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門案或腳尾飯 難有真相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201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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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辦公室再傳竊聽事件，並直指是台版的水門案，連陣營卻斥為是腳尾飯翻版。此案目前雖由警方進行偵查，但是否能真相大白，恐得打個大問號，亦顯露出現行法對竊錄行為治罪的困境。
偵查機關若欲實施監聽，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簡稱《通保法》）第5條第1項，不僅有案件範圍的限制，更須向法院聲請監聽票才得為之。即便遇有如投置爆裂物、擄人勒贖等急迫情事，致無法於事前聲請監聽票，但依《通保法》第6條第1項，亦應在事後24小時內向法院聲請補發。而就算依此等程序取得監聽票，依《通保法》第13條第1項但書，亦絕對禁止於住宅內裝設竊聽器、錄音、錄影或其他監察設備，以防止人民隱私權的核心遭剝奪。
違法竊聽罰不勝罰
所以，針對柯文哲辦公室遭竊錄案，若是偵查或情治機關所為，執行與協助者就會觸犯《通保法》第24條第2項，法定刑為六個月至五年有期徒刑的違法監察罪。因此所取得的內容及衍生的證據，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2項，乃採取絕對排除，即不得於偵查、司法或任何程序中使用。只是在監聽科技日新月異下，就算有如此嚴密的規範，實也難根本杜絕執法機關的違法竊聽。更何況，監聽本就屬隱密的偵查手段，若非如美國水門案般，有內部人將資訊揭露給媒體，此等案件也難有水落石出之一天。
尤其若竊錄音者為一般民眾，其雖可能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的無故竊錄罪，但此罪不僅為告訴乃論，法定刑也只為三年以下，甚且欲藉由指紋、DNA等找到行為人，也屬大海撈針。而就算最終為警方所查獲，竊錄者亦未嘗不可以，揭發違法或自我防衛等理由為辯解，是否稱得上是「無故」，致以竊錄罪論處，亦會產生疑問。錄音者若為參與談話之一方，也因無隱私權侵害之故，致可阻卻法律上之究責。
總之，現行關於監聽之要件、證據排除及處罰效果等等規範，其對象乃針對國家機關，而不及於一般人。也因此，關於私人違法竊聽，不僅刑責不重，因此所取得的證據是否能於偵、審中使用，於法無明文下，也是委由法官於具體個案依比例原則為衡量，致易流於司法的恣意與專斷。同時，如此的法律缺漏，是否會造成執法機關借助私人之手，以來規避《通保法》的嚴苛規定，致使民眾陷入個人隱私遭侵害的恐慌，肯定是在此次柯文哲辦公室竊聽疑雲裡，亟需思考與解決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