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稿】 呼籲檢方莫上訴，貫徹人民抵抗權

【聲明稿】

呼籲檢方莫上訴，貫徹人民抵抗權

永 社

2017.03.31

　　為了抗議立法院草率審查《服貿協議》，2014年3月18日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人與群眾佔領立法院二十餘天，退場後遭檢方起訴22人，今（03/31）日上午11時，台北地院一審判決被訴的黃國昌等人全部無罪。此案北院採納德國「抵抗權」的精神，首次使用「公民不服從」作為阻卻違法事由，作出帶有相當進步價值的無罪判決，讓台灣司法進一步落實民主轉型和對於人權的積極保障，對此永社表達高度肯定與認同。

　　然而觀察台灣社會抗爭與司法訴訟的歷史，解嚴至今、台灣簽署兩公約已經施行近十年，海內外學界倡議已久，卻要到今天這個案件，司法才首次對於人民抗爭和表達意見採用「公民不服從」作為判決基礎，可見台灣司法直到如今方對此一進步價值有足夠體認，此一見解是否能夠在後續「323行政院事件」、「411中正一事件」乃至於更多的「公民不服從」案件審判當中被一體適用，尚待台灣社會共同檢驗，也需各司法機關的堅持和努力落實。

　　這項進步見解能否被維繫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檢察體系面對此類案件的態度究竟為何，據聞北檢表示，收到此案判決書後要「再研議是否提起上訴」，永社對此鄭重呼籲，除法院應當後續維持此一進步見解的適用之外，亦盼台北地檢署、邢泰釗檢察長能夠充分體認上開抵抗權及公民不服從之進步價值，對於此案以及相關案件「不要提起上訴」。

　　回顧本案訴訟過程，蒞庭公訴檢察官在辯論庭論告時，雖主張被告有罪，亦希望法官考量其動機與侵害程度，「於重要議題的多元表達，應予最大限度的維護與尊重，建議從輕量刑」──可見檢察體系並非對於人民意見充分表達的基本權利和「抵抗權」毫無認識，因此永社強烈建議，檢方對於此類案件，從偵查、起訴階段乃至於判決後上訴與否，應該秉持保障人權與捍衛民主的原則，儘可能避免濫行起訴或草率上訴，以免無謂浪費司法資源，並且讓當事人因為檢方上訴續遭受訴訟程序的拖磨與勞累，反而使上開進步價值蒙上塵埃。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自相矛盾的司法讓人難以信服，貫徹人民抵抗權，落實司法民主轉型，就從檢方對於公民不服從的案件不要再濫訴開始！

聯絡人：

永社副理事長　黃帝穎律師

02-2388-2505

永社副秘書長　洪崇晏

02-2388-3997

tfawork2014@gmail.com

【相關報導】

民報／318佔領立院引爆太陽花學運 22遭訴學運人士北院判無罪

http://www.peoplenews.tw/news/b91ca63b-a5b0-465c-94ab-546832cc8576

自由時報／太陽花學運占領立院被告22人 一審全部無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22179

蘋果日報／【太陽花宣判】公民不服從大勝　黃國昌林飛帆等22人全無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331/1087794/

新頭殼newtalk／快訊 太陽花學運法院一審宣判「全無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31/83771

新唐人亞太台／318太陽花學運 北院宣判22人全無罪

http://www.ntdtv.com.tw/b5/20170331/video/193394.html?google_editors_picks=true

ETtoday東森新聞雲／太陽花學運22人通通無罪　台北地院判決理由全文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331/895795.htm

udn聯合新聞網／318太陽花學運 黃國昌等22人全部無罪

https://udn.com/news/story/1/2376128

洩密案判決無罪有道理嗎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論壇　2017.03.2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70329/37598997/

立委柯建銘自訴前總統馬英九教唆洩密及加重誹謗罪，台北地院做出無罪判決。由於為正犯的前檢察總長黃世銘，早已有罪確定下，此次判決必引發社會議論。而此次的無罪判決是否有道理，恐是更該檢討的課題。

兩度報告二審攻防

依據《刑法》第132條第1項，即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因只處罰洩密者，而不處罰機密接受者，故馬前總統於2013年8月31日，被動聽取檢察總長報告偵查資訊的行為，並不會觸犯《刑法》。不過，馬前總統於隔日凌晨再叫總長入官邸，要求進一步提供監聽與通聯紀錄等，能否成立「教唆洩密罪」，就成為自訴案件最重要的爭點。

而北院的第一審判決認為，再次叫檢察總長前來，因報告內容與前一天相同，故在馬前總統已經知悉下，就算有教唆的外觀，卻無洩密的實質，就此部分，自應為無罪判決。但必是在第一次專案報告有諸多不完整，馬前總統才叫總長再次前來，且第二次的資訊必然更為詳細，能否稱為同一，實值商榷，也必為第二審爭執的重點。

此外，馬前總統於2013年9月11日，以黨主席身分於國民黨考紀會，影射柯建銘關說，因此涉及《刑法》第310條第2項的「加重誹謗罪」，雖法定刑僅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卻也成為柯建銘自訴的案件內容。而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對於所散布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只要與公共利益有關，且能證明為真實，是可以阻卻罪責的。

甚且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還沿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蘇利文案所創設的「善意傾向原則」，即便無法證明言論為真，但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而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者，就無惡意可言，致不能以誹謗罪論處。

故馬前總統指涉立法委員關說，既涉及公益，且也來自於檢察總長所提供之資訊，因有所本，就使法院認定其為善意，而無以為誹謗罪之究責。惟有問題的是，針對有所本的資料，乃源於檢察總長違反偵查不公開而來，若因此加以利用，能否說是善意，顯又落入因人而異的恣意判斷。

是否善意仍有爭議

總之，此次第一審無罪判決，在自訴人必然上訴，且關於法律評價與事實認定，仍有諸多解釋與判斷空間下，本案未來如何，仍屬未定之天。更值關注的是，關於馬前總統所涉的洩密情事，乃被拆成兩案件分由不同法庭審理，雖讓馬前總統於同一審級有兩次翻盤之機會，但若將來一為有罪、一為無罪確定，司法威信肯定再受重擊，這是讓人最不想看到的結果。

陪審參審走向交融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中時電子報／言論　2017.03.26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326003146-262105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針對未來審判制度要採陪審或參審，特別加開公聽會以廣納各方意見。但這兩者真能截然兩分嗎？

所謂陪審，是由平民所組成的陪審團來決定犯罪事實之有無，並於有罪時，由法官單獨來量刑。而參審則是由平民所選出的參審員與專職法官共組合議庭，並共同決定犯罪有無及量刑。由於採陪審制的英、美與採參審制的法、德，剛好是海洋法系與歐陸法系的代表，因而有前者必採陪審、後者必採參審的分法。然而在各法系的交互融合下，陪審與參審兩分的見解也出現變化。

如在美國某些州，已開放給陪審團做死刑、無期徒刑的評決，也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支持。所謂陪審員只參與事實判斷、不參與量刑的模式正逐漸被打破。此外，陪審員原本不得在法庭詢問證人、鑑定人等，但在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也開放給陪審員直接詢問相關人證的機會，致有使陪審走向參審的趨勢。

又以歐陸最早採行人民參與審判的法國來說，就僅限於重罪法庭；至於平民參審員的選任則與英、美的陪審員選出相同，即以案件為單元，藉由隨機產生及篩選程序，選任正式參審員及若干候補者。相對於此，德國的參審制其適用範圍就不限於重罪，但參審員人數只有2位或3位，且第一、二審皆有之。而參審員不僅有任期，候選名單則由政黨及公益團體推薦，較傾向於菁英主義，與法國的普遍性有別。

至於歐陸其他國家，就更難於分類，甚至如丹麥、挪威在一般案件採參審制，但在重罪案件採陪審制者。更特殊者，還有比利時，於重罪審判時，雖由3位法官和12位平民組成合議庭，但在有罪、無罪評議時，卻由12位平民來決定。故此等國家，實在很難說是陪審或參審。

也因此，將陪審、參審絕對兩分，並認為某一制度絕對好或壞、絕對要採或不採用的主張，既過度簡化了問題思考，更忽略法制引入，必須要能與本國的社會結構相契合，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移植。

更重要的是，不管採哪種制度，既是得花至少10年的浩大工程，就應以精密的司法架構為基礎。所以現階段，就不能單純以審判結構改成是陪審或參審為足矣，而應是對刑事司法進行全面且徹底的改造。

合理懷疑未必合理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17.03.26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9129

客委會主委於外出購物時遭臨檢，引發警察國家之議論。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資料照／客委會提供）

客委會主委於外出購物時遭臨檢，引發警察國家之議論。而在現行法律規範不明情況下，臨檢所依據的到底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感受，或許可從美國的Terry案判決，看出一些許端倪。

一九六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一起警察盤查案件的適法性進行審理。此案源於警官McFadden在例行性巡邏中發現，Terry和Chilton一直來回並觀察某家商店，就以當警察多年的經驗，認為應是要偷竊或強盜，故對兩人進行盤查，並搜到非法槍械，嫌犯也因此被起訴與定罪。但Terry卻以盤查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而依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必須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且要有法院所簽署的令狀，才可對人民進行逮捕或搜索。至於無令狀之例外，必是基於急迫性，如現行犯或緊急逮捕與搜索等。依此而論，警察以自我執法經驗來判斷犯罪即將發生，確實很難說是有相當理由，以致可成為無令狀搜查之例外。

惟聯邦最高法院仍以八比一的多數決，承認此等盤查的合憲性。而由首席法官Warren所主筆的多數意見指出，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要件並非絕對，於警察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犯罪即將發生時，基於保護自己及公眾安全，就可對人民進行短暫的詢問與搜查（stop and frisk）。

但因這種暫時性的盤查，發動門檻低，又無須法院令狀，如何防止濫權，就會產生疑問。故判決就強調，所謂合理懷疑，必須要有特定事實為依歸，如Terry案的警官並非單憑直覺，而是觀察到嫌犯來回同一路線超過二十次，並依據自己的執法經驗，可因此推論有高度犯罪可能。另即便允許警察進行盤查，但此時於相對人的搜查，也只能是基於保護警察自身安全的外表碰觸，明顯比有令狀的搜索範圍小得多。

惟就算法院對盤查設下限制，卻因合理懷疑的空洞性，問題仍未解決。尤其從美國黑人、中南美洲移民被臨檢的人數，竟為白人三倍以上，以及在九一一攻擊以後，穆斯林教徒動輒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導致易成為警察顧慮對象下，就不得不讓人思考，所謂合理懷疑，所依憑者，恐是刻板印象遠多於客觀事證。於台灣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

挪威殺人魔告政府，受刑人也有人權

吳景欽（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永社理事）

東森新聞雲／論壇　2017.03.23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70323/889021.htm

挪威殺人犯布列維克以監禁時受到不人道對待，向法院提出訴訟。
（圖片來源：東森新聞雲／取自路透社）

2011年，因屠殺77人的挪威殺人犯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遭法院判處21年有期徒刑；2016年，他卻以受到國家不人道對待，向法院提起損賠訴訟。

挪威與歐盟國家一樣，早已無死刑存在，又因認為沒有假釋的無期徒刑，會讓受刑人絕望且無以教化，等同是雙重處罰，否定終身刑的存在。至於有期徒刑，最高只能累加至21年，即便如布列維克殺了這麼多人，也只能判處如此的刑期。因此反映出，挪威的刑事司法不認為重刑能夠嚇阻犯罪，反而強調再社會化的功能。

不過，就如其他西北歐國家，雖無死刑、終身刑存在，但針對某些暴力犯罪，於服刑完畢後，若再犯風險高，仍可由法院來決定是否為保安式監禁，像挪威，就是以5年為一期來評估。也因此，布列維克就算服刑完畢，仍可能因此再被監禁，甚至關到死亡。

再來觀察挪威的刑事矯治機構，普遍採取所謂開放式監獄，不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且內部裝設就如一般旅館的套房，更有上課教室、工廠、圖書館、餐廳、娛樂室等等，受刑人可不受拘束的自由使用，更無所謂圍牆存在。甚至受刑人根據自我意願及監獄安排，白天還可外出工作或讀書，晚上則回到舍房。所以，與其說是監獄，倒更像是一間學校，甚或是旅館。

而如此的設備與對待，總會讓人狐疑，這樣的監獄根本不是懲罰，而是種享受？這又再凸顯挪威刑事政策所堅持的，即受刑人失去自由，就是一種懲罰，實無須再加諸更多的壓力。甚且任何的再教育要有成效，必然得基於自由意志，施加極多的限制與紀律，使教化變得不可能，也易使戒護人員與受刑人間陷入緊張關係，使得監獄成為隨時會爆發的壓力鍋。

既然挪威的監獄是如此，那布列維克還能抱怨什麼？尤其他所居住的環境，又比一般受刑人更寬敞，何來不人道對待？但讓人驚訝的是，奧斯陸地區法院不僅受理訴訟，還判決其勝訴，其中的主要理由即是，因布列維克乃屬恐怖份子，再加以殺人無數，基於保護他與其他人，故必須被隔絕與戒護，但由於《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所指，「不得受不人道對待，乃屬人權的核心價值，即便是恐怖份子，亦不能被完全孤立」，故判決原告勝訴。

雖然上訴法院已撤銷改判，但因此案已上訴到最高法院，就算最終敗訴確定，仍可向歐洲人權法院申告，故此案仍屬未定之天，卻已凸顯挪威刑事司法講求人道及重視監獄人權的一面。而目前正進行的司改國是會議第5分組的重要議題之一，即是監獄改革，挪威的經驗似可成為我國借鏡。

但相當現實的問題是，挪威人口僅500萬人，土地寬闊，經濟又富裕，也不迷信刑罰的效力，故受刑人口僅為3千多人。相對於此，台灣人口是其4倍多，土地卻相對狹小，國家財政更是每況愈下，在受刑人高達5萬6千人，法務部也只能提出4、5年內達到一人一床的狹隘改革。更何況，就算投入龐大資源來為獄政改革，既無選票利益，反可能惹來對犯罪人太好之罵名，又會有哪號政治人物敢下此賭注？這恐更是問題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