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慰安婦訴訟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民報／專欄　2015.08.14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79f7602-caf9-4412-a7c5-26fee1cc6c6b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圖片來源：民報合成）

日本首相安倍將在8月14日，發表戰後七十週年的談話，其仍會延續之前，村山與小泉首相於五十與六十週年的謝罪聲明。只是不管安倍談話內容為何，一個不得不讓人面對的事實是，對於日本的戰爭責任，如慰安婦的求償訴訟，目前仍無任何勝訴確定之紀錄。

由於慰安婦問題，乃涉及國家部隊集體性暴力的國際犯罪，所以從1991年開始，來自韓、中、台、菲等國的婦女，即相繼向日本法院，提起謝罪與賠償的訴訟。而此等訴訟，首要的爭執，即在於舊日本政府所處的角色與地位。因在當時，所謂慰安所，雖位於部隊駐紮區域內，卻多由民間業者，以類似公娼制度的方式為經營。故即便慰安所的設置、管理、維持等，皆由軍隊負責，仍可將拐騙、強制、虐待慰安婦等等之行徑，推卸給私人經營者。此種論述，可從今年三月，安倍於眾議院接受質詢時稱：「慰安婦乃是人口販賣的犧牲品」，看出一些端倪。惟這種將部隊與經營者的責任相互切割，恐只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卻成為日本法院難以歸責的立論基礎與盲點。

而就算承認日本軍隊必須對慰安婦負起責任，卻又得面臨法律技術層面的挑戰。因日本法院普遍否認，個人可成為國際法上的求償主體，則慰安婦能否具有原告的適格，就會產生疑問。更麻煩的是，於舊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裡，基於天皇不能為錯之理，並無國家賠償法的制訂，自也無國賠責任的存在，而僅能藉由民事侵權行為來求償。只是依據日本民法第724條後段，對於不法行為的損賠請求權時效為二十年，則所有慰安婦的請求，實已逾越時效，故也無法主張任何的權利。

雖然日本法院並不否認慰安婦為集體性暴力被害人之事實，但對於責任歸屬，既不承認舊政府的國家責任，也未追隨國際法對違反人道行為應無時效適用，以及個人可為國際法請求主體等等的新趨勢，就造成慰安婦的謝罪及賠償訴訟，至今皆以敗訴為終，致突顯出司法極端保守的一面。

惟值注意的是，在眾多的敗訴判決裡，於1998年，由山口地方法院所做出的關釜裁判中，卻相當例外的判決原告勝訴。此判決最主要認為，根據國家同一性之理，現在的日本政府自然必須承繼舊政府的責任，因此富有謝罪與賠償之責。只是此等義務，必須藉由立法來實現，則在立法不作為的情況下，國家自該負起賠償責任。由於此判決肯定了現在的日本政府，必須對慰安婦的賠償等問題負起作為義務，則在國會應作為而不作為下，原告請求自然成立。惟此等稍微符合現代人權觀念的判決，最後還是遭上級法院廢棄，致僅具有曇花一現的作用。

在1970年代，電影「望鄉」，即相當寫實的描述日本軍妓的不人道待遇，而在此片的結尾，當女記者找到這些軍妓所埋葬的南洋叢林時，驚訝發現，所有墓碑皆背對著日本，似乎默默的在對祖國發出最無奈，也最淒涼，更是最悲哀的呼喊與抗議。相對而言，其他非屬日本籍的慰安婦，即便身心已經遭受極大且難以回覆的創傷，卻仍秉持一種堅持及勇氣，飄洋過海來到日本提起訴訟，以藉由法院來要求一句道歉的期待，只是在法院的保守性格以及種種訴訟的本質缺陷下，肯定也將抱憾而終。

賄選官司 法官迴避到何時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601

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針對其當選無效之訴，第三度向法院聲請法官迴避，是否在拖延訴訟，實已不言可喻。而在台南市議長一職，引起如此大的府會爭執下，要依據法定程序令其去職，卻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從去年底開始，台南地檢署即針對台南市議會議長的賄選案進行偵查，並於今年起訴。而現行的地方制度法，並無特別針對地方議會議長，在如何的情況該被解職或停職的規定，故關於議長涉及刑事案件的去留問題，就只能根據議員的解除職務規定。

惟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議員因涉及犯罪，僅限於判決有期徒刑確定，才能因此被解職。尤其是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條第一項，關於議長投票行賄罪的法定刑為三到十年有期徒刑，而屬於刑事訴訟法第三七六條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也因此，李全教即便被以賄選罪起訴，但在審理期間必然漫長，致判決確定之日遙遙無期下，其議長身分就算充滿爭議，卻也難以撼動。

至於台南市議會議長李全教的樁腳因涉及賄選，而遭檢察官起訴，即便刑事案件尚未確定，檢察官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李全教提起當選無效之訴。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二七條第一項，類如當選無效的選舉訴訟乃以二審為終結，且各審法院必須在六個月內為審結。甚至根據選罷法第一二○條第三項，就算當選人所涉的投票行賄罪判決無罪，亦不影響當選無效確定判決之效力。凡此規定，似可用以儘速解決台南市議會議長的地位與去留，並可因法院的明確判決，來間接解決目前台南市的府會爭議。

只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卅七條第一項，當事人只要聲請迴避，案件就必須停止審判。而雖然法官認為當事人顯在延宕訴訟，可不為停止審判，但類如此種涉及議長去留的訴訟，法院為了免於當事人指為政治打手，必然不敢貿然進行審理，這樣的結果，就易使聲請迴避成為拖延訴訟的重要手段。則原本選舉訴訟必須速審的目的，也肯定被破棄。

非典型空心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5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892

二○○七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馬英九陣營提出諸多政見，包括：成立地方財政重建基金，彌平縣市債務黑洞；成立觀光基金，協助發展地方特色景點，提昇觀光業水準；成立產發基金，協助活絡地方特色產業；提出海岸解嚴，仿美澳放寬海空域管制，讓台灣海岸能像黃金海岸、佛羅里達般發展。馬英九甚至引用美國民權領袖金恩博士名言，宣稱「我有一個夢，怎麼把台灣打造成世界華文中心」，豪氣干雲。

二○一一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尋求連任的馬總統陣營大打「在地經濟」政績牌，舉出米酒降價、鳳梨酥熱賣，以及ＥＣＦＡ簽訂後石斑、工具機出口產值增加等事例，做為在地經濟發光例證。同時亦提出提高基本工資，勞保年金、國民年金，放寬社會救助門檻等政績，以博取選民青睞。

今年八月天，代表國民黨角逐總統職位的洪秀柱陣營在「非典型」策略下，作風迥異。其競選網站「THE WAY道路」主要內容僅為行程與新聞稿，沒有政見政策欄位。從新聞稿裡勉強歸納，迄今僅見如漁用油補貼、自經區、文資法立法等被動、零散政見。若與蔡英文競選網站「Light Up Taiwan 點亮台灣」內設有政策談話專區相較，高下立判。

代表執政黨參選總統，洪秀柱表現良莠與國民黨存亡緊密連結。真正的「道路」應是打場有格調、政見決定勝負的優質民主選舉。一味逞口舌之快的「非典型」戰法，可以休矣！

北檢只辦學生 就是政治追殺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8.13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6288

圖為反課綱學生團體7月22日包圍教育部，抗議學生點起燭火，排成黑傘形狀，讓教育部官員看見學生心中那把對教育的熱火，展現守護台灣教育決心。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教育部對反黑箱課綱學生撤告，但台北地檢署卻主動偵辦學生，針對「非告訴乃論」的強制罪等部分續行偵辦，相較於教育部課綱議程涉及「偽造公文書案」，北檢遲遲不辦的消極態度，明顯有差別待遇。

回到強制罪的法律要件，北檢若要追究學生的強制罪責，則辦案必須一視同仁，對於警察扣押三名記者採訪工具、限制記者對外聯絡及干預人身自由等更加明確的強制犯行，北檢應一併偵辦，不容選擇性辦案，踐踏執法的公正性，無視警方戕害「新聞自由」。

事實上，學生遭教育部提告侵入住宅及毀損兩罪，都是告訴乃論之罪，也是檢警辦案的案由，撤告後依法只能為不起訴處分，但北檢不甘教育部撤告，自行認定有多名學生涉拉扯教育部人員，涉及強制罪，主動對學生偵辦。

北檢如果秉持相同的偵查標準，三位記者採訪學生抗議教育部微調課綱的新聞時，隨著現場動態的發展，進入教育部採訪學生的和平占領行動，並未違反新聞倫理，況且記者並未進入部長辦公室，只是在外發稿，但警方明知三人為記者，卻以現行犯逮捕留置、切斷對外聯繫、限制人身自由，嚴重妨害新聞記者行使採訪之權利，下令者與執行者都構成刑法強制罪，北檢要辦「強制罪」應公平公正，不要只敢欺負學生，卻公然包庇違法的官員！

4天微調 5天撤告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開講　2015.08.1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408758

黑箱課綱四天就可以過關，撤告拖了五天才做，對於奉承上意，吳思華（前左背對鏡頭者）的效率可高了。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廖振輝攝）

上週教育部長吳思華向社會承諾，將對學生及記者「全面撤告」，但遲至第五天才向台北地檢署遞狀撤告，對比教育部違法「微調課綱」的關鍵四天，行政效率明顯有雙重標準。雖然吳思華承諾撤告，教育部公文卻跑得心不甘情不願，一小時內可以完成的遞狀程序，在媒體不斷追問下拖了五天才完成，但對於奉承上意的違法微調課綱，教育部卻是五天內就可以辦好。

去年一月二十四日檢核小組將《課綱微調修正草案》送進教育部，隔日（二十五日）教育部隨即召開高中分組會議，其中公民課綱未經合法表決同意（教育部除不敢提出會議錄音證明外，北檢更傳喚當日開會之教師到庭證稱「當下認為大家不支持微調案」、「不知道有委員未具名提供是否微調的意見」），足證課綱微調程序黑箱，且當天既無表決，教育部所稱課綱微調決議「同意」，顯屬不實，形同偽造公文書。

最嚴重的是，教育部在一月二十七日課審會議程，以「偽造公文書」載明高中分組會議十五比八「同意」公民課綱微調，短短四天時間，教育部將課綱從檢核小組送到高中分組會議，最後以「偽造公文書」送進課審會通過課綱微調，種種程序、四天就可以辦好，而對學生撤告拖了五天才勉強完成，教育部的行政效率明顯雙重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