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頂文章】【因應防疫,延期舉辦】0522「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從翁茂鍾案談起」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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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日 星期日

用錢換免訴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8.09.01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901/1421788/

藝人吳宗憲之子吳睿軒,因在網路上揚言炸台北市政府,致涉及恐嚇公眾安全罪。士林地檢署則處1年的緩起訴,並附帶要求繳交公庫50萬元為條件。如此的結果,就引發以錢換免訴的質疑,也暴露緩起訴制度的本質缺陷。

在200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參酌德、日法制,引入所謂緩起訴制度,即針對最輕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檢察官可以附條件來定1到3年的暫緩起訴期間。如此的規定,既可有效節省司法資源,也可避免犯輕罪者進入監獄,同時,藉由附帶要求履行,諸如對被害人為損害賠償、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服義務勞務、完成戒癮或精神矯治等事項,也有利於被告的再社會化。如此看來,檢察官若能有效運用緩起訴,既可避免司法浪費,也可紓解監獄的擁擠,更可防止被告被標籤化,似百利而無一害。

惟檢察官是否緩起訴,必然以認罪為前提,若欲防止權力的不對等,致使被告在不得已的情況承認犯行,就得有律師在場。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請辯護人,才應由檢察官通知法扶機構指派律師到場。若再考量得為緩起訴的案件屬輕罪性質,被告委請律師的可能性不高,就代表大部分的此類案件,都是在無辯護人且地位不平等下為協商。這樣的認罪結果,就令人擔心其真實性,更可能侵害被告無罪答辯之權利。

同樣的質疑,也會出現在附帶履行事項的條件上。因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項,對於附帶履行事項,如賠償、繳公益金或義務勞務等,雖須得到被告的同意,但在無律師協助下,被告何能拒絕檢察官的要求?所謂被告的同意權,實僅具有宣示意義。

故以吳睿軒於IG宣稱將炸北市府的例子來看,雖屬私人帳號,但仍為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狀態,就可能涉及《刑法》第152條,法定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恐嚇公眾安全罪。雖然,揚言炸政府機關,確實屬恐嚇,但因此罪為具體危險犯,還必須判斷有否危害公安,這就存有很大的模糊空間,若被起訴,實也有一半以上的機會被判無罪。只是被告承擔不了如此的不確定性及長期訴訟的糾纏,走向認罪一途,似為必然。

而對於檢察官要求繳交50萬元給公庫的履行事項,即便是名藝人之子,似也無太大的談判空間。雖然,若其他被告無財力,類此情形,檢察官也會以服義務勞務為替代,但這難免讓人有貧富有別之感,致落入有錢免訴之譏。也因此,對於具有強烈認罪協商色彩的緩起訴制度,如何強化律師協助與對等談判,就為修法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