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報導者／評論 2021.02.22
你能想像有一天，在Google上搜索資料，任何媒體的新聞連結都找不到嗎？或是在Facebook上，再也不能分享任何媒體的新聞內容連結？若是真有這麼一天，你還會想上Google或Facebook嗎？
不消說，少了新聞連結的Google，對搜索者而言將十分不方便；而少了新聞連結的Facebook，或許大家終會發現，真正稱得上「自媒體」的使用者，並沒有那麼多，許多號稱聲量很高的藍勾勾大戶，其製造的內容大半要依賴媒體報導再加上一點評論。
數位時代的內容產業，呈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人們在網路上花時間瀏覽的內容，比任何一個時代都多，但這些集結內容的數位平台公司，一來依靠傳統《著作權法》規定，得以主張這些出現在平台上的片斷內容段落，都是合理使用、無須付費；二來這些公司更主張他們並不靠銷售這些內容獲利。話雖沒錯，只是這些科技巨擘沒有說的是，他們大多是靠著掌握使用者的資料而獲利，但倘若沒有這些大量提供的免費內容，平台或將顯得貧乏、無趣，使用者的黏著度恐怕也會降底，如此這些數位公司還能源源不絕取得使用者的資料嗎？
平台遊戲規則，影響媒體產業生態
在紙本做為媒體載具的年代，媒體既可以賺廣告費、也可以賺訂購費。但數位時代來臨，翻轉了媒體的生存法則，現在人們習慣在網路上瀏覽免費內容，媒體也被迫迎合閱聽大眾的習慣，轉向提供免費內容，僅靠廣告存活。
數位廣告的成長是驚人的。2020年《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5,300億美元的全球廣告市場中，數位廣告的比率達到52%；相較於21世紀初，當時數位廣告的比率僅不到廣告總額的2%，20年間成長26倍，這種速度和規模，遠超過上一代的媒體科技革命──電視。可惜這麼驚人的成長，數位內容業者所取得的比例卻日漸減少。根據2020年澳洲市場競爭機構的調查，每100澳幣的網路廣告，Google拿走53元，而Facebook拿走28元，剩下的19元，才由餘下眾多媒體通路爭食。
最糟的還不是數位平台拿走絕大部分的廣告利潤，而是辛苦生產、製造數位內容的媒體業者，由於日漸缺少與大型跨境數位平台談判的能力，只能愈來愈屈就平台端制定的不公平遊戲規則。
任何一家經營原生媒體內容的公司都深知，養記者花錢、製作優質報導花錢，總之生產原創內容必須花錢、要生產好的內容更要花錢。但一篇耗費人力、時間產生出來的好報導，卻只能免費提供給數位平台利用，靠著拼命累積點擊率、搏回一點和付出不成比例的微薄分潤。這樣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愈是生產優質內容的媒體，所得利潤愈是不成比例；易言之，愈是認真提供優質內容的好媒體，反而容易在市場死得愈早，不如來做內容農場，反而本小利大。
借鏡歐盟前車之鑑，澳洲法案欲強化內容端談判力
澳洲競爭暨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在2019年發表了一份長達600多頁、名為「數位平台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的報告。
報告裡顯示，在2006年到2016年間，澳洲整體新聞相關的工作少了9%，而傳統紙媒下降更快，少了26%的工作。即便2014年至2018年澳洲人口和經濟都增長，但在傳媒平面媒體的記者人數在這5年中少了20%。
此外，根據ACCC的統計，2008年到2018年澳洲有106家地區性和區域性的報紙關閉；報告裡十分憂心指出，過去15年來，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公共新聞沒有人在處理，地方法院、醫療、科學新聞被報導的幅度大幅下滑。
歐盟的做法，開啟了改變傳統著作權法的第一槍。只是歐盟僅提到這些內容應該取得「授權」，但數位平台業者則透過強大的通路能力，反而強勢主張平台僅呈現願意「免費提供」的新聞內容，至於「不願免費提供」的內容，那就不會出現在平台上。市場上談判實力的差距，讓眾家媒體只好忍氣吞聲，歐盟這個著作權法的美意，也功虧一簣。
有鑑於此，澳洲目前提出的
《新聞媒體議價法案》（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草案，就相當於歐盟法案的進化版。它除了要求數位平台業者對內容付費，同時更強化內容端業者的談判能力，規定媒體可集體與Google或Facebook談判，並在授權金額談判不成時、設計強制仲裁機制。此外，該法案還規定若數位平台更改演算法，需要通知做為內容提供者的媒體，否則將會被罰澳幣千萬以上、或該公司10%的在地營業額。
在澳洲提出這項針對性強烈的法案之後，Facebook一如往常的高姿態，
選擇強硬封鎖所有澳洲的媒體內容，還被戲稱為Facebook決定和所有澳洲媒體「解除朋友」（unfriend）。而較不尋常的，則是最初曾表達強烈抗議的Google，戲劇性大轉彎決定配合。
台灣可能嗎？關鍵因素在哪？
令人好奇的則是，既然澳洲並非第一個要求數位平台業者為內容授權付費的國家，為何此次Google一反先前「要我們付費就退出貴國市場」的冷傲態度，忽然忍痛選擇配合呢？其實這和澳洲的媒體產業特性、偏向保護本地產業的監理生態，有相當大的關係。
澳洲的媒體產業集中度高，在地媒體巨擘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相當大，擁有新聞集團的梅鐸（Murdoch）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次《新聞媒體議價法案》草案能夠推出，本地媒體業者合作施壓、媒體巨擘動用自己對政府官員的影響力，在在都是此次Google最終低頭的原因。
有人問我，這次Google願意配合澳洲的談判準則，是否代表這即將成為
全球性的趨勢？我認為當然不會。原因很簡單，就算提供內容的媒體業者已經奄奄一息，但要數位平台業者分享已經落袋的利潤，還是可以想見它們百般不願。倘若在地的媒體業者無法有合作的共識、或是當地社會缺少對數位經濟失衡的充分認知，那就難以集結夠強大的力量，督促政府推出類似的法案、更無法迫使大型數位平台業者低頭。
又有人問我，那台灣政府是否會推出類似的法案？我的答案還是一樣，媒體身為第四權，本應具備左右社會的強大力量，但倘若優質內容總是陷入無法獲利的惡性循環，最終必將劣幣驅除良幣，媒體內容產業也必然走向衰敗。從澳洲的啟示，可以想見本地業者需要有團結自救的意識，而社會更需要充分認知數位平台模式對在地產業的潛在傷害，諸項條件成就，才有實現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