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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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人道探視，根據共打協議第十三章第十二點，於對方人員被限制人身自由時，既須及時通報，亦應給予家屬探視之便利。只是，共打協議並未特別針對兩岸的政治現實，而為特別的規範，致須依各自法律進行相關程序。
而就我方來說，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第四項，任何人被無拘票的緊急逮捕時，檢警須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辯護人，這即是對親屬的通知義務。但同樣是無令狀的現行犯逮捕，卻無相類規定，實為嚴重的缺漏，亟待立法補強。而無論何種情況，於檢警對被告為偵訊時，基於偵查不公開，就僅能有律師在場。
至於被告受羈押之場合，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三條第二項，必須將押票送交被告指定之親友，其並可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五條第二項為接見。惟法院仍可以有湮滅證據或勾串證人之虞，禁止被告接見外人，惟此禁令，根據大法官釋字第六五四號解釋之意旨，不能包括辯護人。
故我國對人身自由受拘束的刑事被告，相關之通知與探視等規定，或有缺陷，卻已能降低與避免親屬陷入手足無措之境地。但對岸的法制，是否也有相對應的保障，卻有疑問。
依中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公安機關拘留人犯後，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家屬，惟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之犯罪，就排除於通知範圍內。而中國刑法雖列有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專章，但其中的處罰要件，如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破壞國家統一等，皆屬極不明確的法律概念，即便如李明哲般，只是宣揚台灣民主及與維權人士見面，也會碰觸到對岸的敏感神經，致動輒得咎。
總之，在危害國家安全罪可恣意解釋下，對岸就算回歸兩岸共打協議之正軌，亦能依己方之法，正當且輕易排除對李明哲之妻的通知義務，更遑論有所謂探視權存在，致顯露出中國人權保障的現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