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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2022/06/29（三）晚上19: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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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政策轉向
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變異株進入Omicron時期，相較過往病毒株的高傳播效率，完全清零幾乎不可能。Omicron變異株爆發後，台灣第二劑疫苗接種率已破百分之八十，且輕症或無症狀比率近九成，因此防疫政策從「清零」轉為「共存」。在「共存」的框架中，防疫政策要如何調整，方能在符合憲法最小侵害原則下，達到「共存」的目的？在傳染率高、確診人數急速攀升的狀態中，醫療與行政量能已然超載，第一線防疫人員已無法妥善處理驟增的確診者或疑似確診者，對此，又該如何變動政策，同時兼顧防疫相關工作人員的勞動權、健康權，以及人民的健康權、財產權與工作權呢？
主持人吳樹民醫師指出：台灣醫療算得上世界頂尖，且台灣自日治時期以來長期注重衛生的習慣，加上之前SARS的經驗，這三年來，雖然有許多人不幸確診與病逝，但從結果上來看並不算太差。
關於防疫政策的檢討與防疫人員的困境
羅浚晅醫師認為，整體而言，自2019年疫情爆發起，便是對SARS經驗後，防疫制度與措施建立的總體檢。
羅醫師指出三項需要改進的地方，首先，是醫療生技產業的瓶頸，生技產業必須成為國家級重要產業，在這次疫情中，雖然有國產疫苗出現，但疫苗與抗病毒藥物主要仍仰賴歐美進口。其次，則是中央與地方溝通問題，諸如疫苗、藥物、防護裝備調配與面對確診者與疑似確診者的處理方式，因為溝通不良出現扞格，導致中央與地方政府無法有效率的處理問題，甚至有事後責任相互推諉的情形出現。最後，要注意到，不論是現在的防疫政策轉型或者未來的防疫政策制定，都需要各領域的專業參與，因為在疫情中，我們面對的不僅是病毒，還有資源調配、恐懼、假訊息，這些在政策實踐與調整上，都必須跨領域的專業共同研商，才能妥善解決問題。
關於防疫人員的困境，作為一位基層醫師的陳亮甫醫師表示，現在的急診壓力下降，是因為確診人數減少，以及視訊看診、藥師到府送藥等機制的成果。整體來說，台灣相比他國防疫並不太差，但過程中損失慘重，不只是產業與生命，也包括醫療人員的勞動權問題，若不能盡速解決，會導致疫情過後，醫療人員開始思考，「是否願意繼續在這個環境工作？」的問題。
在共存走向上，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政策，幾個月之前就有一個網站指出各個步驟，指引各種狀況的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疑似染疫以及確定染疫的狀況。
而台灣至今，對於COVID確診者，仍有很多特別的對待措施，雖然有正當理由，也確實Omicron的傳染力也比較強，但由於對病毒的不熟悉所產生的恐懼，往往會放大它的負面影響，使得差別對待措施強度較高。
也由於較高強度的隔離政策，在這幾波疫情下，大量資源消耗，補充不及，像是衛生所電話打不進去、1922被癱瘓。從第一線的觀點來看，政府訂了嚴格的確診定義，有些公司為了持續運作，員工大量進入醫院做PCR，加上嚴格的隔離措施，確實排擠了急性醫療需求患者的醫療處置，使醫護人員的溝通成本、心理壓力增加，也對患者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傷亡，導致醫病關係惡化。
去年Delta疫情時就出現的醫療人力缺口、護病比差距大、醫護過勞無法休假的問題，在Omicron爆發前並沒有獲得妥善解決，另一方面則是民眾心態仍然沒有轉變，還是有生病一定要就醫的思維；在急診第一線觀察，曾經有一度民眾有自我傷檢的意識，那時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轉型時機？但那時候政策上卻沒有轉變，導致Omicron爆發後，民眾還是一窩蜂衝醫院，再次上演上述問題。
關於空床數問題，陳醫師指出疾管署公布的空床數計算方式，是用較大範圍的方式計算的總值，但在台北市，特別是醫學中心，一旦疫情嚴峻，就是一床難求，這需要政府更努力地向人民說明，並非醫院有餘裕，卻刻意不予救助，而是每間醫院的承載量無法呈現在疾管署公布的數據上。
轉向共存不能過度鬆懈
姜冠宇醫師認為，雖然眼下政策朝向共存發展，但不能因此過度鬆懈警戒。這次COVID疫情，根據國外研究文獻指出，要流感化可能要等三十年，因為這次COVID病毒是RNA病毒，變異非常快，且為非階梯狀，新的變異株可能與過往變異株甚少相似，難預測變異方向，導致疫苗研發相對困難，因此現今疫苗只能減低重症。
而共存是一種政策，非單純醫學問題，為了因應迅速變種的病毒與有可能急速上升的確診數，政策制定上必調整醫療量能分配，未來要留更多醫療量能給兒童與老人。特別是台灣小孩因COVID罹患腦炎的機率高，病程也非常快，因此要有更統一的SOP通報與就醫流程產出，才能避免新北恩恩案之悲劇發生。
所謂「無敵星星」，也就是感染一次後就能終生免疫的概念，只在Delta與更早之前的變異株適用，這次Omicron並不適用，特別是老人與兒童再度感染率還是很高。所以兒童、老年人與慢性疾病患者這些較脆弱族群，應該要在新變異株BA.4、BA.5全面入侵台灣前，盡速完成疫苗接種，避免重症與死亡。
共存的另一個面向，是因應染疫後的後遺症與Long COVID。姜醫師認為，這兩項問題已經不單純是生理上的問題，必須同時處理心理狀況，有許多年輕人因痊癒後的後遺症，導致每天只能睡兩三個鐘頭與記憶退化，在兢爭激烈的學校與職場中，嚴重影響心理層面，必須有更多社會資源介入，也應避免歧視，與不當評價。
共存有哪些法律問題？
張雁翔研究員指出，面對疫情，法律往往扮演著在衝擊後出來檢視的角色，在疫情迅速變化下，檢視國家行為違法性的審查密度就必須降低，因為過於嚴格的法律制定與違法性審查，可能導致防疫政策的緩不濟急與靈活性下降，反而有礙人民得到較好的醫療照護。
但這並非意味著防疫政策能夠毫無拘束的脫離違法性審查，至少用來防疫的隔離措施，從釋字690號來看，是受到憲法嚴格保護的人身自由限制，還是必須經過明確的法定程序，並且有救濟管道，包括提審與行政訴訟。
另一方面，值得大家進一步思考的法律問題，分別是保險問題，以及後疫情時代的Long COVID以及確診後遺症問題。
前者，保險法有規定保險業者可以因為風險突然增高解除契約，但這次疫情保險理賠爭議，保險業者似乎沒這麼做，反而出售了更多防疫險，直至風險實現，人民要求理賠保險公司才主張複保險拒賠。保險究竟是一個投機獲利工具或是分擔風險損害的方法？後者，則是要思考我們是不是要針對Long COVID以及確診後遺症，立法給予社會福利支援以及反歧視措施。
關於緊急情況就醫的行政規則是不是有瑕疵？雁翔研究員認為，我們能從新北市恩恩案中理解，新北市要求確診者就醫，需要衛生局同意派車，有集中事權，妥善分配資源的意圖，但對於緊急情況的處置，是否還要如此僵化的遵循行政規則？這是值得檢討的地方。
最後，在疫情剛爆發、美國疫情最嚴峻的時期，當時仍身處美國的張雁翔研究員也提到，其實美國沒有什麼管控期，一開始就共存，最有爭議的法律問題其實是強制公務員施打疫苗問題，這些案件目前仍然在美國司法系統訴訟中，尚未有定論；反而私立學校強制教職員接種疫苗，已獲得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為合憲，因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是一個私人和私人的關係，並沒有國家權力強制介入。不過台灣在COVID疫情中的疫苗政策，向來多以鼓勵取代強制，因此相對問題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