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開庭花1.7億 鄭文龍：最大米蟲！司法單位應整併

民報記者／林冠妙／台北報導　2016.12.11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ae7cb6c-a7c8-457d-ab58-21fc4e928738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律師11日表示，台灣司改最重要有二點，一是採行陪審團制度，此外，法官、檢察長要民選。（圖片來源：民報／林冠妙）

台灣陪審團協會創會理事長鄭文龍律師今（11）日表示，司改最重要有二點，一是採行陪審團制度，此外，法官、檢察長要民選，他提到，台灣司法最高單位共有180多名法官，「都是部長級以上的待遇，台灣最大的米蟲都在這」，且開一次庭成本約1億7千萬，這若不改革，納稅人每年都要花錢養米蟲。

台灣北社今天舉辦司法改革論壇，由北社張葉森社長、台灣社副長社余文儀、台灣中社林恆立社長及鄭文龍、黃帝穎律師針對司改議題進行探討，前總統府資政陳繼盛也出席與會，但陳繼盛沒有發言，也不接受採訪。

鄭文龍會中表示，司改最重要有二點，一是採行陪審團制度，若採行陪審制，其他的配套也會跟著改，可解決貪污、司法鬥爭及恐龍法官等問題，「不然會繼續爛下去」，但目前只做到參審制，越南這六、七十年來就實施參審制，「台灣的司法是全世界最兩光的」，是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世紀審判，這次司改若沒有納入陪審制，成功有限。

第二，鄭文龍表示，法官、檢察長至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民選，此外，美國3億人口，司法最高單位的最高法院只有9位大法官，一年約審理100個案件，公開透明，台灣卻有5個單位，包括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加起來有180多名法官，「都是部長級以上的待遇，台灣最大的米蟲都在這」且都祕密審判，司法還在戒嚴。

鄭文龍氣憤的說，美國大法官開一次庭的成本約30萬，而台灣大法官開一次庭約1億7千萬，因為4、5年才開一次庭，美國則是每年開上百庭，但大家都不關心此事，有學問者都在研究什麼構成要件，「都要靠我們這些沒學問的來研究這些問題」，若不改革，納稅人每年都要花錢養米蟲。

他認為上述5單位應合併成一個機關，要稱「最高法院」或「司法院」都可以，這樣可省大家的錢，辦事更有效率，才能保障人民的權益，要改革就要改這個，這是最實在的，不要談大學問。

國民黨跟共產黨比壞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6.12.10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60408

國民黨對黨產會陸續提出訴訟，同時密集召開記者會，顯見國民黨試圖運用媒體引導判決走向，以達到影響法院裁判的目的。但在國民黨諸多對黨產會的批評裡，「比共產黨還壞」這種口不擇言的說詞，其實嚴重背離史實。

事實上，黨產會命其移轉為國有的對象，是中投、欣裕台這兩間黨營企業。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國民黨、共產黨可謂兩個孿生政黨，但共產黨自一九四九年建國後，即把昔日國民黨經營的事業，明快地「收歸國有」，而非納為共產黨隸屬的營利事業。

反觀國民黨敗逃台灣後，一手把持政權、一手經營營利事業的陋習不但無法戒除，反而更加「發揚光大」。以五十年來威權統治為掩護，國民黨的黨營事業不但曾橫跨文化、媒體、橡膠、貿易、紡織、電機、水泥、保險、證券、工程、製藥、石化等領域，並在許多產業享有獨佔地位，謀取驚人暴利，難以估算。如今國民黨七、八成收入來源，仍仰賴黨營事業挹注。

簡單來說，在經營黨營事業這件事情上，「比共產黨還壞」者，絕非黨產會，而是國民黨自己，且國民黨經營黨產之方式，已成為當代世界奇觀。所以，國民黨應確實反省，即便一時在野，國民黨也不該隨便拿子虛烏有之事，胡亂指控對岸的執政黨。

馬先生無顏面對「台灣總統」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6.12.0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80f8733-6bfe-475b-a03c-f5a70100e923

自稱「先生」的馬前總統，同日出席「兩岸華人金媒獎暨兩岸新聞報導獎頒獎典禮」。（圖片來源：民報／中央社資料照）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與總統蔡英文的通話，直稱「台灣總統」，國際媒體持續關注。日前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交接團隊顧問葉望輝（Stephen Yates）抵達台灣桃園機場，對於媒體問到川普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中國對此事相當不滿，葉望輝表示，「川普的特點是開門見山講話，所以台灣的總統應該是台灣的總統，沒有別的話說。」，讓網友大讚「誠實」。

可議的是，自稱「先生」的馬前總統，同日出席「兩岸華人金媒獎暨兩岸新聞報導獎頒獎典禮」時，馬回應總統蔡英文與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川蔡通話」一事，馬僅以諧音「川菜」答「還要再辣一點？」，並未正面回應，但在演說中卻再次強調「九二共識」，顯見馬英九的台灣立場，不如川普的「開門見山」及葉望輝的「誠實」。

台灣總統民選迄今二十年，民主世界已逐步正視經民主程序產生的「台灣總統」，唯獨時任總統馬英九在新加坡的國際場合，自降「總統」為「先生」，因此當川普直稱「台灣總統」；葉望輝也說，「川普的特點是開門見山講話，所以台灣的總統應該是台灣的總統，沒有別的話說。」，此「台灣總統」已讓馬先生無顏面對。

更誇張的是，馬日前在東吳大學演講時，自爆「馬習會」是雙方討論一分鐘後，即拍板決定互稱「先生」；當時兩岸同日轉告美國該事，讓美方嚇了一大跳。如今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直稱「台灣總統」，葉望輝直言「台灣的總統應該是台灣的總統，沒有別的話說」，難道馬先生仍執迷不悟？不敢肯定「您」曾擔任過的「台灣總統」稱謂？

馬前總統自爆馬習會當時兩岸同日轉告美國該事，讓美方嚇了一大跳，不只嚴重傷害台美互信關係，更涉嫌刑法洩密罪，因馬習會會前的協商被當時的馬政府列為國家機密，連立法院都無從事前監督，但馬卸任總統後卻又自爆馬習會協商過程，此已涉犯刑法洩密罪，並經永社義務律師團及台灣教授協會、北社聯名具狀向北檢告發。

台灣北社等多個民間團體到北檢告發前總統馬英九渉犯刑法洩密罪。
（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張良一攝）

在馬習會自我降格稱「先生」的馬前總統，在去年馬習會時，造成國際及國內朝野高度關注，但馬習會的協商過程卻被馬政府列為機密，讓立法院與各界無從事前監督，對此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對媒體表示，他跟陸委會主委要馬習會前籌備的會談紀錄，卻得到沒有、那個是閒聊的時候談的這種回答。陳其邁又說，那不然把跟中國聯繫時、雙方接洽情況的工作紀錄拿出來，竟又得到「這是國家機密、不能談」的回應。

馬「先生」無視陸委會核定馬習會前與中國聯繫及接洽工作內容是「國家機密」，在東吳大學演講時自爆馬習會協商過程細節，已涉犯刑法洩密罪，此除由北檢偵辦外，現更因川普直稱「台灣總統」，讓自我降格為「先生」的馬前總統，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著實無顏面對！

重大犯罪不應有追訴權時效之適用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常務理事）

民報／專欄　2016.12.07

http://www.peoplenews.tw/news/72536179-d5d9-451c-ad23-f4c12d598f26

關於訴追面臨障礙，有時並非案發時證據蒐集的不完全，而是以當時的科技能力，無從為精密檢測，致必須等待日後科學的進步，才足以釐清事實，最明顯如DNA鑑定。（圖片來源：取材自 pixabay（CC0 Public Domain）／民報合成後製）

1996年所發生的彭婉如、劉邦友命案，追訴權時效相繼屆至，也就是說，就算之後找到犯罪行為人，檢察官也必須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2款為不起訴處分。這就不得不讓人思考，針對重大犯罪，是否該有追訴權時效的適用。

國家訴追權限，若遲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為了防止國家訴追的怠惰，自然必須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以來督促國家積極行使追訴權。此外，若刑罰權長久不行使，也會造成人民對於正義的期待，逐漸減弱，甚至喪失。尤其依據現行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只要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殺人罪，追訴權時效為卅年，若犯罪人能躲過追訴期限，身心必受到某種程度的煎熬，也算是一種處罰。

只是如此的長時效，乃是於2006年7月1日生效，而根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若追訴權時效橫跨新、舊法時，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故根據舊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即便是如劉邦友、彭婉如案之類的殺人重罪，追訴權時效也不過為廿年。如此期間，是否會對逃亡的犯罪者產生懲罰效果，實有相當大的疑問。又關於訴追面臨障礙，有時並非案發時證據蒐集的不完全，而是以當時的科技能力，無從為精密檢測，致必須等待日後科學的進步，才足以釐清事實，最明顯如DNA鑑定。則追訴權時效的規定，反成為發現真實的最大絆腳石，並使新的科學技術，無任何用武之地。

故在這二十年的過程中，不管是彭婉如，還是劉邦友案，雖一直陷入膠著，但檢警機關卻不斷重啟冷案之偵查，甚至也有更新的科學技術，如DNA鑑定來找尋與確認證據，亦未嘗不可解釋為，追訴權行使並非處於停頓的狀態，致使時效不能進行。惟依現行刑法第83條第1項，僅規定有案件起訴、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追訴權時效才會因此停止。由於條文乃採取列舉方式，就使陳年舊案，即便持續調查，司法者雖非不可突破，但受限於法條文義及刑法不得類推的先天框架，就難以將之認定為時效停止或中斷，致眼睜睜看著訴追權限因時間流逝而喪失。

也因此，至少對於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重大犯罪，就應修法去除追訴權時效的適用，以免讓其成為逍遙法外者的保護傘。只是在廢除此等犯罪的追訴權時效，就馬上面臨是否該溯及既往的棘手問題。

以德國為例，原本刑法對於謀殺罪（Mord）設有二十年的追訴權時效，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對於1933到1945年納粹的暴行，就面臨時效已過的訴追障礙，致必須將之延長為三十年，並在1979年全面廢止殺人罪的時效適用。但關於溯及立法，卻引起爭議，也曾在1969年，由聯邦憲法法院做出判決，並認為基於實體正義的要求，仍無違反憲法的不溯既往之禁止。而針對此問題，或許該區分為兩個區塊，若在修法延長或廢除前，時效尚未完成，除非立法者有明文，否則當然就得適用新法。但若在此之前，已經時效完成者，是否能為溯及，卻有相當大的爭議。

總之，追訴權時效並非屬於刑罰要件，但其延長或廢除，仍關係著案件是否開啟訴追，致影響國家刑罰權的發動。故若修法廢除重罪的追訴權時效，且也未明文規定有利行為人的從舊原則，雖不至於違反罪刑法定，也使彭婉如、劉邦友之類的重罪，從時效消滅中獲得解脫，卻可能因此使法律欠缺可預測性與安定性，就踩踏了不利溯及禁止的憲法紅線，致又陷入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保障間的矛盾與衝突。

追訴權時效延長或廢除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常務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6.12.0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58479

一九九六年所發生的彭婉如、劉邦友命案，相繼罹於追訴權時效，就算之後找到犯罪行為人，檢察官也必須做出不起訴處分。惟有疑問的是，此兩起案件的追訴權時效，真的過了嗎？

依據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只要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殺人罪，追訴權時效為三十年。但此長時效，乃於二○○六年七月一日生效，而根據刑法施行法第八條之一，若時效橫跨新、舊法時，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故根據舊刑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即便如彭婉如、劉邦友案的殺人重罪，依舊法的追訴權時效也不過二十年，時序至今，似乎就喪失追訴條件，案件也將因此終結。

只是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此等案件雖一直陷入膠著，但檢警機關卻不斷重啟冷案之偵查，甚至也有更新的科學技術，如以DNA鑑定來找尋與確認證據，亦未嘗不可解釋為追訴權行使並非處於停頓狀態，致使時效不能進行。惟依現行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僅規定有案件起訴、依法應停止偵查或因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通緝者，追訴權時效才會因此停止。由於條文乃採取列舉方式，致使陳年舊案即便持續調查，司法者雖非不可突破，卻受限於刑法不得類推的框架，導致難以將之認定為時效停止或中斷，而眼睜睜看著訴追權限因時間流逝而失去。

基於比例原則與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全面廢止時效制度有其困難，但至少對於戕害生命、身體法益的重罪，就應修法延長，甚至去除追訴權時效，以免讓其成為逍遙法外者的保護傘。只是在廢除此等犯罪的追訴權時效之際，馬上就面臨是否該溯及既往的棘手問題。

而追訴權時效雖非屬於刑罰要件，但其延長或廢除，仍關係國家刑罰權的發動。故若修法廢除重罪的追訴權時效，且未明文規定有利行為人的從舊原則，雖不至於違反罪刑法定，也使得彭婉如、劉邦友之類案件，甚至白色恐怖時代殘害人權之重罪，能從時效消滅中獲得解脫，卻可能使法律欠缺可預測性與安定性，就踩踏了不利溯及禁止的憲法紅線，以致又陷入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保障間的矛盾與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