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民報／專欄 201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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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宕近19年的彭婉如案，傳出檢警已鎖定一名酒駕慣犯，並已經指紋鑑定比對有部分符合，此案似乎露出了曙光。現代的鑑定技術，雖比起案發當時，已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否真能讓彭案水落石出，卻也有其難度。
彭婉如命案乃發生於1996年11月30日，由於刑法在2006年7月1日之前，諸如殺人此等重罪的追訴權時效為二十年（現為三十年），為了避免罹於時效，檢警機關似得趕在明年，將此冷案調查清楚。惟須釐清的是，檢警機關雖一直無法特定犯罪嫌疑人，但隨著犯罪資料庫的建立與辦案科技的提升，執法機關就持續偵查與追縱，則在無訴追怠惰的情況下，追訴權時效實應停止進行，故即便過了二十年，檢察官亦不得以時效經過為由，來為不起訴處分。而從此時效爭議，卻讓人思考，我國是否該學習先進國家之作法，將殺人之類的重罪排除追訴權時效之適用。
惟追訴權時效的停止進行，卻不代表偵查機關可以慢慢來，而是得妥善運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來找尋任何可能的線索。而目前，講到識別被告與犯罪人同一的鑑識技術，首推DNA鑑定。惟此種鑑定要有準確性乃取決於幾個重要的前提，即在案發現場，是否已採集到犯罪者的皮膚、體液等，足以供檢定的樣本，又此等樣本是否被污染、是否被完整保存到現在等。在這其中，只要有一環節出現閃失，就會在法庭上被質疑。尤其在彭婉如命案所發生的1990年代中期，關於現場保全、證據保存等的觀念與技術，畢竟不如現在，故就算DNA鑑定已可達於百分之九十九的準確率，也會因樣本受污染或者未能妥善保存等等因素，致無用武之地。
再以指紋鑑定來說，雖然現場採驗指紋的技術突飛猛進，亦運用電腦為比對，其準確性看似極高，而可為判定是否同一的重要依據。惟在彭案發生當時，所採集的指紋是否完整，致可為比對之樣本，實就會有很大的疑問。又指紋比對，乃以每個人不同且不會改變為基礎，惟此等立論從未得到證實，致僅能算是種假說。而就算此等假說為真，但關於比對指紋，要有多少特徵點相符，才能將出錯的機率降至最低，卻難有客觀的標準。如以我國採取的十二個特徵點比對來說，若有八點、十點，甚至十二點相符，難道就可判定是屬同一人嗎？更值注意的是，不管電腦科技如何之進步，最終還是得靠自然人為比對，這就很難避免人性本然的主觀與偏見。
又如藉由測謊鑑定來找尋真實，亦有相當之疑問。因對於測謊有效性的質疑，乃來自於其是否有客觀性，尤其是施測者的專業與否、儀器運作是否合於標準、施測環境正常與否等等，皆會影響受測的結果。又在人的生理狀況皆不同下，如何能有一致性的判定基準，更讓人產生懷疑。
即便對測謊鑑定有不少的質疑，且目前刑事訴訟法亦無相關規範，但我國司法實務卻不排除此種證據方法，卻也要求，施測者須受有良好的專業訓練與經驗、施測機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施測環境須排除干擾及受測者的身心及意識屬正常的情況下，因此所得的測謊結果，始能提出於法庭為證據。同時，為使相對人保持心神穩定的狀態，施測者不僅應告知得拒絕的權利與測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更得先檢視被告身心狀態是否適於受測。凡此要求，正突顯出，在受迫情況下所為的測謊，不僅侵害被告的防禦權，其取得的結果必也失真。又現行施測，往往是在檢方認為被告不認罪或供述反覆時為之，再加以施測者須先瞭解案情，而可能接觸到對被告不利的證據下，則在測謊前，施測者即可能存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如此的測謊結果，實更令人感到懷疑。
總之，若過度執著於此等科學鑑定，往往就有走向誤判的危機。也因此，檢警機關在面對彭案調查時，就須審慎以對，更勿陷入科學萬能的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