導，甚至連羈押後被剃光頭的「羞辱式」照片也被媒體掌握，雖最終在法院獲判無罪確定，但媒體迎合檢調進行政治羞辱的目的已然達成；再如偵辦國防部「買官賣官案」，前國防部長蔡明憲的偵訊筆錄也幾乎被特定媒體所掌握，雖然最後「查無不法」，但對蔡前部長及軍事將領統御威信的重傷，也已無可恢復。

馬前總統洩密案的偵查程序，符合偵查不公開原則，此法律原則應一體適用全國人民，不能因為藍、綠而有「差別待遇」，更不能因為權貴或平民（如：媽媽嘴命案、小模命案），而有選擇性的偵查不公開！

日本武士能蛻變成台灣勇士嗎？國家棒球隊公司化問題就解決？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3.1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82332f67-9055-49f1-8b22-c6639260ac60

假若基層棒球不夠穩固，欲組成具有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實也難為無米之炊。（圖片來源：民報取自Jon Eckert, CC0 Public Domain）

2017年棒球經典賽，台灣三連敗遭淘汰後，面對各界指摘，棒協也提出改革方案，並想沿襲日本武士，即成立公司專責國家代表隊的組訓工作。只是台灣棒球的問題，果能藉由國家隊的公司化，即可來解決？

「日本武士」大一統全日棒壇

在國際棒壇尚未開放執業球員參加賽事的時代，日本的職棒與業餘，即所謂社會人球隊，乃涇渭分明，互不干涉。而於開放職業球員參賽，尤其是2000年的雪梨奧運後，原本被認為等級僅次於美國的日本棒球，其成績似無法完全反應在國際重要賽事。雖然，於2006、2009年的棒球經典賽，日本皆拿到冠軍，但於2013年，不僅八強賽與台灣纏鬥至延長賽才驚險獲勝，更於四強賽遭波多黎各擊敗。為了重返世界第一的榮耀，也為了讓國家隊組訓能長期與體制化，就於2014年底，成立日本棒球公司（NPB Enterprise)為專責，並以侍ジャパン，即日本武士來稱呼國家隊。

而日本棒球公司所負責組訓的國家隊，雖以層級最高的比賽，如經典賽、12強賽或奧運賽為主，但關於各級棒球的組訓，也是由此公司為主導。簡而言之，這家公司，即是金字塔結構的最頂端，以職業棒球的雄厚基礎，來帶動下級棒球的整體提升。也因此，不管哪個層級的國家代表隊，皆以日本武士為名，一方面可使球員產生榮譽感，更可經由職業球隊較為豐沛的資源，來對各級棒球為技術，甚至是資金的輸出。同時，因已公司化之故，就可將日本武士的商標、著作權等為販售，既可為國家隊比賽、訓練等等之財源挹注，也可經由授權商品的販賣，而使國民對於代表隊出征，產生更大的向心與凝聚力。

故將國家隊公司化，就可使組訓工作常態、常規與專職化，而可免於臨時徵召不順之困，似為我國可以學習的對象。惟須注意的是，日本能走到今天，也是經過近二十年，職業與業餘棒壇相互爭奪主導權所致，期間的慘烈情況，恐不會輸給目前中華職棒與中華棒協間的爭執。而如今，雖已統合，但從公司的資金全由十二支球團支出，且除董事長外，乃是由十二支職棒球團，加上日本職棒機構（Nippon Professional Baseball;NPB）所派代表來組成董事會，就可看出日本職棒界因資源與財力雄厚，自然全面掌控公司營運的態勢。

日本武士經驗 能成為台灣蛻變成勇士契機嗎？

而以台灣現況，所有的四支職棒球團，不管在人力、財力或規模等等，皆遠遠不如日本球團，且各隊經營自己的球隊已顯吃力，致常有球隊易主下，有否能力來支撐整個棒球體系，也是個疑問。此外，還有長期受到國家支援，足可與職棒聯盟相抗衡的棒球協會，要成立公司，勢必還是得由兩者來合組。惟除非兩者能盡釋前嫌，否則，必又面臨誰來主導公司的窘境。若最終，又是在勉強湊合，甚或陷入一方退出的僵局，就算專責公司成立了，卻可能種下更多的心結，致使棒壇永無寧日。

最高層級的代表隊組訓，可說是國家棒球的整體表現與展現，所以，類如經典賽的選手組成，就是結果，而非原因。假若基層棒球不夠穩固，欲組成具有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實也難為無米之炊。總之，台灣棒球的沉痾已深，就算排除萬難，成立所謂台灣或中華勇士公司，難道就可掃除所有弊端？這或許是主事者，更該深思的課題。

Media leaks imperil the idea of a fair trial

Wu Ching-chin 吳景欽

（Wu Ching-ch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air of Aletheia University’s law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Edward Jones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3.16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3/15/2003666782/2

Liang Ssu-hui (梁思惠), a model and girlfriend of Cheng Yu (程宇), a suspect in a recent high-profile murder case of another model, surnamed Chen (陳), was detained without visitation rights by the police on March 3.

However, after it emerged that Liang had not been at the scene of the crime, she was released.

The ensuing frenzied backpedaling by Taiwanese media and social media users — who had quickly passed judgement on Liang and left hate-filled messages on her Facebook page — was shameful to witness.

It seems that in Taiwan, the legal principle that investigation details are confidential exists only on paper.

All too often,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of an investigation, while police were gathering material and establishing suspects’ whereabouts, details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 made public.

Not only does this run the risk of potential evidence being destroyed or covered up, but it might also put suspects on guar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prosecutors to uncover the truth during questioning.

If, when the facts of a case are still unclear, details of an investigation are made public, this could encroach upon the privacy — and damage the reputation — of victims, witnesses and other parties caught up in the investigation.

It is all too easy for pretrial publicity to result in a “trial-by-media.”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confidentiality during investigations is by no means absolute.

In cases where a suspect is on the run,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release information to the media,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otential danger a suspect poses to the public and whether the public can provide useful assistance.

Article 245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prohibits prosecutors, police, defense attorneys or any other public officials connected with an investigation from publicly disclosing any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ase, except when it is permitted under the law,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uphold the law.

The Judicial Yuan also has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investigators abide by the law and to ensure human rights are protected.

However, there is a vast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he law states and what actually happens.

This is because if police or prosecutors leak information, although they could be prosecuted for having disclosed state secrets,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prosecutors and police are unwilling to turn against one of their own, meaning successful legal action is rare.

Even if a source is identified, the excuse that the leak was either in the public interest or to ensure public safety is used.
Furthermore, even if such justifications for disclosing information did not exist, this type of offense normally only receives a jail term of less than three years, and trials often end in a deferred prosecution, a suspended sentence or the sentence being commuted to a fine.

In most cases, investigators who have been charged with disclosing information receive only a token punishment.

This latest instance of an ongoing investigation being splashed across the media and the Internet should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and the source of the leak uncovered, even if there is not much hope of a successful prosecution.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law is amended to close loopholes; otherwise, the principle of confidential investigations is nothing more than aspirational.

顧立雄：處理黨產 助國民黨轉型正常政黨

記者陳鈺馥／台北報導

自由時報／政治新聞　2017.03.11
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84859

輔仁大學昨舉辦「台德黨產處理法治與經驗比較」座談會，律師黃帝穎（左起）、雲谷南榕律師事務所律師邱顯智、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吳豪人、助理教授鍾芳樺、逢甲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辛年豐等人出席。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羅沛德攝）

行政院黨產會追討國民黨黨產，卻與國民黨陷入司法攻防戰，黨產會主委顧立雄昨表示，處理黨產不困難，一定要讓國民黨轉型成正常政黨；法律學者也指出，國民黨對金錢迷戀程度令人咋舌，近代史上絕無僅有，追討黨產不是為了錢，是為讓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

學者：國民黨是營利級政黨 對金錢迷戀程度令人咋舌

「台灣與德國黨產處理法治與經驗」座談會昨在輔仁大學實習法庭舉行。顧立雄與會表示，相較於追討不當黨產，台灣社會接下來面臨最大課題是追求轉型正義，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不公不義、不法所得，要透過歷史責任報告撰寫完成就結束，或以司法途徑來解決，尚待社會討論。

顧立雄認為，戒嚴時代沉冤案件，受難者家屬若要爭取以司法解決，不應該不提供機會，過去他也代表二二八家屬告過國民黨，可惜法官當成歷史事件，未能了解轉型正義平反真諦，至於黨產問題並不困難，就是協助國民黨轉型成正常政黨。

「拿台德做比較，太抬舉國民黨了！」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吳豪人表示，德國納粹是戰敗國，國民黨是戰勝國，國民黨卻用戰敗國納粹方式在統治台灣。他批評國民黨是營利級政黨，對金錢迷戀程度令人咋舌，宛若明朝皇帝掌握天下，還想搜刮天下白銀，把不當黨產當成私有財產在追求，當黨產被追討，還要人尊重它搶來的財產。

輔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鍾芳樺說，德國制定「政黨法」將黨產還給國家，國民黨卻一邊說要「黨產歸零」，一邊稱黨產合法，一黨專政下將國產及財產據為己有，全是不合法行為。

黃帝穎：黨國司法官阻轉型正義

永社副理事長黃帝穎表示，台灣處理黨產有兩大阻礙，一是政治層面，國民黨及黨工持續叫囂抗議；二是法律層面阻礙，許多黨國時代受黨栽培的司法官，至今仍存在司法體系，繼續打壓轉型正義。黨產條例符合國際法精神，呼籲法官莫淪為「平庸的邪惡者」。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10日出席於輔仁大學舉辦的「台德黨產處理法治與經驗比較」座談會，顧立雄在台下仔細聆聽與會者發言。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羅沛德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