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ongoing legal cases should be made public

Huang Di-ying 　黃帝穎
（Huang Di-ying is a lawyer and director of Taiwan Forever Association）
（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TAIPEI TIMES / Editorials　2017.03.21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7/03/21/2003667159

The Taipei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 has indicted former president Ma Ying-jeou (馬英九) on charges of leaking secret information and inciting others to leak secret information. Still, prior to a news conference announcing the decision, no one knew anything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investigation, not to mention any detailed information.

Before a release announcing the news conference was issued, the media did not know whether Ma was going to be indicted. It is clear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fully in line with Article 245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刑事訴訟法), which states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This is praiseworthy, but the same standard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cases if the government is to rebuild public trust in prosecutors and their ability to remain neutral.

People remember the 2012 Yu Chang Biologics (宇昌) case, which involve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falsifying documents and initiating a smear campaign against then-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Ing-wen (蔡英文), and how certain media published reports, including materials from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s (SID) probe into the allegations. Although the SID concluded that Tsai was innocent, officials seemed to ignore the legal requirement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When prosecutors were investigating officials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in 2008, there similarly was no attempt to follow the rule that an investigation shall not be public.

For example, almost every stage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ions of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cretary-general Chiou I-jen (邱義仁) was reported, and even humiliating photographs of Chiu with his head shaved following his detention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hands of the media.

Although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Chiu was innocent, the media had already helped prosecutors humiliate Chiu.

Another example is the way in which detail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almost every statement by former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Michael Tsai (蔡明憲) found its way into the media dur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bribe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officers.

Once again, nothing illegal was found to have occurred, but the authority of Tsai and other high officers had been irreparably damag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ing in Ma’s indictment followed the regulation that investigations should not be made public. This is a legal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applied to everyone.

There should be no difference, regardless of whether you belong to the pan-blue camp or the pan-green camp, nor should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your social status — the Mama Mouth Cafe murders and the murder of a 22-year-old model, surnamed Chen (陳), spring to mind.

No ongoing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made public — this is not a rule that can be selectively applied.

警察臨檢如走鋼索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中時電子報／言論　2017.03.20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320005722-262105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穿拖鞋購物，卻遭警察盤查，讓其痛批台北市是警察國家。而從此議題卻暴露出，我國的臨檢法制一直就是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

依《刑事訴訟法》第88條之1第1項第3款，若有事實足認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逸者，警察可實施緊急逮捕。惟此種逮捕，須於事後向檢察官聲請補發拘票，且因發動門檻相當高，又是針對犯罪行為，則警察為社會治安或交通秩序之維護的臨檢行為，就無法以之為依據。

但奇怪的是，臨檢明明是警察常態且大量化的行為，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其依據竟只來自於《警察勤務條例》短短的一個條款，即第11條第3款的明文。且此條款僅明列臨檢的種類，對發動門檻、執行程序與方式、事後的救濟等，完全處於空白，警察權的濫用也就難免。

好不容易於2001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535號解釋，指出國家授權警察得對人民臨檢，雖在於治安維持與犯罪預防之目的，卻不代表警察人員可不顧時間、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任何人。故警察實施臨檢，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

若對人實施臨檢，更須有相當理由認為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故大法官等於是藉由解釋來填補臨檢的法律漏洞，惟因所謂合理判斷、相當理由等，仍屬極為空泛的概念，故此號解釋就要求立法者必須盡速整備相關的法制。所以，於2003年，就有了《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出現。

而在《警察職權行使法》中，除將警察基於治安維持的臨檢行為加以類型化，並分別規定其發動要件與執行手段外，並設計有事後救濟、賠償，甚至補償的規定。只是法條是由自然語言所寫成，總不免有模糊性。

如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警察於公共場合，有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可以查驗身分。惟此條文充斥太多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如合理懷疑、犯罪嫌疑或犯罪之虞等等，就使標準趨於浮動。以民眾於公共場合穿拖鞋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但就長期浸淫於強調治安維護的警察來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地方，卻可能隱藏著更大的犯罪，當然得盡早提防。如此的認知落差，正凸顯現行的臨檢法制實不夠細緻與明確，不僅讓民眾常陷入攔停是否一定得接受檢查的疑惑，警察執法也猶如走在鋼索之上，致易動輒得咎。

馬洩密可能無罪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3.19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7187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嫌，起訴前總統馬英九。（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羅沛德攝）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嫌，起訴前總統馬英九，被判有罪的機率極高。惟針對檢方的有罪舉證，馬前總統果真毫無辯駁餘地？

針對馬前總統所涉嫌的犯罪事實，即是當時檢察總長將偵查尚未終結的案件向其報告，且因此洩漏不能公開的資訊。或許，一個可以解脫的理由，在於檢察總長乃由總統任命，故當案件已明顯不屬刑事不法，檢察總長就退化為單純的行政官，其上級、即總統，就屬有權知悉者，以致不會有洩密的問題。

惟在案件尚未偵結前，所有證據仍處於浮動狀態，檢察總長身為全國檢察官之首，既要謹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本於檢察權的獨立行使，是沒有所謂的上級存在，就算是提名他的總統，亦無權知悉偵查資訊。故欲以此為免責基礎，實為對檢察官定位有著嚴重誤解。

也因此，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之究責。惟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五條第三項，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以致成為阻卻洩漏機密罪成立之重要事由。而由於條文所謂公益、合法權益等，乃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二○一三年，司法院即制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以為具體準則。

惟依此辦法第九條第一項，列有七款例外得公開之情況，且依這些條款，又處處出現社會治安、重大影響、重大犯罪等更不明確的字眼，使得偵查公開與不公開的界線趨於模糊，以致可能造成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尤其是同一個事實，被拆成兩個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等同於讓馬前總統在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甚且，若法庭間產生判決歧異，就更可以司法迫害為抗爭。

又依刑法第十六條，即便犯罪構成要件明確、也無阻卻違法事由，若有正當理由且無法避免而不知法律者，還是可以免除刑責。這也代表馬前總統只要提出自己對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錯誤解讀，甚至是無知的證據，亦非不可能因此被判無罪。惟若果真如此，馬前總統就得完全拋開法學博士，甚至曾為九五之尊的光環，這必然陷入面子與裡子的衝突與抉擇。

支持國民黨 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3.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0aede293-8d12-40d1-9eaf-89d352d67f6c

馬英九被認定洩密犯罪，不只在北檢的起訴書，更可從上開高院有罪判決、地院有罪判決，甚至是林秀檮檢察官告黃世銘損害賠償的民事判決中，清楚可見，唯獨國民黨視而不見。（圖片來源：民報資料庫影像合成）

前總統馬英九因教唆洩密等罪遭北檢起訴，時隔三天後，立法院國民黨團舉行記者會聲援馬英九，黨籍立委高呼「還馬英九清白，馬總統加油」。很明確的，對於法界普遍認定觸犯洩密罪的馬英九，國民黨仍以「政治追殺」等政治語言力挺，下次選舉的口號，可能會從上次的「支持○○○，就是支持馬英九」，升級成「支持○○○，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在國民黨的挺馬記者會上，黨團首席書記長王育敏指出，北檢起訴馬前總統這件事，讓許多台灣民眾不能接受，因為這是赤裸裸的政治鬥治和追殺，看到這個案件，包括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的自訴、告訴，還有台灣北社、教授協會及律師黃帝穎的告發，有看過任何一個案件，同一個事由這麼多人萬箭齊發的追殺嗎？這不是政治追殺，什麼才叫政治追殺？

國民黨團及王育敏如果稍有法律常識，應可知馬的洩密共犯黃世銘經高院判刑定讞，馬被追究洩密罪，是法律上當然。國民黨團講成政治追殺，難道認為判黃世銘有罪的高院法官、地院法官和起訴的檢察官都是政治追殺?

台灣高等法院103年矚上易字第1號判決書（即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洩密罪判刑定讞之判決書）揭示，時任總統馬英九於2013年8月31日馬總統拿著黃世銘的偵查中秘密，對羅智強及江宜樺做第一次的洩漏，構成洩密罪，9月1日馬英九要求黃世銘到官邸繼續做偵查中個案洩密行為，為一次教唆洩密罪，及9月4日馬英九要求黃世銘對江宜樺洩密，黃依職務報告原無犯意，馬構成二次教唆洩密罪。

簡單的說，黃世銘有罪定讞的判決書，清楚指出馬英九有三次洩密犯罪行為，馬前總統曾任法務部長，竟為了政爭，踐踏「偵查不公開」原則，毫無法律素養並破壞民主法治原則。馬英九被認定洩密犯罪，不只在北檢的起訴書，更可從上開高院有罪判決、地院有罪判決，甚至是林秀檮檢察官告黃世銘損害賠償的民事判決中，清楚可見，唯獨國民黨視而不見。

尤其甚者，國民黨與王育敏如果稍有國際常識，應可知當時馬王政爭被國際媒體報導「台灣版水門案」，回顧2013年9月，馬英九發動的「九月政爭」，美國華盛頓郵報以「台灣水門案」為報導；法新社更直指「司法濫權」，台灣法治瞬間成為國際醜聞。因此，同年10月有28位國際學者包括：譚慎格、章家敦、金德芳、家博、林霨以及韋傑理等人發表共同聲明，關切台灣民主。難道國民黨認為，連華盛頓郵報、法新社及28位國際學者也政治追殺馬英九?

國民黨團沒有法律常識就算了，真不怕貽笑國際? 國民黨如真盲目力挺涉嫌洩密罪被起訴的馬英九，恐怕在下次選舉的布條，就會升級為「支持○○○，就是挺馬英九犯罪」。

馬前總統有辯駁無罪的空間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7.03.18
http://www.peoplenews.tw/news/c301f6fd-5357-4ba7-8f08-e0121301b6fa

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罪的究責。但刑訴法又規定有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似乎易陷入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圖片來源：民報資料照片／影像處理）

北檢以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無故洩漏監聽通訊秘密資料罪及濫用個人資料等罪，起訴前總統馬英九。若依台北地檢署檢察長所稱，此案起訴將成為法治精神的標竿，似也意味，被判有罪的機率與時間，應已不遠。只是馬前總統所涉及的洩密案件，果毫無辯駁無罪之餘地？

雖然，檢察官起訴罪名有三，但因數行為於時間、空間上有密接性，故就刑法評價上，應論以一個接續犯，致依刑法第55條的想像競合，僅能從最重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無故洩漏及教唆洩漏通訊機密之罪。而不管哪一罪，關鍵都在於馬前總統於檢察官尚未偵結的案件，就聽取了檢察總長的報告，更因此洩漏了不能公開的資訊。或許，一個可以解脫的理由，在於檢察總長乃由總統任命、立法院同意，故當案件偵查已明顯不屬刑事不法，檢察總長就退化為單純的行政官，其上級，即總統，就屬有權知悉者，致不會有洩密的問題。

惟在案件尚未經起訴、不起訴、緩起訴或簽結前，所有犯罪證據仍處於浮動狀態，檢察總長身為全國檢察官之首，既要謹守偵查不公開，本於檢察權的獨立使，是沒有所謂上級存在。所以，在案件尚未偵查終結前，基於檢察一體，檢察體系最高的長官，就是檢察總長，其並無任何上級可言，就算是提名他的總統，亦無權知悉偵查資訊。至於偵查終結與否，就必須以形式，而不能以檢察總長主觀上認為已終結來為認定。故欲以總統為檢察總長上級，故須向其報告為免責基礎，實是對檢察官的定位與角色，有著嚴重的誤解。

也因此，馬前總統似已難逃洩密罪的究責。惟值得注意的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檢察官基於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之必要，可將偵查內容揭露於第三人，致成為阻卻洩漏機密罪的重要事由。而由於條文所謂公益、合法權益等，乃屬於極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故於2013年，司法院即制訂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以為具體準則。只是依此辦法第9條第1項，列有七款例外得公開之情況，且觀這些條款，又處處出現社會治安、重大影響、重大犯罪等等更不明確的字眼，就使偵查公開與不公開的界限趨於模糊，致易陷入因法官而異的恣意解釋。尤其在同一事實，被拆成兩個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實等同讓馬前總統於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而有更多挑戰檢方有罪證據的空間。

此外，依據刑法第16條，就算犯罪構成要件明確、也無阻卻違法事由，但若有正當理由且無法避免而不知法律者，是可以免除刑事責任。這也代表，馬前總統只要提出，自己對刑法、刑事訴訟法、憲法等法規範的錯誤解讀，甚至是無知的證據，亦非不可因此被判無罪。若真如此，馬前總統就得完全拋開台灣大學法律學士、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甚至曾為九五之尊的光環，這必陷入面子與裡子的衝突與抉擇。

長久以來，關於檢察官到底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一直處於糾纏不清的狀態，也在馬前總統的案件裡被凸顯出來。故對於檢察官的定位，以及其濫權之防制，肯定是未來改革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