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指數」不等於「清廉」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5.24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83087

總統馬英九。
（自由時報／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馬英九在就職七週年的演說提到，我國清廉印象指數在亞洲名列前茅，言下之意，台灣的反貪成效已相當卓著，致可成為其重要的政績。只是清廉指數真可等同清廉嗎？

國際透明組織每年皆會公布各國的貪腐或稱清廉形象指數，分數最高為一百分、最低為○分，分數越高表示越清廉。而在二○一四年底所公布的指數裡，台灣為六十一分，全球一百七十五個國家中排名第卅五，不管是從全球或區域性的排名來看，台灣都屬前段，若以此來表彰馬政府的清廉，似有其道理。

惟此項評比所依憑者，有為專家評鑑，亦有針對本國及外商主管所為的問卷。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出的評分，並非以實際的統計數據為指標，而較偏向於是種感受性的調查，能否反映出現實狀況，自待檢驗。其次，不管此份報告的客觀性如何，但從亞洲有三分之二的國家未超過五十分來看，就顯示此區域的貪腐情況相當嚴重。故就算在此地區名列第五的台灣，只能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結果。

更值關注的是，馬政府雖以清廉自居，卻不斷爆發貪瀆情事。尤其在二○一○年，曾任苗栗縣長的何智輝，其貪污案件更一審大逆轉獲判無罪，致爆發行賄四位法官的弊案，不僅迫使司法院長、副院長下台，馬總統更宣布於一年後成立廉政署。惟廉政署僅是隸屬於法務部下的三級機關，再加以其人員仍是由既有的政風或調查局體系等所組成，致難發揮實質的效果。這可以從二○一二年時任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所涉及的索賄惡行與醜聞，非由廉政署所發掘而是由媒體所揭露，即可了然於胸。甚且林益世於當時竟還是中央廉政委員會之委員，致成為廉政署的上級長官，更顯得諷刺。

去年頂新地溝油事件以及近來的大巨蛋等之案件裡，馬總統是否涉貪，雖仍待偵查機關之釐清，卻已顯露出藕斷絲連與糾纏不清的政商關係。也因此，就算我國清廉指數名列亞洲前段，那也只是一個數字、一個以口號反貪腐的象徵。

三筆政治獻金 一筆爛帳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　2015.05.22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82548

（圖片來源：黃帝穎律師）

台北市長柯文哲公開質疑，馬英九總統在市長及總統選舉的競選經費申報不實。馬總統透過發言人陳以信痛罵柯文哲胡亂污衊馬總統，沒把狀況弄清楚就發言，應該出面道歉。但事實上，馬總統至少有三筆政治獻金講不清楚，至今難令社會信服，真正該道歉的，是馬英九。

一、馬吳彰化競選總部政治獻金涉嫌申報不實。
前彰化縣長卓伯源胞弟卓伯仲遭彰化地檢署依貪污等罪起訴，起訴書所列證據清單第三十項揭示，證人應寶國（時任馬吳全國競選總部核銷人員）證稱：「彰化競選總部申報之核銷單據中，有部分因為單價過高…沒有申報至監察院」；卓伯仲於起訴後也發表聲明說，對於被指侵占馬吳競選經費，總統大選投入的人力、物力，早已超過黨部核撥金額。

依據政治獻金法規定，政治獻金應如實申報，且具經濟價值之利益，應依申報時之時價折算。換言之，不論是馬吳全國總部承辦人員的證詞或卓伯仲所述，足認馬英九有政治獻金未如實申報，違反政治獻金法。

二、富邦捐給國民黨的一五○○萬元。
依據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八年度矚金重訴字第一號判決書指出，證人蔡明忠證詞供稱，「九十七年總統大選時，伊家族有捐款給國民黨，金額應該是一五○○萬元。」但遍查馬英九或國民黨的政治獻金申報，都查無富邦董座蔡明忠的一五○○萬元，雖蔡明忠事後改口說記錯，但檢察官對於證人翻供並未追究偽證罪責，馬英九或國民黨是否收受富邦一五○○萬元的政治獻金，至今仍是羅生門，且沒人負法律責任。

三、頂新政治獻金案。
對於頂新黑心油傷害全民健康，彰化地檢署的起訴新聞稿指明，頂新公司及魏應充「自一○一年一月起，以飼料用油製造成攙偽且妨害衛生之食用油」，比對時間點，馬總統在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親自為魏應充頒發工商後援會副總會長聘書，馬總統授證十日後，頂新開始混黑心油，毒害台灣人。依據「經驗法則」，擔任候選人的工商後援會副總會長，應有政治獻金捐款，雖然馬總統堅稱未收頂新政治獻金，但此案現由特偵組進行偵辦，檢方應有符合經驗法則的偵辦結果。

黃世銘打臉朱立倫的閣揆同意權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開講　2015.05.2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324420

朱立倫。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賴筱桐攝）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天表示，台灣近十幾年來整體政治運作所遇到的困境，就是權責無法相符，修憲第一步就是先通過恢復原來憲法所規定的「閣揆同意權」，呼籲朝野政黨不要為一黨一己之私，或為一次選舉做考量。

朱立倫誤以為官員經國會同意，就可以權責相符、解決政治困境，但黃世銘也是經國會同意的檢察總長，其不只違法濫權，更製造政治困境，黃世銘與馬總統共犯洩密罪，遭高等法院判刑定讞。簡單的說，經國會同意的檢察總長黃世銘，直接打臉朱立倫「閣揆同意權」的修憲主張！

暫且不論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難產，因此把政治目標放在「閣揆同意權」的一次性選舉考量，回歸憲政制度探討，憲法本文確有內閣制精神，不只國會有「閣揆同意權」，總統也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但我國歷經七次修憲，總統改由全民直選，職掌行政權的閣揆也改由總統直接任命，台灣的中央政府體制已從傾向內閣制，走向半總統制。

然而，法國的半總統制被認為與台灣中央政府體制較為接近，但法國第五共和並沒有「閣揆同意權」，即因法國有鑑於第三、四共和總統與閣揆的多頭馬車，導致政局紛亂，因而在現行第五共和刪除法國國會的「閣揆同意權」。

參考法國第五共和刪除「閣揆同意權」，且台灣檢察總長黃世銘也是經國會同意，卻與馬總統共犯「洩密」，遭法院判刑定讞，在在都對朱立倫的「閣揆同意權」幻想直接打臉。朱立倫如非為一黨一己之私，修憲請不要「頭痛醫腳」、胡亂牽拖！

訴訟解決醫療糾紛 是下下策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聯合新聞網／民意論壇　2015.05.21
http://udn.com/news/story/7339/916011

近日北榮一起胎死腹中事件引起軒然大波，也暴露出現行醫療糾紛動輒以訴訟來處理的實態，恐是最糟的解決途徑。

常有認為，台灣的醫界是犯罪率最高的行業，若單從職業別觀察，針對觸犯業務過失致死或傷害的場合，醫療過失的定罪率約二成，比之其他行業動輒八、九成的定罪率，不能算高。惟如果從檢察官起訴醫師的人數與法院的定罪數，每年動輒上百件，不僅遠高於日本，更為歐美等國所難望項背下，這個答案似乎又是肯定的。

台灣醫療糾紛的刑事訴訟之特性，即是病患或其家屬皆會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亦有超過四成的自訴比率，這正顯露我國醫療糾紛，普遍存在「以刑逼民」之訴訟型態。而病患或其家屬之所以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除了民眾人權意識提升外，最主要還是現行民事求償的困難，想藉檢察官的訴追來達到賠償的目的。

只是對照最終僅二成的定罪率來看，醫療過失的刑事案件濫訴比率實偏高，珍貴的司法資源也因此被耗費。再觀察遭定罪案件，幾乎皆以緩刑收場來看，我國醫療過失的刑事訴訟，實是以處理民事賠償為目標。更糟的是，醫師不僅須受長期訟累，且從最終結果，案件皆被判無罪或緩刑下，病患或其家屬希冀藉由刑事訴訟來達成賠償的目的也落空，致須回到民事救濟。則不管是醫師，還是病患及家屬，都得面臨再一次的煎熬。

由於醫療行為不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中的服務行為，因此不適用無過失責任，若病患為民事求償訴訟，針對醫師是否有過失與因果關係，即負有舉證責任。惟不管就醫學專業，還是資訊掌握而言，原告皆不可能擁有優勢，只能依賴法官。但法官亦非醫學專家，也只能送請醫事鑑定，在目前醫事鑑定機關有限，且制度也不夠周全，加以鑑定者幾乎都不願上法庭接受交互詢問下，任何鑑定過程與結果，肯定都得面臨不透明與不客觀的質疑，法官不管如何判決，也難得當事人信服。

所以，以訴訟解決醫療糾紛，絕對是下下之策，如何強化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恐才是治本之道。而衛福部提出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卻因爭議太多，陷入立法的障礙。主事者若不儘速溝通與解決，則醫療糾紛的民、刑事案件只會更多，使越來越多的醫師心灰意冷萌生退意，這將使已然不足的醫療人力，雪上加霜。

一次消費券 九年劉政鴻

羅承宗（作者為南臺科大財經法研究所助理教授、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5.05.2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82230

總統馬英九。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記者方賓照攝）

馬英九總統發表就職七週年演說，其中提及二○○九年消費券政策，選擇「報喜不報憂」，刻意隱匿。

先說成效檢討部分，二○一○年七月審計部「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決算審核報告」裡即指出，該政策有「對經濟成長貢獻率不如預期」，「替代效果偏高，乘數效果有限」等顯著缺失。

再根據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例第四條規定，馬政府拿來發放消費券的八百四十多億公帑，並非政府藉由刪減不必要或無急迫性施政計畫、機關整併、公務員人力精簡等節流手段而來，而全數以舉借債務籌措。後代子孫既要還本，更要付息。

苗栗縣長劉政鴻執政九年，縣府負債從二百多億元飆升至六百四十餘億元。馬英九總統執政七年，發放一次消費券，就讓國家增加八百四十幾億元的沉重債務。「一次消費券，九年劉政鴻」，財政爛攤子就此轉嫁給新總統操煩憂心。莫怪總統先生得以夜夜安眠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