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頂文章】0925「被挖角的護國群山:民主防衛與科技戰」永社新冷戰系列座談會(六)

【置頂文章】0925「被挖角的護國群山:民主防衛與科技戰」永社新冷戰系列座談會(六)
時間:2021/09/25(六)上午10:00~12:00,09:30開始報到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三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44686284112540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0925「被挖角的護國群山:民主防衛與科技戰」永社新冷戰系列座談會(六)


【被挖角的護國群山:民主防衛與科技戰】
永社新冷戰系列座談會(六)

(因疫情關係,報名人數上限20位,活動將進行直播,不開放現場報名)

  本次COVID-19疫情中,各國經濟皆受到嚴重衝擊,然而台灣經濟卻有不退反進的趨勢,其中部分原因或許是有所謂「護國神山群」之名的半導體產業支撐。據媒體報導,台灣半導體代工研發技術獨步全球,佔據全球一半以上的產能,不僅是因為技術和效率好,更仰賴於全世界晶片研發者「信任」。比起中國,晶片設計商能夠相對安心的將晶片設計交給台灣,而不用擔心技術遭到非法竊取,也確保了他國科技產品廠商能夠「安全的」取得「高品質」產品料件。這建立了台灣對於其他國家在科技與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進一步為台灣爭取到國際地緣政治中重要的戰略角色,並讓台灣在近年「中、美科技戰」白熱化的情勢中,取得利多而遭受較少損害。從經濟連動到國安與國際關係,半導體產業成為台灣的護國群山。

  然而,當台灣仰賴護國群山抵擋全球經濟風暴時,群山的「維護」、「壯大」與「新血」也需要我們關注。政府與民間近幾年努力衝刺的能源產業,能否加入群山的行列?除了生產本身的風險,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專業人才及握有商業機密的管理階層持續挖角,是否也會對群山的穩固造成威脅?台灣應該如何轉型現有能源產業同時發展新興綠能產業,並在衝刺科技產業之時,也能兼顧環境危害的避免,以期永續發展?科技產業中,半導體與能源產業如何攜手建立台灣的護國群山?護國群山還有哪些山崩的風險?除了「挖角」,中國還會對台灣科技產業造成什麼威脅?我們又要如何防範?本次座談會永社將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與大家共同討論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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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資訊】

活動時間:2021年9月25日(六)上午10:00~12:00,09:30開始報到
活動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三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單位:永社
視覺設計:禇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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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陣容】

主持人:洪偉勝/律師、永社副理事長
 
與談人:江雅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永社理事
    黃柏彰/自由撰稿記者、台灣民意基金會研究員(視訊)
    高茹萍/台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秘書長
    藍弋丰/科技新報總監、福和會執行主任
 
時間分配:主持人10min、與談人20min、綜合討論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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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由於COVID-19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規定,本活動採「實聯制入場」「人數上限20位」,敬請完成線上報名,並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資訊,本場次不開放現場報名
  2. 報名成功者將收到確認通知,如當天不克出席敬請提前告知,將名額保留給其他朋友。
  3. 敬請與會者「務必配戴口罩」,於入場前「配合測量體溫」,並以「酒精消毒雙手」
  4. 現場提供冷熱水,勿於會議室內脫下口罩飲食
  5. 綜合討論時段每人發言請以2分鐘為限。
  6. 本場活動將進行直播。活動後預計三週內,除事先說明不方便錄影的部分以外,將上傳座談錄影檔案、相關資料及活動記錄至永社網站,歡迎上網觀看。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

沒人知道486先生被禁是不是臉書又「誤殺」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評論 2021/09/08

知名團購網紅486先生陳延昶在臉書上發文,表示自己因在臉書粉專「台灣制憲基金會TNC」粉專留下,「各位,我支持台灣獨立,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等字句,遭到臉書禁言30天,讓他怒批,「中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蔓延到台灣!臉書跟中共的微博,你分得出來不同嗎?我絕對是中共最恨的台灣人。」

486先生的貼文一出,有許多臉書使用者紛紛呼應,顯見不少人都有類似經驗。有些是看來內容十分正常的po文被莫名其妙的檢舉下架,有些帳戶則因被臉書通知違反規則、遭禁言一段時間。這些事件所涉及的主題、效果不一,但共通點是使用者無從得知臉書具體的審查管理規則,如對臉書處分有不滿,提出申訴也往往石沉大海。

從工作實質上來說,內容審查是一個相當需要知識與心力的工作,想像中,臉書的內容審查工作應該是由十分具有經驗和知識的專家團隊來執行?

可惜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臉書這幾年執行內容審查,早就遭到許多批評。包括審查規則不明、審查工作外包,除了因節省成本人手明顯不足、審查員的工作往往既血汗、又因看一堆血腥暴力等不當內容常留下心理創傷。

根據2020年的報告資料,美國臉書透過大量外包僱了約15000名審查員,這些審查員大部分來自於開發中國家,薪水和福利都遠低於矽谷的白領階級,但審查員每天平均要審查300萬則以上的po文,臉書自己承認的犯錯率10%計算,每天大概有30萬則po文的審查決定是「誤殺」。

粗估全球臉書每個月都有數億的活躍使用者,對全球言論的影響力巨大。但臉書的內容管理,實質上漏洞處處。臉書公司在網站上提出一套十分籠統的社群守則:包括暴力及犯罪行為、網路安全、令人反感的內容、誠信和真實性、尊重智慧財產權等。這套守則全球一致,但實際運作上,臉書的審查人員基於語文能力和地理區域分工,因而造成不同地理區域、不同語文系統的臉書審查標準,根本就無法統一。

大量的使用者讓臉書的內容傳播快速有效,但內容有真有假。這幾年臉書成為假訊息、不實資訊、訊息戰的平台中心,也已不是新鮮事。「劍橋分析」公司操縱選舉的案件,透過Netflix的紀錄片「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十分清楚的呈現,透過臉書平台可以輕易取得選民的資料,幫助選舉團隊建立使用者的個性模型,然後利用這些資料、操縱選民的行為。

除了操縱選舉的前科紀錄,臉書也常常被認為是仇恨言論的傳播中心,聯合國甚至曾控訴臉書為仇恨言論提供最佳平台,應該為緬甸的羅興亞族群所遭受的迫害負主要責任。

雖然批評不斷,但說臉書自己完全不付出努力、改善自家的平台,似乎也不公平。只是做為一間商業公司,臉書本就有成本與利潤的考量,隨著臉書的市值愈來愈高、使用者愈來愈多,力量毫無疑問的愈來愈大。區區15000個血汗工作的內容審查員,要做好全球每天幾百萬則內容審查的工作?簡直是緣木求魚。

486先生被臉書禁言,只是另一個臉書力量愈來愈大、但缺少有效制衡的又一個例子。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認真討論,在網路反壟斷的趨勢下,台灣對數位平台的政策如定位。因為這已不單單是美國的問題、或歐盟的問題,而是台灣自己要面對的問題。

2021年9月3日 星期五

【活動記錄】「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從翁茂鍾案談起」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九)

 


【座談資訊】

活動時間:2021年08月28日(六)下午14:00~16:30
活動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三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視覺設計:禇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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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陣容】

致詞人:黃帝穎/律師、永社理事長

主持人:許玉秀/台灣綠色逗陣之友會副理事長、前大法官

與談人: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江榮祥/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
    高宏銘/律師、法操共同創辦人、曾任檢察官
    陳為祥/律師、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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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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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資料】

主辦單位簡介:永社
主辦單位簡介:台灣制憲基金會
主辦單位簡介:法操 FOLLAW
主辦單位簡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主辦單位簡介:台灣陪審團協會
主辦單位簡介:台灣 綠色逗陣之友會
〈翁茂鍾案民團控石木欽方萬富等 6 人貪污〉 中央社報導
〈被冤是賊,以死明志!檢察官結案書類不該公開嗎?〉法操司想傳媒
〈法官不守法,怎麼辦??〉林永頌律師口述
〈百官行述的究責困境〉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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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教授投影片(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或引用)



陳為祥律師投影片(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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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2021年8月25日 星期三

中國的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 透露什麼訊息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評論 2021/08/25

當人們還在關注中國最大的叫車平台「滴滴出行」赴美上市,因中國政府「資安」和「網安」指控而股價重摔,擔憂著其他科技產業是否連帶受影響的時候,中國人大會議已在6月底通過《數據安全法》(下稱《數安法》,8月20日再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下稱《個保法》),雙雙號稱對數據和個人資料提供了最嚴密的保障。

這兩套法律確實對數據安全、個資保護的監管嚴格、要求也很高,但它們更有幾個共通點:

第一是「管到境外的組織、個人和活動」:如《數安法》裡面第二條寫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開展資料處理活動及其安全監管,適用本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開展資料處理活動,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而《個保法》,第三條同樣提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處理自然人個人信息的活動,適用本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自然人個人信息的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適用本法︰

(一)以向境內自然人提供產品或者服務為目的;

(二)分析、評估境內自然人的行為;

(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個保法》第四十二條:「境外的組織、個人從事侵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個人信息權益,或者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的,國家網信部門可以將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個人信息提供清單,予以公告,並采取限制或者禁止向其提供個人信息等措施。」

其次是「資料原則都要留在中國境內、資料出境必須例外核准」:例如《個保法》第三十八條要求由網信部門把關:「個人信息處理者因業務等需要,確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提供個人信息的,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的規定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二)按照國家網信部門的規定經專業機構進行個人信息保護認證;

(三)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四)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條件。

《數安法》第三十一條:「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資料的出境安全管理,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的規定;其他資料處理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資料的出境安全管理辦法,由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

《數安法》第四十條,關鍵資料基礎設施經營者和一定規模以上的個資處理者,須將中國資料留在中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個人信息達到國家網信部門規定數量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存儲在境內。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網信部門規定可以不進行安全評估的,從其規定。」

《數安法》第四十一條,外國執法機關要求中國境內個資須經主管機關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根據有關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則,處理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關于提供存儲于境內個人信息的請求。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批準,個人信息處理者不得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提供存儲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個人信息。

諸君還記得2020年美國總統川普指控抖音國際版TikTok蒐集美國使用者的資料、回傳中國,是「中國間諜」,而TikTok則反駁說所有資料都存在美國的伺服器、根本沒有資安問題嗎? 按照中國最新的《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未來伺服器設在境外,已經不是百分百的保證了 ; 或者說,伺服器該設在哪裡,恐怕也不是企業自己能決定的事了。

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這不是逆時中 是苗栗議會法盲自爽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8.20

苗栗縣議會通過中國國民黨團提出的臨時動議,建請苗栗縣政府施打的疫苗,必須經過國際認證才能給縣民施打,各界解讀為對抗中央通過國產疫苗高端EUA的第一槍。

法律上,苗栗議會的疫苗決議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與地方制度法,根本是目無法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醫療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預防接種政策」,也就是說,國家疫苗政策事權專屬於中央機關,苗栗縣議會以決議方式拒絕高端疫苗接種,當然牴觸傳染病防治法。

再者,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苗栗縣議會就算通過條例以對抗國產疫苗,也因與傳染病防治法牴觸,無效。更何況,苗栗縣議會只有通過決議,地方會議決議對行政機關僅屬建議性質,並無法律拘束力,自無從限制縣民選擇接種國產疫苗的權利。

簡單來說,苗栗縣議會的疫苗決議,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與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如此目無法紀的決議,只有政治口水上的意義,並無法律價值。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0828「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從翁茂鍾案談起」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九)


 
【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從翁茂鍾案談起】
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九)
 
(因疫情關係,報名人數上限10位,活動將進行直播,不開放現場報名)

  數十名司法官與翁茂鍾不當往來並收受不當利益的「百官行述案」,不僅嚴重損害司法信譽,更是司法改革過程中的一大挫折。事件自去年底爆發至今已逾半年,監察院提出了破百頁的調查報告,反倒是負有司法行政權、對於轄下檢察官與法官有監督義務的司法院與法務部,尚未向社會完整揭露事件真相、釐清問題的根源。

  司法院甚至無視於民間團體與社會輿論的不斷要求,始終未依刑事訴訟法241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將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等刑事犯罪嫌疑的法官移送地檢署偵辦,司法院面對涉己弊端的處理態度,顯不如法務部坦蕩。

      本案經監察院彈劾後,移送職務法庭審理。然而監察院彈劾案向來依法公告周知,職務法庭無庸調查,因此監察院一再請合議庭先做出「中間裁定」確認職務法庭對監察權的「彈劾程序」有無審判權,但合議庭仍然執意先為調查證據。七月份第二次開庭時,監察院代表以「似有偏頗,違反審判中立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理由,當庭聲請懲戒法院職務法庭第一審第一庭全體成員迴避。事涉司法公信之維持,永社及司改會將持續進行法庭觀察,並呼籲各界關注本案發展。

  本次事件也凸顯現行刑法與民事訴訟法的缺陷。現行刑法中,貪瀆、濫權追訴、枉法裁判等罪的被害人是國家,並非因此受到枉法裁判或濫權追訴的人民;人民遭遇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僅能告發而不能提出告訴。如此不僅有害人民訴訟權,更因否定受害人民的被害人身分,往往形成二度傷害。另一方面,人民要蒐集到司法官收受不正利益的證據、並據以提起再審已經非常困難;若收賄司法官承辦的是民事案件,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卻未有另行規定,僅與其他在再審原因一樣,人民只有五年的時間可以發現並蒐集證據,時間一過,冤案永遠無法翻案。

  對於百官行述案所衍生的種種司法行政、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問題,永社與各公民團體舉辦本次座談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大家一起討論:我們該如何修正現有制度,讓司法能夠更完善與周延,防免下一個翁茂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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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2021年08月28日(六)下午14:00~16:30,13:30開始報到

活動地點:台大校友會館 三樓A會議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視覺設計:禇婉琳
(因疫情關係,報名人數上限10位,活動將進行直播,不開放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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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陣容】

致詞人:黃帝穎/律師、永社理事長

主持人:許玉秀/台灣綠色逗陣之友會副理事長、前大法官

與談人: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江榮祥/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
    高宏銘/律師、法操共同創辦人、曾任檢察官
    陳為祥/律師、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時間分配:主持人10min、與談人25min、綜合討論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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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由於中共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規定,本活動採「實聯制入場」「人數上限 10位」,敬請完成線上報名,並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資訊,本場次不開放現場報名
2. 報名成功者將收到確認通知,如當天不克出席敬請提前告知,將名額保留給其他朋友。
3. 敬請與會者「務必配戴口罩」,於入場前「配合測量體溫」,並以「酒精消毒雙手」
4. 現場提供冷熱水,勿於會議室內脫下口罩飲食
5. 綜合討論時段每人發言請以2分鐘為限。
6. 本場活動將進行直播。活動後預計三週內,除事先說明不方便錄影的部分以外,將上傳座談錄影檔案、相關資料及活動記錄至永社網站,歡迎上網觀看。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對選手最高致敬 是藉商業機制讓運動永續發展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評論 2021/08/17

做為一名東京奧運賽事的忠實觀眾,真心感謝每一場比賽中奮戰不懈的選手,讓我們能在壓抑已久的疫情期間,有一個大大喘息的空間。看這些選手在場上大展身手,遠端安坐的我們,彷彿也能分享勝者的喜悅、也能共感敗者的憂傷。比賽中的高低起伏、曲折跌宕,更是牢牢抓住每一位觀眾的心,讓人們在各式各樣的螢幕前,捨不得離開。

精彩的不只是比賽的勝負結果,還有這些選手背後的故事:國民金孫林昀儒的天份和刻苦,讓世界第一的選手差點滑鐵盧;拳擊銅牌黃筱雯從破碎家庭中成長,在惡劣的環境中不屈不撓;舉重女神郭婞淳,歷經困苦和挫折「倖存」,金牌絕無僥倖;還有羽球「麟洋配」每場愈打愈好、默契絕佳讓台灣in;羽球女單決賽戴資穎做為世界第一球員,對手以她為目標鑽研其球路,雙方每一來回都是纏鬥,每一分都從險中求,雖然最後僅僅幾球之差,但這場比賽水準之高無庸置疑;以及高爾夫球賽潘政琮,愛妻相陪倒吃甘蔗取得銅牌;體操鞍馬王子李智凱「翻滾吧! 完美落地」摘銀……無法一一盡述。

當選手站在國際賽場,把台灣也一起帶上國際舞台,史上最多獎牌與最優成績,也讓全民一起high到高點。說一場奧運能打造「想像的共同體」或許稍嫌誇張,但這場奧運確實在各個面向造福了台灣社會:它紓緩了人們疫情封鎖的緊張情緒、緊密了人們同島一命的團隊心理,不管是選手的優異表現、或是那些背後的人生曲折,都是一幕又一幕的台灣故事,為社會創造了精神上的無形資產。

如果,這場比賽所創造的價值,能讓未來台灣的運動選手受到更多善待、台灣的運動項目有更多支持,而非僅僅是一場短暫的華麗,當然是我們更加期待的。不過,從這次賽事,筆者觀察到:有待加強的似乎不只是公部門,而是私部門的投入。就公部門而言:過往幾年政府對體育的資源投入,數字上已有增加;其次,政府提供的奪牌獎金,和世界各國相較還不錯;此外,還有很多選手原來是公股銀行的「公務員」,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公家贊助。

相對而言,我們的企業贊助和商業轉播,就顯得薄弱。運動轉播是世界上最有商業價值的內容之一,但台灣歷來的重要國際運動比賽轉播(如奧運、世足賽),幾乎都是靠官股占多數的公司出面競標轉播權,讓無線台播送並讓有線台搭便車。這雖然有助於讓全民享受高品質的運動賽事,但商業台到底應該在運動轉播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才有助於這些運動項目的長期發展,值得深思。

商業轉播之外,企業贊助的發展也相對貧乏。受尊敬與喜愛的運動選手,對社會的影響很大。例如英國政府在苦於要如何鼓勵年輕族群趕快打疫苗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足球選手。選手們能夠創造的無形價值,會對企業帶來許多正面的品牌能量。當然,如何保護這些選手的無形資產,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奧運轉播期間,發生了多次非法機上盒的爭議,《著作權法》雖然不罰觀看者,但這都是剝奪了選手團隊辛苦創造出來的成果,並不可取。

東奧已順利落幕,向東奧選手致敬的最佳方式,也許不是一味要求政府投注更多資源,而是讓各個運動項目可以在正常的商業機制中,發揮價值,獲得永續之道。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中華台北」前世今生──那些年,我們告過的國際奧會

林佳和(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澄社社長、永社監事)

報導者/奧運與政治 2021.08.06

1971年10月,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從此遭逐出聯合國大門外,「中國」(China)席次由北京獨佔,其影響毫無意外地延伸至運動場域。1974年,中國參加亞運會,同時進入羽球、射擊、舉重、擊劍、自由車、角力、體操、田徑、足球等項目之亞洲洲際總會,1975年11月,在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組織(IFs)版圖上,我國與中國擁有之會籍數量比為17:9;到了1979年10月,演變為16:15。態勢相當明顯,伴隨著中華民國於國際政治場域的地位丕變,於所謂「中國代表權爭奪戰」節節敗退;延續國際各單項運動總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為唯一代表中國之主體」走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終於走到必須處理中國代表權之時刻。

「中華台北」名稱,國人多熟知源自洛桑協議,事實上,在此之前即有一段「保衛奧會會籍法庭戰」,除了單項協會發動法庭戰之外,也由國際奧會委員徐亨代表提出針對IOC的法律訴訟,這段歷史國內較少有細緻的介紹。那些年,我們一起告國際奧會的日子,讓本篇娓娓道來。

前奏:「IOC名古屋決議」決定了「中華台北」奧會模式

1980年莫斯科奧運舉辦在即,經過兩次徒勞無功的年會,IOC執委會在1979年10月的日本名古屋會議中,決定以通訊投票方式處理兩岸奧會會籍,當月26日,正式去信89位委員,針對以下提案進行投票:
  1. 將「中華奧會」(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ommittee, ROCOC)更名為「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CTOC);
  2. 將來使用之旗與歌,必須不同於國旗與國歌;
  3. 中國奧會(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COC)獲得承認。
最終62票贊成、17票反對、2票廢票,成為IOC執委會之正式決議──此即一般所稱「IOC名古屋決議」;這項決議並於1980年2月10日,在IOC第82屆年會中獲得通過。

為防類似爭議再起,IOC同時於年會中批准《奧林匹克憲章》(Olympische Charta)之修改:
  • 所有有關國旗、歌、名之部分,一律從「國家」改為「代表團」之旗、歌、名。
  • 國家奧會使用之旗與標幟,必須提請IOC執委會同意,方得使用之。
1980年7月15至17日,莫斯科奧會舉行期間,IOC召開第83屆年會,西班牙籍的薩瑪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當選主席。在同月31日,國際足總(FIFA)主席哈維朗治(Jean-Marie Faustin Godefroid João de Havelange)受薩瑪蘭奇之託,與我國籍IOC委員徐亨碰面,達成以下協議:
  • 徐亨同意將「控告IOC之訴訟」,再延期4個月(至1980年12月1日止),在此期間,IOC承諾檢討名古屋決議案,尋覓解決辦法。
  • IOC同意中華奧會更名為「中華台北奧會」,並由其年會通過決議案,今後奧運會僅使用奧林匹克之旗、歌,各國奧會使用之旗、歌,不再為其本國之國旗及國歌。
1980年9月29日,薩瑪蘭奇與徐亨於洛桑會面,對於我國所要求之撤銷名古屋決議一事,IOC主席未表示意見。而雙方對於會徽及旗幟態度上, 我國希望沿用現有之會徽、國旗,薩瑪蘭奇建議將國旗標誌改為國民黨黨徽,未有共識。同年12月3日,徐亨再見薩瑪蘭奇,翌日得到書面保證:只要我國奧會接受IOC條件,將助我恢復所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之會籍及奧會會籍,同時得擁有與其他國家奧會相同之地位,即所謂「在參加未來之奧運會或其他IOC活動時,如同任一國家奧會般,擁有相同之地位與相同之權利」。

經行政院「奧會問題執行小組」決定,銜命前往洛桑的徐亨、丁善理、李炎等人,終於1981年1月26日,與IOC主席薩瑪蘭奇達成共識。IOC將依第82屆年會時所修改之憲章精神,而非名古屋決議下通訊投票之結果,承認已經我方同意更名之「中華台北奧會」;IOC同意我國提出之新會徽,我方則同意「撤回訴訟」。在此基礎上,方有嗣後1981年2月24日經IOC執委會通過,3月23日於IOC瑞士洛桑總部,由中華奧會主席沈家銘、國際奧會主席薩瑪蘭奇代表雙方正式締結之《Agreement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ausanne and the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Taipei》,所謂《洛桑協議》

序曲:1979倫敦法院,「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會籍」短暫欣喜的判決

「控告IOC」,不是在相關會籍保衛之發展軌跡中的唯一、甚至不是第一件法庭動員。在IOC於1979年10月作成之名古屋決議前,我國針對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會籍保衛戰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1978年10月,於波多黎各首府聖胡安所舉行之第31屆世界田徑總會(IAAF)年會。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大會審議以下的動議:

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田徑協會之入會請求上,基於如下事項,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際田徑總會有關中國地區之唯一代表:
  1. 考量國際田徑總會章程第4條有關政治疆域之特別規範;
  2. 由聯合國方面知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政治疆域應包括台灣島;
  3. 已獲如下保證:台灣之運動員將得以在國際田徑總會規章下參加國際競賽且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田徑協會所轄。
最後,在200位代表投票下,大會以153票過半數通過此動議,國際田徑總會正式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田徑協會為會員,其所轄領域包括台灣。盛怒下的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以國際田徑總會決議「將產生剝奪其會員資格之影響」為由,在國際田徑總會總部所在地的英國倫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於1979年4月2日作成判決:「國際田徑總會系爭決議無效,確認中華民國田徑協會為國際田徑總會之有效會員,擁有本於會員資格所享之所有權利與特權。」

這是一場令人欣喜的法庭之戰,紀政欣喜地向國人宣布,在節節敗退的會籍保衛戰役裡,無疑振奮台灣社會。然而,事情未了,在國際田徑總會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後,案件延滯達兩年之久。於繫屬中,1981年伊始,國際田徑總會官員開始密集尋求解套方案,當然,前述有關IOC於1980年莫斯科奧運之後與我方的協商與進展,扮演關鍵性的影響。最後在1981年9月於羅馬舉行之國際田徑總會特別會議上,終於採取與IOC相同的處理方式,「中華台北田徑協會」(Chinese Taipei Track and Field Association)正式取代「中華民國田徑協會」(Republic of China Track and Field Association)名稱。台灣的田徑健兒繼續擁有國際舞台,但名號與國家指涉──至少從官方文書看來,已然變異。

起訴:1980中華奧會、徐亨委員的雙重訴訟

不論如何,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於1979年4月2日倫敦地方法院勝訴,無疑打了一劑強心針。特別在面對半年後、1979年10月的IOC名古屋決議等,對於中華奧會所帶來的連串惡夢成真,「法庭動員」成了浮現檯面的名稱保衛唯一選擇。

1980年1月,針對《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所稱「IOC之中國計畫」(China Plan),趕在2月10日第82屆年會將審議名古屋決議之前,我方在瑞士洛桑地方法院提起「兩件分開訴訟」,雖然同由布赫爾(Pierre Bucher)法官合併審理,但一件由中華奧會提起,另一件原告則為IOC委員徐亨,主張均為「IOC名古屋決議因牴觸《奧林匹克憲章》而無效」。這個時間點相當重要,必須趕在IOC年會前,尋求法院撤銷執委會決議之可能。

1980年2月,律師卡拉德(François Carrard)提出法律意見書予IOC參酌,其主旨為:「將徐亨先生自IOC開除之可能及對《奧林匹克憲章》應修正部分。」對徐亨與中華奧會向洛桑法院起訴所造成之狀況,律師提出建議,首先,應將徐亨自IOC開除;再者,為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狀況,建議修正《奧林匹克憲章》,防堵之後有「類似如台灣這般來爭取會籍之麻煩問題」。

律師提到,在瑞士法律下,包括IOC在內的任何組織,沒有不能開除會員的問題。根據瑞士《民法》第72條,開除會員之原因,不限於章程明定之事由。此外,《奧林匹克憲章》第13條雖明定開除會員之要件,但仍需注意瑞士司法實務所發展之程序要求:在開除會員之前,必須給予其陳述意見、為自己辯護之機會。在本案中,IOC並未給予徐亨陳述意見的機會,才會引致徐先生至洛桑法院提起訴訟。

於是,律師提出兩個可能途徑:
  • 以現行《奧林匹克憲章》第13條開除:主張徐亨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第12條第3句規定,違背IOC之利益,當然,律師強調,必須在表決作成該決定之前,確保徐先生收到「足夠的通知」,使其有時間準備並提出不論是書面或口頭之辯護意見。
  • 先修正《奧林匹克憲章》第13條,再開除之:律師建議將第13條最後一句修正為「IOC得不附理由而以決議逕行開除會員」。
針對未來應避免發生類似情況,不再讓遭開除之委員提起法院訴訟以對抗IOC,律師建議,應努力使IOC的成員,不論是國家奧會、奧會委員或任何參加奧林匹克活動之第三人,都在類似情況下,只能向IOC尋求協助與救濟,而不是向瑞士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法院;為了達成此目的,應思考修改《奧林匹克憲章》。

接下來律師的建議,對於日後國際運動仲裁法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之成立有相當關鍵的意義:經過研議,律師提議IOC「應通過一明確規定,透過仲裁解決某些爭端的新規則及必需的施行文本,以明確定義仲裁程序及交付仲裁之範圍」。

此份法律意見書中,提出3種方案:
  1. 限縮型規則:將仲裁程序僅適用於IOC與其委員之間的爭議,在此前提下,可考慮在《奧林匹克憲章》第二章的部分,加入以下之文字(例如列於第23條之後):「IOC及其成員間的所有爭端,包括與IOC本身相關的爭端,皆應依IOC仲裁規則作出最終判斷。其程序由施行細則定之。」
  2. 中間型規則:將仲裁程序適用於「委員與IOC間」、「其他國家奧會相互間」、「IOC與國家奧會間」的三類型爭端,在此狀況下,可考慮在《奧林匹克憲章》的第一章,加入以下之文字(如放置於第10條之後):「IOC及其成員之間的所有爭端,包括與喪失會籍有關的爭端,以及IOC與國家奧會之間的所有爭端,均應根據施行文本所確立的IOC仲裁規則,透過仲裁程序以解決之。」
  3. 一般型規則:所有與奧林匹克有關的爭議,均一致納入仲裁範圍內。
律師評估,第三種一般型規則,將所有爭端都納入為排他性仲裁,最乾脆,但卻可能因而弱化IOC本身的地位。第二種所謂中間型規則,至少相對於第一類的限縮型,將IOC與國家奧會間之衝突放入,似乎較為理想,但應如何定義「IOC與國家奧會間之衝突」,仍有需要釐清之處,難度不小。第一類最為保守,但其指涉也最為清楚而無爭議,雖然無法一併解決其他問題,但「至少可避免IOC被迫讓委員告到法庭上之風險」──顯然,指的是徐亨案。

律師研判,審理徐亨及中華奧會控告IOC的洛桑法院,可能有「名古屋協議確實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第3、62、64、65、66條」見解,因此力主IOC不該賭運氣,而是直接致力於憲章修正,阻止類似爭議再上法庭爭訟。接下來有段非常關鍵的文字:
「主要的問題是:《奧林匹克憲章》必須盡可能地明確表示出,IOC有權自行決定國家的定義,而各國、包括其政府所表達之觀點,對於IOC而言,不具拘束力。」
在此前提下,律師建議修改《奧林匹克憲章》中某些關於公民、國家奧會、國家協會,乃至於國家等名詞運用。例如《奧林匹克憲章》第8條第2項,即建議修正為:
「在本規則中,國家係指在沒有任何訴訟或追索之情況下,經IOC承認的國家奧會所管轄之任何國家主權團體或領土。」
從以上卡拉德律師的法律意見書可清楚探知,鑑於法院心證未必對IOC有利,律師力主應直接修改《奧林匹克憲章》規定,讓IOC得以享有對於會員國會籍不受挑戰的專屬決定權。特別是必須擺脫「由各個國家自己決定何謂IOC之國家指涉」拘束,讓IOC自己保有對國家的定義權,再搭配「爭端交付仲裁,阻卻前往法院提出救濟」,從實體與程序面向,使IOC自己壟斷決定權,不容許外部救濟。吾人可以發現,IOC接下來幾乎順此軌跡不斷前進,當然,必須先面對洛桑地方法院這一關。

判決:中華奧會當事人無權提告,徐亨委員案先勝訴再遭拖延

1980年3月18日,洛桑地方法院由審判長布赫爾開庭審理,案由為「公開聽證會及確認法律關係」。法院文書中載明,「由於原告及被告計畫放棄訴訟,中華奧會之訴訟代理人維茨布格爾(Alain Wurzburger)律師,請求法院於6月30日前不對原告之先位及備位聲明做出決定,被告代理人卡拉德並無異議」。在IOC對中華奧會提起反訴的部分,1980年1月7日,訴之聲明為:「洛桑地方法院就徐亨、中華奧會於1979年12月6日起訴之案件,無管轄權。徐亨、中華奧會所主張者,應不受理。」經審判長曉諭指示後,兩造同意,中華奧會同意撤回本訴部分的兩項備位請求暨附帶費用。當天言詞辯論終結。

1980年3月27日,法院先針對反訴部分判決。法院事實上等於先處理本訴,訟爭標的為:「IOC就中國問題,於1979年11月26日所為之決議,是否有效?」法院提到,徐亨先生於1979年12月6日向本院起訴,訴之聲明如下:
  • 因中國問題、1979年10月25日,IOC執委會於日本名古屋所為之決議,以及本於此決議而於1979年11月26日於瑞士洛桑發布之投票結果,進而所為之其他決議,皆為無效並應撤銷。
  • 前述應為無效並應予撤銷者,特別為以下之事項:就中國奧會(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名稱、旗幟、國歌、國徽的定性相關者,以及,就中華奧會(台北:中華民國)名稱、旗幟、國歌、用至現在的國徽的更動要求及對其定性的變更者。
在實體部分,法院針對徐亨作為IOC委員資格的爭議,由於適用《奧林匹克憲章》規範,是以應遵守第23條有關仲裁條款,以及第4章有關IOC施行規範之拘束。《奧林匹克憲章》第23條規定:「最高權力機構:IOC係所有與奧林匹克賽事及活動相關爭議的最終仲裁管轄機構。包含規範性等所有類型爭議,以及所有暫時或永久性的制裁(其中最嚴重者:禁賽、免職、免除資格、驅逐)。IOC的權力是主權性(Souverain)的。儘管如此,IOC將其權力委託由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Fs)負責執行有關運動技術性質之問題。裁決權力的委託由施行規範定之。」準此,IOC主張,適用該規範,可見本案爭議,應屬組織內部性質。法院因而認為應駁回徐亨的起訴,本於《奧林匹克憲章》第16、23條:
IOC有處理任何有關奧林匹克賽事及活動之問題的最高權力。大會有其全部權力(第23條)。其所作成之決議不可表示異議。大會將其裁決權力委託至執委會之手,但仍自己保有作裁決的權力。各類運動的裁判決斷其運動領域的所有技術性問題。在其領域範圍內,即使是屬於紀律性質的裁判亦不可表示異議,並在不損害IOC所作額外處分之下,適用於所有IOC所舉辦或贊助的賽事。
法院以為,根據上述條文,爭議無法由IOC下之個別國家奧會或其委員,自行宣告無效;換言之,非為得處分事項,對之並無實體法上權利。法院進一步說到,IOC執委會1979年10月25日於日本名古屋所作成之決議,再於1979年11月26日由IOC大會所接受,此應認系爭決議已由組織之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終局決定,是以,普通法院沒有審判權。

當然,法院話鋒一轉,考量對於IOC所屬會員國而言,若將《奧林匹克憲章》及其施行規範,如同IOC所主張的,一概解讀為仲裁條款範圍,形同拒絕會員國的任何救濟可能,則是否違反瑞士公共秩序(l’ordre public suisse)?並非完全無疑。最後,假設系爭決議,真的可以解讀為仲裁條款範圍,則只有在該決定/仲裁主體享有最低程度之獨立性時,如此之假設與效力影響,才能得到支持。然而,法院強調:「此一獨立性在本案中未能得到確保」,因為很清楚地,不論於本案中或由先前參與系爭決議的作成,從而已表現其意志的執委會,或是由作為被申訴者之IOC自己來擔任終局裁判者,說穿了都是球員兼裁判,不為法律所許。是以,在此反訴部分,法院最後判決IOC敗訴,本案原告徐亨可額外請求最高500瑞士法郎的補償金。

餘音:法院判決可能不樂觀,最終走向政治解決

案件並未結束,洛桑地方法院民事庭僅先就反訴部分判決,本訴部分則只作成中華奧會當事人不適格的決定,但徐亨起訴之實體爭議,法院語焉不詳。應雙方請求,庭期不斷延後,簡言之,法院也在等待IOC自行修改憲章。

1980年4月17日,中華奧會訴代維茨布格爾律師致函IOC訴代卡拉德,提及IOC尚未交付中華奧會新的《奧林匹克憲章》。即便如此,修正後新的第9條,按其文義,應是「國家奧會在奧運會上所使用之旗幟、國名及徽章(包括標示物與圖案),必須先交予IOC並獲其核可」,但維茨布格爾律師提到,該條並未明確規範,究竟是由IOC的常委會或是執委會擁有此核可權限。此外重申,中華奧會(ROCOC)「仍堅持要以國旗、國名及國徽,送交至IOC」,希望在隔週一、二舉行之IOC執委會,能好好處理此事。

數天後,1980年4月21日,IOC訴代律師卡拉德,致信當時的IOC主席基蘭寧(Lord Michael Morris Killanin),鄭重建議IOC應考慮廢除執委會1979年11月26日之決議。律師認為,「徐亨先生有極高之機會獲得洛桑地方法院的勝訴判決,一個可能宣告1979年11月26日決議違反《奧林匹克憲章》,進而修訂前之《奧林匹克憲章》都必須加以尊重適用之判決。儘管此一勝訴不會因而獲取任何具有重要性之具體結果,但它將使徐亨有機會公開指稱IOC於法庭上挫敗,我猜測此一指稱應為主席所欲避免之結果。」

律師聲稱,「如IOC自行廢除1979年11月26日的決議,並以一根據新規定所作成之決議取代之,則徐先生及台北奧會的請求,即失去其意義,並將終止訴訟程序。顯而易見的,如IOC自行宣布廢除上述決議,洛桑法院將不可能自行作成上述預測的判決⋯⋯我認為,徐先生不會因為我們以一具尊嚴的方式結束此一訴訟程序,而感到不滿足。」

在此信中,律師清楚地展現其不盡樂觀的預測:「請容我向您告知,法官曾強調其可能期待由IOC自行廢除其名古屋決議,並由修正規範下所訂之新內容取代的訴訟解決方式,因此,我認為法官可能會滿意於上述兩決議之遭撤回或終止。我猜測法院會因為IOC未依照上述建議方式處理,從而連同宣告名古屋決議應撤銷而無效,理由在於該決議牴觸當時有效的規範。」

1980年5月30日,IOC訴代陳報法院,要求將審判期日延至6月30日,理由是IOC將於6月在洛桑舉行執委會,將對於本案相關之「簽訂協議的(外交)儀式、國歌、國旗及其他象徵物(Emblem)事宜」,作成決定,而該等決定可能成為案件相關之「新事實」。翌月,1980年6月9日及10日的IOC執委會,對於所謂「在台北的中國奧會」(LE COMITÉ OLYMPIQUE CHINOIS TAIPEI)問題,進行討論,其中幾點結論饒富趣味:
  • 無須對中華台北奧會(CTOC)提出的國旗等物件作出任何決定,因為這與之前執委會拒絕的內容沒有實質上的不同。
  • 在莫斯科奧運之前,盡可能避免與中華奧會有信件往來,應透過中間人來溝通。
  • 依照瑞士法律規定,IOC的委員除非辭職,否則不能對IOC提起訴訟。
  • 如徐亨先生不停止訴訟,建議令他在莫斯科舉行的IOC會議中自行辭職。
  • 在以下的兩份資料中,找到使用「台灣」的文字,主席裁示不宜使用「台灣」之詞,以下的文字可以考慮:中國、中國台北、中國的台北、台北。
吾人可從這些1980年3月27日洛桑地方法院的「中間判決」後,一些新的發展中看出,關於徐亨控告IOC之部分,經兩造同意而延後。但不論雙方、乃至於法院,無疑都在等待「內部的政治決定」──究竟應如何長治久安地終局解決所謂台灣問題(Taiwan Question)?即便連IOC,都對法院判決走向不盡樂觀,也承認如果繼續堅持台灣所嚴厲指責的名古屋協議,將難善了。是以,期待「具有尊嚴方式地結束訴訟」,竟為兩造難得的共識。

後來的發展,大家耳熟能詳:1981年1月26日,我方與1980年7月甫上台之IOC主席薩瑪蘭奇達成共識,撤回在洛桑法院的訴訟。終究,在所謂中國代表權爭奪戰的餘音繚繞之際,形勢比人強,讓台灣運動員找到一持續存在的國際競技舞台,又能保有(如果還有的話)一絲尚存之「中華民國國家尊嚴」,已儼然是法庭鬥爭背後之浮光掠影、真正左右局面的一條貫穿紅線。徹底解決兩岸奧會會籍問題之所謂「奧會模式」,站在《洛桑協議》基礎上,延伸至所有單項國際運動場域,甚而其他非IOC、乃至於非運動競技之場合,「中華台北」已是必然的後話。必然的命運,令人感慨。

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中國科技公司「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財所副教授、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評論 2021/08/04

在美中科技戰的上一階段,美國針對中國的不公平市場競爭策略,已經開始採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例如2020年針對抖音國際版TikTok平台的資料安全,促成美國公司介入併購。今年中國叫車平台公司如滴滴出行打算赴美上市(IPO)時,美國會議員也要求證管機構要嚴查中國公司的上市資料。但這些關於中國公司資安與透明度的質疑,畢竟都在法治的範圍內,因此TikTok在美提起官司勝訴,而滴滴出行也順利獲得許多華爾街投資者的青睞。

結果出乎眾多投資者的意料,美國沒有阻斷滴滴上市之路,反倒是中國政府在7月初下重手,在沒有任何明確的證據之際,就宣告滴滴出行有資安、對使用者資料保護不周…等問題,無須美國政府煩心,直接斷了滴滴以及其後幾家中國公司赴美上市之路。

這並非中國政府近期第一次對這些本土科技公司出手。2020年底,金融科技平台螞蟻金服公司上市前、忽然遭到監管單位約談喊停;2021年初,阿里巴巴被反壟斷法機構以「違反公平市場競爭」重罰數百億;2021年4月時,國的市場和網路監管單位,給包括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在內的34家科技大公司,下了最後通牃,要求這些公司在一個月之內趕快自我「改正」違反競爭的行為、並應公開宣告將遵守國家法規,不然就會面臨如阿里巴巴被重罰800億元的命運;加上7月滴滴出行無法赴美上市,中國並順勢公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宣布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資的企業赴國外上市,須申報審查…

一連串的監管動作,顯然,透過各項網路安全、資料保護、以及反壟斷法的監管,中國科技公司「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另一個「政府監管」的新階段拉開序幕。

其實,中國運用監管法規「整頓」市場,從來就是得心應手,尤其對這些涉及大量數據資料的科技公司,國家力量更是如影隨形。只是,以往國家力量重在扶植本土、打壓外資,所以Google打不過百度、亞馬遜打不過阿里巴巴、臉書打不過微信、Uber打不過滴滴出行…每一家中國科技公司成長、壯大的背後,總有國家的影子。滴滴出行當年與Uber競爭,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中國不可能將廣大使用者的行車數據資料拱手讓給外資公司控制的背景下,Uber就如同許多外資公司,選擇退讓、併入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赴美寸步難行,讓許多看好這家公司獲利的投資人,遭受重大損失。但與其說是投資總有意外,倒不如說投資人本就不應忽視中國的政經風險。正如同《經濟學人》的分析指出,在中國,商業邏輯永遠比不上政治邏輯。科技公司沒有政府支持,不可能獲利;那麼很自然的,在這一波政府嚴管赴美的力道之下,中國科技公司要出走上市,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街頭藝人與藝術自由

黃帝穎、陳敬人、魏英哲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8.02

司法院公布最新釋字第八○六號解釋,宣告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違憲。大法官認為,對街頭藝人所形成之審查許可制度,對人民職業自由與藝術表現自由限制部分,未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亦未獲自治條例授權,與法治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並認為對街頭藝人之技藝加以審查部分,不符比例原則。我們誠摯感謝大法官保障街頭藝人,為台灣「藝術自由」樹立里程碑!

大法官除正面肯認人民選擇以街頭藝人作為職業自由,應受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保障外,更宣示街頭藝人之藝文活動,均為藝術表現領域,而藝術表現自由屬人民表現自由一環,亦受憲法第十一條保障,甚至認為藝術自由屬具有高價值言論,應受憲法高度保障。

誠如黃瑞明大法官本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所述:「街頭藝人是城市自由與多元文化的縮影,街頭藝人在臺灣社會並不陌生,走江湖賣藝,打拳賣弄身手,兼推銷膏藥,可說是街頭藝人的始祖。近幾年街頭藝人表演內容多元、人數增加,這是臺灣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表現」,本號解釋對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援引憲法「藝術自由」予以保障,讓台灣能真正走向「文化立國」。

我們作為本號解釋之聲請代理人,對大法官深感敬佩。然更期許未來行政法院能具憲法意識,對類如本案之自治規則為合憲性審查,若自治規則有牴觸憲法或法律時,能依據憲法表明適當見解,行政法院本可不受自治規則拘束,方能避免地方政府習慣性規避自治條例,常以自治規則限制居民權利義務。

行政法院如能具備「憲法意識」,就不會再發生類如本案街頭藝人,多年流浪在行政法院,遲遲無法獲得憲法基本權利之保障,也不會再發生因違憲之自治規則,導致文化藝術發展遭無理限制。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美蘇對峙下,莫斯科的「半個世界奧運」

林佳和(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澄社社長、永社監事)


告別昔日將奧運競技視為「布爾喬亞的無聊活動」,在運動場上無數次「證明社會主義體制與文化之優越性」後,蘇聯當局終於意識到:該自己來主辦奧運了。申辦1976年奧運輸給加拿大蒙特婁後,下一屆終於成功。

1974年10月莫斯科擊退洛杉磯,國際奧會正式將1980年夏季奧運主辦權,交給共產陣營老大哥。有人分析,這是對蘇聯在同年簽署赫爾辛基協議、亦即《赫爾辛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Helsinki Final Act of 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獎賞,大幅改善與緩和東西方的緊張關係,記功一只。有人美言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肯認蘇聯在國際體育運動與和平上的貢獻。

申奧計畫書上加註「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聖地」

蘇聯摩拳擦掌。197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降溫的冷戰對峙,在此時刻,來辦奧運會,再適切也不過。一切計畫完美,帆船項目辦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自由車公路賽在白俄羅斯的明斯克,足球則安排在烏克蘭的基輔,與俄羅斯的列寧格勒──申奧計畫書中特別註明:偉大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聖地。

蘇聯自詡為世界第一運動強國,有5,500萬名參加俱樂部的運動員,有3,300座運動場館。1973年莫斯科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成功,尤使之信心十足,如同1981年出版的奧運官方報告書所載: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所滋生,莫斯科奧運展現了遠比歷屆主辦者來得優異的組織能力。偉大的蘇聯,偉大的馬列社會主義

其實,國際奧會擔心的不是這些。蒙特婁奧運甫結束後的1976年10月,在國際奧會執委會議上,執委們有些沮喪地看著自己面臨的挑戰:台灣問題(Taiwan Question)令人頭疼不已,而非洲國家群組不斷地要求杯葛這個國家、那個國家參賽,突顯國際奧會揮之不去的政治壓力,奧林匹克原則根本無法貫徹到底。

1977年底,國際局勢丕變,中東成為焦點。1979年2月,伊朗發生伊斯蘭宗教革命,美國失去在伊朗的影響力。原本,巴基斯坦偏向美國陣營,阿富汗則歸屬蘇聯勢力範圍,美國開始在許多中東國家暗送武器,支援反對共產化的反抗勢力。阿富汗開始成為兩邊角力的舞台,喀布爾有新政府組成,首腦間卻發生暗殺內鬨,蘇聯突然警覺,得勝者可能將阿富汗導往美國那邊去。原本應趨緩的國際情勢,一下子又亂了套。雖然好不容易簽署限武協定(SALT),但蘇聯又要在華沙公約前線部署SS-20中程彈道飛彈,逼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1979年12月公布,將在西歐部署更多攜帶核子彈頭的飛彈,緊張一觸即發。

1979年12月27日,蘇聯部隊越過阿富汗國境,震驚世界。1980年1月4日,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宣布一連串制裁措施,降低莫斯科與華盛頓的外交層級、減少糧食進口、禁止輸出高科技產品,以及阻止西方銀行再貸款給蘇聯。接下來,卡特說:「來自美國的運動員,也應該思考是否不該去莫斯科參加奧運,我們也會跟其他盟國商議。」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杯葛莫斯科奧運最早、也是最積極的倡議者,他說如果真讓奧運如期舉行,將直接淪為「煽動宣傳大典」(Major Propaganda Festival)。

入侵阿富汗觸怒美國,發信100國杯葛莫科斯奧運

1980年1月15日,美國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向蘇聯下最後通牒,如果蘇聯未在2月中旬以前撤軍,美國就不參加莫斯科奧運。卡特於1月20日發表談話,要求一個月內蘇軍撤出阿富汗,否則「莫斯科不是一個舉行善意與和平之競技活動的適當地點」。卡特署名,發信予100個外國政府,請求與美國一同杯葛。范錫也宣稱,阿富汗戰爭根本踐踏奧林匹克原則,如果放任,無疑認同蘇聯政府揚言的:讓他們舉辦奧運,等於肯定蘇聯的外交政策與為和平的努力。對於莫斯科奧運應該變更地點、延期或拒絕參加之提案,美國眾議院以369對12票,參議院以88對4票雙雙通過;民意調查亦顯示,多數美國人贊同白宮做法。

其他國家則反應不一。某些國家贊成華盛頓的舉措,有些則欣然接受莫斯科的邀請,運動員則紛紛鼓譟,聲言自己應有的參賽權利。英國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內閣支持杯葛,但英國奧會堅決反彈,情勢複雜。1980年2月,冬季奧運在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即所謂寧靜湖(Lake Placid)奧運,范錫親臨會場,主動參加國際奧會會議,力陳反對莫斯科夏季奧運,接近嘶吼道:「讓奧運在一個攻擊其他國家的國度舉行,等於把奧運當作這個醜惡戰爭行為的遮羞布,我國政府的態度是,我們將堅決反對把美國運動員,送入一個入侵他人國家之首都來參加比賽。」

國際奧會感覺遭羞辱,七嘴八舌、眾口鑠金,一致決議莫斯科奧運絕對如期舉行。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Lord Killanin)怒斥美國政府的行動公然牴觸奧林匹克憲章,他公開質疑道:「為何美國一方面繼續進行跟蘇聯數十億美元的貿易談判,卻堅持美國運動員絕不能現身蘇聯?請教標準何在?」

當然,媒體不久後揭發,說基蘭寧正受英國勞合社保險公司(Lloyd's of London)請託,因為如果美國不參加,勞合社必須理賠取得轉播權之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巨額保險金,主席聲音似乎變小了。美國奧會祕書長發表公開談話:「奧運會,不該是其他人、特別是政治人物玩弄的工具,我們必須捍衛奧林匹克的獨立性。」總結國際上許多政治人物與評論家的說法,法國運動報紙《隊報》(L'Équipe)建議說:不如我們來想像一個完全沒有國家與國歌的運動會吧。

蘇聯政府出聲了,表示部隊越過國境,是為了保護蘇聯南部邊界的安全,那裡激進的伊斯蘭化運動,可能主動攻擊蘇聯同胞,完全是自衛行為;更何況是基於與阿富汗政府的互助協定,是他們拜託我們入侵的喔。2月20日,最後通牒時間已到,范錫宣布美國一定杯葛;3月底,美國進一步宣布禁運制裁,其中包括所有與運動賽會有關的商品與服務,特別是重要的電視影像技術,有些則不禁令人發噱:連美國郵政,都全面撤回他們例來一定發行的奧林匹克郵票。

白宮如何影響「民間」奧會組隊?拳王阿里當說客

蘇聯當局有些慌了,舉辦奧運的意義非凡。當時,共產黨對於社會各領域的控制能力,早大不如前,與民間的緊張關係,摭拾可見,不安潛藏。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schnew)古板保守、面貌僵硬、缺乏魅力,也無力處理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問題,只好繼續空談意識形態,將隱然狂暴的現實發展視而不見。軍備競賽下的巨大國防支出,嚴重傷害經濟,連正常充沛的糧食供應都做不到。

國際上,蘇聯是塊惡名昭彰的招牌,別說被資本主義與第三世界國家孤立,連東歐親密夥伴們,也多選擇敬而遠之,特別是早早另起爐灶的狄托(Josip Broz Tito)之南斯拉夫。正因如此,蘇聯需要一個完美的奧運會:務必向世人展現蘇聯的強大與優越,要再讓馬列意識形態重燃吸引力。蘇聯不斷地與外國政府接觸,主動而熱心地派遣教練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以便協助友邦,準備好「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賽會」。

在自家選手的選拔上,除運動表現,還要慎重考慮「意識形態上的忠誠度、有無反駁外國人批評祖國之能力、有無宣揚蘇聯生活方式與社會主義優越性之說服力」。為了舉辦奧運,莫斯科蓋了新機場、新的街道、新的運動場館、新的餐廳與旅館,與重建多條地鐵,更有強化一些使人民「在意識形態上準備好迎接奧運」之措施:歷史上第一次,奧運賽事門票不是用買的,而是用分發的──當然只發給那些經調查、有資格、可信賴、在意識形態上完美無瑕的人民群眾。面對美國甚囂塵上的杯葛,蘇聯呼籲「請政治退出競技運動」、「還給運動員沒有政治干擾的純淨空間」,大罵「卡特綁架運動員以遂行自己的政治目標」、「無恥至極」、「請政治尊重運動」。

美國政府自然不管,決意杯葛莫斯科奧運到底,2月份早拍板定案;但麻煩的是,不是政府派人參加奧運,而是「民間的」國家奧會啊。美國政府向美國奧會使出殺手鐧,如果堅持要去,就減少租稅優惠、收回供免費使用的辦公與訓練處所;當然要軟硬兼施,同時不停地好言相勸,杯葛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大事啊,務必相忍為國。1980年4月,美國奧會舉行全體會議,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堅持」親自出席,重申杯葛莫斯科的重要性,也不忘提醒大家不杯葛的嚴重後果。最終投票以1,604對797票,一改之前的強硬,美國奧會多數代表贊同政府的杯葛決定,不參加莫斯科奧運。

接下來,該處理「其他國家」了。卡特派出世界重量級拳王阿里(Muhammad Ali)巡迴非洲各國,力邀一同杯葛那個「侵入鄰居的邪惡國家舉行的奧運」,各種外交手段不斷出籠。

最終,有42國高舉杯葛之牌,另外24國則因財務或運動上的考量,沒有接受邀請。81國仍前往莫斯科參加,比1960年羅馬奧運還少,也遠少於奧運籌委會所預估之125至130國。堪可告慰的,仍有一些西方國家參賽,特別是令人欣慰的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瑞士,這些令美國氣結的歐洲盟邦。有些隊伍雖堪稱完整,有些如英國,則任由運動員自行決定是否參賽而顯得殘缺不全。

一屆奧運,各自表述

如果所屬政府表明要支持美國人的杯葛,但仍有代表團參加者,則代表團拿的是奧林匹克會旗,並非國旗,成為難得一見的景象。據統計,有16個代表團,沒有拿自己家的國旗。西德運動員中的意見領袖、歐洲400公尺中欄紀錄保持人施密特(Harald Schmid),公開譴責自己政府,稱杯葛奧運行為是欺騙且犧牲了運動員。基蘭寧則在莫斯科大劇院(Bolshoi Theatre)召開國際奧會會議,表達最深的遺憾,特別提到那些因政治命令而只能缺席的各國運動員。

奧運開幕前夕,白宮主動發布新聞稿指出:沒有西方頂尖運動員參加,莫斯科奧運,從競技水準上看來,實在不值一提。這可相當難得一見,白宮對於某項國際運動賽會發表有關「競技成績」的預測與評論,彷彿是新成立的華盛頓體育聯播網,而且還是國營的。

蘇聯當局則刻意強調不同景緻,例如在開幕式中,當持著奧林匹克會旗的英國運動員進場時,電視卻不斷地將鏡頭轉向看台上熱烈揮舞英國國旗的群眾。奧地利某位女性職員在繞場時,眼神飄向觀眾席,巧妙的俄方轉播單位,立刻插入布里茲涅夫微笑致意的鏡頭,好似兩人相互對望;事實上,兩者根本不相干。閉幕時,傳統上,下一屆主辦國、主辦城市的代表必須出席,接手過來,表達傳承,但由於卡特嚴令不准拿星條旗,最後出現揮舞的是洛杉磯市旗,亦屬奧運史上首見。

對於國際奧會而言,來自政治的壓力,不論是1972年慕尼黑奧運時的羅德西亞、1976年蒙特婁奧運時的南非與紐西蘭,作為非洲國家要求「有他就沒有我們」的標靶,雖不陌生,但對所謂奧林匹克運動自主性的挑戰,從未有如同莫斯科奧運一般的嚴峻。發起杯葛的美國,拉著一群深受美國影響、或友好或「要脅」的「盟國」,特別是西德、日本、韓國,著實讓國際奧會坐立難安。

場內各國締造多項紀錄,場外地主「嚴防異種意識形態灌入」

奧運本身,在令人難忘而無比精彩的列寧運動場開幕式表演後,在數不清的音樂會、芭雷舞劇、馬戲團表演等周邊活動之餘,競技場上,也充斥不少詭譎的「社會主義優越舉動」。撐竿跳決賽,只要波蘭運動員柯查基維茲(Wladyslaw Kozakiewicz)上陣,成堆的蘇聯觀眾就喧鬧鼓譟,詛咒他失手,以讓自家人沃卡夫(Konstantin Wolkow)有機可趁;不料波蘭佬竟以5公尺78的世界紀錄奪金,在空中過竿轉身時,不滿的蘇聯愛國者不斷地吹油壓汽笛,頻喝倒采。頒獎台上,柯查基維茲對觀眾席上的蘇聯人們,做了「比手腕扳倒手勢」的不禮貌動作。回到波蘭,這位老兄成為民族英雄,蘇聯駐華沙大使則多次要求當局接見,正式請波蘭政府歸還恥辱的撐竿跳金牌。

真實狀況,與白宮預言的略有不同,莫斯科奧運既不缺階級,也不乏有色人種,且水準還不差:
  • 甫獲得巴里大學(University of Bari)法學博士的義大利高材生美尼亞(Pietro Mennea),19秒72世界紀錄的保持人,以20秒19的一流成績贏得男子200公尺金牌,這個世界紀錄直到1996年才被打破;
  • 蘇聯泳將沙尼科夫(Wladimir Salnikow)獲3面金牌,1,500公尺自由式創世界紀錄;
  • 東德史賓斯基(Waldemar Cierpinski)衛冕馬拉松金牌成功;
  • 衣索比亞老將伊夫特(Miruts Yifter)連拿5,000公尺、1萬公尺金牌,成績均優 。
最引人注目的,則是兩位英國名將主宰中距離,800公尺世界紀錄保持人柯伊(Sebastian Coe)贏得1,500公尺金牌;而1,500公尺好手的同袍歐維特(Steve Ovett)則意外地打敗柯伊,成為800公尺金牌得主。兩人的瑜亮情結,長久之爭,來自背景的截然迴異:柯伊出身上流階級、歐維特出身貧困,彼此為敵但非友的競爭,膾炙人口。柯伊男爵,現為英國上議院議員、2012年倫敦奧運籌委會主席,也是目前世界田徑總會(IAAF)主席,威名遠播,筆者就是他的忠實粉絲,難忘他在莫斯科奧運的隔年,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創下的800公尺世界紀錄:1分41秒73。

但一切不似莫斯科奧運籌委會主委所說的:這是一場爭奪奧林匹克純粹理想的偉大勝利。事實上,賽會期間不論是運動員還是觀眾,也不分是否為本地人或外國人,「嚴防異種意識形態的灌入」,儼然成為當局最重要的任務。記者被禁止自由採訪,不准拍攝運動場館以外的地方,莫斯科的學童被送出城,政治異議分子也被逐出;電視上除了每日賽事精華、蘇聯與東歐選手英姿,就是醜化西方的影片,描寫美國中情局密探醜事者不停地上演。

留下25億美元赤字,10年後蘇聯及東歐瓦解

莫科斯這場據估計最後留下25億美元赤字的奧運大戲,不知鞏固了多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吾人只能推想,對於當時經濟形勢已趨大壞走向的蘇聯及東歐國家,不到10年後的瓦解,不知道要將奧運會如何記上一筆?對了,納粹運動最為閃亮的象徵之一,1936年的柏林奧運,也正是在10年後,正式宣告第三帝國的崩潰,歷史教訓,總是重蹈。

發起杯葛,美國總統卡特直接挑起國際運動界的核心提問:究竟,參與哪一種戰爭或行為,可以合理化杯葛或排除某一國家主辦或參加奧運會?

有人不禁問道:1968年墨西哥奧運,美國不也深陷越戰中嗎?2004年雅典奧運,美軍也正在阿富汗境內啊?這兩個例子,不都是美國人身處其他國家中,與該國人民組成之部隊作戰嗎?運動,要在什麼範圍內,才能脫離或必須且應該受制於政治呢?當然,什麼樣的政治呢?唯一可以確定的是:1980年7月19日,在紅色蘇聯首都莫斯科,第22屆奧運會揭幕,美國及許多國家未參加,這是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杯葛。

3年後,1983年9月1日,由美國阿拉斯加安克拉治起飛,目的地為韓國漢城的大韓航空007號班機,在庫頁島的蘇聯領空內,遭蘇聯國防軍蘇愷15戰機擊落,共269人死亡,其中包括62名美國人、中華民國國籍者23人。群情激憤之下,美國多位保守派國會議員再起呼聲,要求隔年舉行的洛杉磯夏季奧運,應拒絕蘇聯參加。當然,此呼籲沒有下文,而另一波杯葛奧運之風潮,卻已然再起。1984年洛杉磯,蘇聯為首的等16個國家和地區抵制參賽。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混打疫苗 恐涉詐欺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7.25

近日發生多起民眾刻意隱藏疫苗接種卡,謊稱沒打過疫苗,矇騙醫事人員而順利混打疫苗的事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要研議開罰。

然而,經查傳染病防治法及防疫特別條例,對於刻意矇騙而混打疫苗的民眾,尚難有明確可處行政罰的法律依據,但考量混打疫苗目前仍存在安全性風險及國家疫苗接種對象順序資源分配的公共利益,法律上確實有追究混打者責任的必要。

實務上,冒用他人健保卡及名義就醫,矇騙取得藥品,遭檢察官依據刑法「詐欺得利罪」起訴、法院判刑的案件並不罕見。若民眾刻意隱瞞已施打疫苗的身分、積極謊稱沒打過疫苗,使得醫事人員陷於錯誤而給予混打疫苗,不僅造成疫苗接種順序上公共利益影響,更是不法詐取公費疫苗的國家資源。

因此,刻意矇騙混打疫苗者,確有按刑法詐欺得利罪法辦的空間。但考量若以詐欺罪法辦混打疫苗者,可能有「情輕法重」的情況,檢察官偵查時可衡酌行為人犯後態度、和解與否及要求做公益,給予緩起訴。

唯有追究法律責任,方能有效嚇阻擅自混打疫苗者四處矇騙,以降低生命及健康安全風險,並確保國家疫苗資源分配的公共利益。

2021年7月15日 星期四

郭台銘為北京洗白之後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7.15

台積電與鴻海永齡洽購各五百萬劑BNT疫苗,政府與國人皆表達感謝!但唯獨郭台銘發聲明「並未有大陸北京當局對此次疫苗採購過程有任何指導或干涉」為北京洗白,中國國台辦也同一口徑說「阻撓台灣購買疫苗、以商逼政是謠言,不攻自破」。隨後,國內舔中政客及媒體紛紛把砲口對向蔡政府「卡疫苗」。從國際的角度來看,這明顯是「顛倒是非」的政治操作!

誰卡台灣疫苗?這波認知作戰企圖導向是蔡政府,但美國、日本,甚至義大利媒體都很清楚,卡台灣疫苗者就是中國。郭董不可能連基本的國際觀都沒有?除非別有政治目的?

今年五月,當日本傳出擬贈台疫苗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立即抗議日本的捐贈行為,怒嗆「蔡英文只是中國一位地區領導人」、「台灣當局藉疫苗『謀獨』不會得逞」,日本媒體大幅報導後,引發日本民意對中反彈。

美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費德瑋(Jonathan Fritz)六月指出,中國一直「十分積極地利用疫苗捐贈做為手段,誘使更多台灣邦交國改變承認對象」。美國《紐約時報》報導「日本六月稍早宣布捐贈台灣一二四萬劑AstraZeneca疫苗,以及美國三位聯邦參議員訪台期間公布美方將捐贈七十五萬劑疫苗時,中方官員都表達不滿」。

義大利《真相報》今年六月報導「台灣向德國BNT原廠購買疫苗失敗,幕後藏鏡人從一開始就很明顯是中國北京政府,中國能對德國施加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次民間成功洽購BNT疫苗,路透更報導指出「美國、日本接連無條件捐贈近五百萬劑疫苗,以及台積電的參與,使得中國難以干預阻撓這筆交易」。

美、日及歐洲都很清楚,是中國在卡台灣的疫苗,但卻在郭董為北京洗白後,開始顛倒是非,舔中政媒企圖扭轉輿論,在認知作戰上導向是蔡政府卡疫苗!郭董如果不想消耗光台灣人對你花大錢買疫苗的謝意,此時就應該說些符合國際常識與認知的話!

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永社聲明|石木欽案勿草率結案 以重建司法社會信任】


2021/07/06

一、 翁茂鍾與石木欽案重傷司法社會信任
  翁茂鍾與石木欽等司法人員不當往來一案牽涉範圍甚廣,且時間甚長,其中可能屢次嚴重違反《法官法》、《法官倫理規範》與《法官守則》,亦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或不違背職務收受不當利益」等罪。遭受極大社會輿論撻伐,此受撻伐者並非僅涉案司法人員個人,更破壞人民對司法之信任,為我國長年推動司法改革下之一次重挫。

二、疫情期間應直播審理過程,兼顧防疫與公信力
  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1項,懲戒法庭之審理應公開為之。前述「公開」於疫情期間,為防止群聚、造成防疫破口,應以視訊直播審理過程以昭公信,避免懲戒法院承審法官公正行使職權卻遭受「官官相護」之質疑,兼顧防疫與公信力。

三、勿趁亂審結,司法公信力方能災後重建
  司法院釋字第583號解釋揭示:「公務員懲戒法概以十年為懲戒權行使期間,未分別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及其懲戒處分種類之不同,而設合理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未盡相符」,縱未直接宣告相關規定無效,但已明確指出其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處。而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法官法》第52條,卻僅針對「懲戒處分種類」設置時效規定,仍有違前揭釋字第583號解釋意旨。懲戒法院若仍以違反比例原則之時效規定,而為免議判決,恐有違憲之虞。
  且本案石木欽等人之刑事責任,現仍於北檢偵查當中,若未來起訴並判決有罪確定,與懲戒法院之裁判矛盾,將有損司法公信力。

  綜上,永社呼籲懲戒法院,於上述相關規定尚未修正完備,且刑事程序尚未確定前,切勿輕率審結,以重建司法社會信任。

2021年6月28日 星期一

嚴守比例原則 監委勿干預防疫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6.28

監察院已立疫情相關的調查案,媒體更報導近期將約詢中央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我們不要在這種時候就反過來苛責陳時中,苛責防疫團隊,這是相當不厚道、也非常不公平。」呼籲讓防疫團隊能夠全心全力投入防疫工作。

監委要究責指揮官,依法當然可以,但要嚴守憲法比例原則。舉例來說,若指揮官違法濫權拿疫苗圖利自家人,涉及貪污圖利等「刑事責任」,監委當然有權強力介入調查,乃至發動彈劾。

但若不是明顯違法濫權至涉及刑責,則當以防疫優先,究責指揮官決策是否違失,應待疫情趨緩後發動,方不至於影響涉及高度公共利益的防疫工作。監委不分輕重緩急,就是違反比例原則。

國民黨雲林縣長張麗善為胞兄張榮味及前國民黨立委張嘉郡特權接種疫苗,違反傳染病防治法及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已遭雲林地檢署分案偵辦。諷刺的是,監察院對這種違法濫權到涉及貪污的指揮官視若無睹?竟僅要約談沒有明顯違法貪瀆的指揮官陳時中?

監察院不分輕重緩急,違反比例原則,又明顯雙重標準,縱放涉貪的指揮官,社會當然無法接受!有些監委在疫情嚴峻時「存在感刷很大」,是個人政治秀?或是正在朝廢除監察院的憲改鋪路?

2021年6月14日 星期一

緊急行政手段 公平分配疫苗

 羅承宗(作者為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所教授兼所長、永社理事)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6.14

以疫情爆發的五月做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相較於疫情險峻的世界各國,台灣看似防守嚴密得宜,安全無虞,導致疫苗施打情況並不踴躍。在此之後,疫情轉趨嚴峻,確診數、死亡數急遽攀升,一般常民求疫苗施打而不可得也,導致人心動盪不已。在疫苗有限下,政府如何公平、公義地執行施打疫苗作業?已是全民最關心的公共課題。

從高雄「黃藥師」昭順、雲林張榮味及議員們,乃至台北好心肝診所「千名志工團」搶先施打疫苗等諸多事件,莫不激起高度憤慨。筆者想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南京《中央日報》發表由殷海光先生所撰〈趕快拯救人心〉的社論,裡面寫道︰「國家在這樣風雨飄搖之秋,老百姓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裡呢?希望又在哪裡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或政治關係而發橫財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今日的台灣,居然與七十二年前殷海光先生筆下描繪的中國景象如此雷同,令人浩嘆。

如何公平、公義地分配並確實施打疫苗?無疑是此刻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特權施打事件若不斷發生,則民怨難息、社稷危矣。

從中央政府而言,對於能有條不紊積極執行疫苗施打計畫、安撫人心的縣市政府,當然要繼續保持密切合作協力,團結抗疫。但對於極少數慌亂無章法、甚至將防疫當作政治歌廳秀場的縣市政府,筆者建議:中央政府與其用政治口水交鋒,倒不如應考慮善用一切緊急行政手段(如一條鞭的警政系統、國防、國稅行政系統、國立高中大學系統),一舉跳過地方行政,直接針對地方住民執行施打計畫,俾保護國民免於無能地方施政拖累,並藉以平息人心。這一點,值得中央政府拿出魄力與想像力,趕快做出明快決斷為是。


雲林檢察官怕張麗善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6.14

國民黨雲林縣長張麗善為胞兄張榮味及前國民黨立委張嘉郡「插隊」施打疫苗,各界撻伐。

更荒謬的是,張麗善對此召開記者會,非但沒有歉意,更強辯稱「將家屬們納為疫苗接種對象,這是麗善做為地方防疫指揮官的權限」,擺明公然踐踏法律,更恐造成防疫體系崩解。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醫療機構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預防接種政策。」簡單來說,疫苗接種的對象及順序等政策事權,專屬中央權力,法律白紙黑字,張麗善竟強辯是地方指揮官權限,簡直目無法紀!

事實上,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規定公務員圖利罪,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而圖他人不法利益(張榮味、張嘉郡接種公費疫苗),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檢察官難道畏懼張麗善,否則豈能毫無偵查作為?

今年二月,德國中部城市哈勒市長維甘德(Bernd Wiegand)辦公室遭到檢警搜索,原因是市府官員「插隊」提前接種武漢肺炎疫苗,遭質疑特權,不符合德國聯邦政府保障優先安排醫療衛生人員、老年人等接種疫苗的排序。市長維甘德當時辯稱,改變排序安排市府官員優先接種疫苗是市長權限,仍被檢察官以詐欺、挪用公款及收受不正利益等貪瀆罪名法辦。隨後,該市長遭到停職!

看看德國,反觀雲林!張麗善踐踏法律的強辯之詞,正考驗著雲林地檢署執法的威信!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

【永社聲明|籲請檢方積極法辦「插隊接種疫苗」之犯罪行為】


2021/06/10

好心肝診所私打疫苗事件,凸顯台北市政府違法核給武漢肺炎疫苗予特定診所,尤其好心肝診所及其基金會「志工」共施打1113劑(約115瓶),此數量「明顯超額申請」。此外,雲林縣也爆發縣長張麗善胞兄張榮味違法接種疫苗案。

永社認為,台北市、雲林縣特權插隊接種疫苗案,至少涉及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圖利罪」、刑法「詐欺罪」及「偽造文書罪」等,呼籲檢察官積極偵辦,有效防堵防疫漏洞!

台北市及雲林縣特權插隊接種疫苗之行為,不僅犯法,亦排擠醫事人員、防疫人員等現階段應優先接種疫苗者之機會,造成防疫體系漏洞,進而於嚴峻疫情中,危害全民健康及生命。

好心肝診所造冊77人,即便加上第二劑疫苗之劑量也僅154劑,卻申請了115瓶(即約1150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竟能忽略「差距將近十倍」的數量撥發疫苗,且未有任何有效監督機制,明顯圖利與市府官員關係良好的私人診所。

當前疫情嚴峻,疫苗尚未完全到位,台北醫師公會更指出,還有至少5000名基層醫護未受接種,特權插隊接種疫苗行為顯失公平,政府必須追究好心肝診所、台北市及雲林縣政府相關涉案官員之法律責任,方能貫徹防疫政策。

永社肯定也感謝在疫情中,台灣高檢署仍在深夜責成地檢署偵辦,並呼籲台北及雲林地檢署積極迅速偵辦「插隊接種疫苗」相關犯罪行為,同時政府應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並讓疫苗施打資訊透明化,監察院也應調查彈劾違法失職公務員,防堵防疫漏洞與人謀不臧,以昭公信。

2021年6月6日 星期日

獵殺國產疫苗之統戰策略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6.06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453102


這兩天,台灣人很感激日本,也期待美國相助。其實,在美日出手助台前,台灣陷入「疫苗之亂」,特定網路社群、媒體與紅藍政客群起圍攻,先操弄民眾恐慌情緒,再順勢打擊國產疫苗,在完全沒有證據下隨意指控圖利、炒股,明顯惡意操作。

為何惡意打擊國產疫苗?中國其實統戰策略清晰,去年台灣「口罩國家隊」讓中國氣得跳腳,因此在「疫苗國家隊」成形前必先獵殺腰斬。

回顧過去這一個月,疫情升溫之際,特定勢力發動操弄民眾恐慌情緒後,要台灣接受中國上海復星疫苗,甚至是中國國產疫苗,順勢打擊國產疫苗的聲量可謂「鋪天蓋地」。

眼見台灣政府內外交迫,除了最重要的防疫工作外,還要應付紅色圍剿,民主盟邦美、日挑在「六四」前夕出手挺台,美國白宮發布正式新聞稿將台灣列在美國首波疫苗捐助名單,日本的一二四萬劑疫苗,更在美國海軍陸戰隊軍機形同伴飛下,順利運抵台灣,以解疫苗燃眉之急。

去年,台灣防疫成效受國際肯定,當時的戰略物資「口罩國家隊」更讓全球看到「TAIWAN can help」,中國大為光火,多次痛罵「以疫謀獨」,可想而知,台灣現階段最重要戰略物資「國產疫苗」,先下手為強、獵殺腰斬,當然是中國的戰略目標。

美日出手後,「疫苗之亂」的操弄力道明顯趨緩,連向來不介入藍綠政治的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都發聲「藍營人士天天吵罵,唯恐台灣不亂,甘為中共犬馬,品行可謂墮落不堪」!可見「以疫亂台」獵殺台灣國產疫苗的中國戰略推行,已暫被美日台聯手擋下這波攻勢。

2021年6月2日 星期三

【永社聲明︱譴責譁眾取寵的負面行為,干擾台灣防疫】


2021/06/02

昨日上午朱學恒先生送了四個花籃至疾管署門口,然因與喪禮花籃極為相似,引發爭議。此舉恐讓疫情罹難者家屬聯想到他們無法舉行的喪禮,造成二度傷害,更對防疫毫無正面作用。

永社嚴正譴責送花籃者:侮辱指揮中心為防疫的努力、消費亡者、散播恐懼,更顯無建設性地扯防疫後腿。

我們認為憲法賦予任何人在台灣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能夠用各種方式表達對施政的不滿。但因為台灣疫情嚴峻,防疫優先方能確保人民的生命權與健康權,因此送疑似喪禮花籃等譁眾取寵的負面作為,形同扯防疫後腿,應予以譴責。

甚且,疫情警戒期間,透過此種作法表達不滿「僅有憤怒與仇恨」,只會挑起社會對立,這種對立將導致雙方(指揮中心支持者和對他不滿者)集體極端化,無論政策對錯都忽略了「真正的敵人是病毒」。對防疫而言,混亂及分裂恐造成更大破口。

因此,永社呼籲,在疫情危急時刻,切勿讓情緒性、仇恨性言論、假訊息、送疑似喪禮花籃等侮辱或恐嚇的負面作為,干擾防疫該有的專業與理性判斷。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疫情衝擊 金管會應加速開放線上會議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政經交鋒 2021.06.01

過去一年,許多國家受到covid-19疫情衝擊,人們被迫居家遠距工作、非必要避免出門,這讓需要實體群聚的產業首當其衝、苦不堪言,但長遠來看,除了讓提供各項遠距服務的公司水漲船高,也因此加速各行各業進行數位轉型。而台灣做為舉世少有的「加零」淨土,當時就有不少專家憂心忡忡的指出,台灣缺少數位轉型的動力,疫情結束後,可能會和其他國家產生「數位落差」。

不幸近日台灣疫情出現破口,雖然相比其他國家,尚算控制良好,但全國三級警戒,居家遠距的需求暴增,這也立即成為各公私部門的數位程度考驗。其中,我們看到教育部歷經過去一年的軟硬體部署,各校幾乎都可立即配合遠距上課,相較去年初教育單位面對疫情的手忙腳亂,可謂一大進步。

相對而言,我們也看到金管會於5月20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召開「實體股東會」會有群聚風險,決定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及「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宣布所有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興櫃及外國企業來台掛牌公司),自5月24日起至6月30日止一律停止召開股東會。各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會開會日期,延至110年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舉行,實際開會日期及地點則應經公司董事會決議。

為了防疫避免群聚,金管會停止實體股東會的決定,確有高度的正當性。但不舉行實體股東會的方法有二,一是延期舉行,二是改為線上股東會。目前金管會的處置方式,或可解讀為期待7月以後疫情緩和,各公司可以依據目前的防疫規範舉行會議。但,就算疫情確實緩和下來,屆時舉辦群聚活動,反倒為疫情增添不利的變數。

因此,不論疫情狀況發展如何,7月以後舉行實體股東會,恐怕都不是最安全的選項。尤其,去年已有許多國家因應疫情、立法或修法開放線上股東會(或實體與線上的混合會議)。至少就筆者所知,2020年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covid-19指引後,許多州即修法放寬讓公司可以線上會議取代實體會議。而2020年英國也立法規定covid-19期間、例外同意讓公司採行線上會議或實體和線上的混合(hybrid)方式。倘如此時台灣開放線上會議,可參考其他國家經驗,用優捨劣,風險已較去年大為降低。

金管會曾說明目前線上會議的困難有二,首先是法律面,其次是技術面。就法律面而言,誠然目前公司法有規定,公開發行公司的股東會議不可視訊舉行,但除了修法之外,相關單位既可援引依特別條例、停止股東會召開的法規適用,似乎亦可同樣援引特別條例提出暫行處置。倘若茲事過於體大,亦可由金管會會同各相關單位(如證交、櫃買等),再提報行政院或經防疫指揮中心核定,例外於疫情期間允許線上會議。

就技術面而言,金管會曾於5月立法院的專案報告「因應防疫需求,研議股東大會改由線上召開之可行性」中,陳述線上股東會的技術困難,包括身份驗證、同步計票、同步上線與提問的執行…等。技術問題固然需要技術專家解決,但如果其他國家都可以在疫情期間,進行線上股東會的運作,顯然技術面並非無法解決。尤其台灣做為資通訊的大國,人才濟濟,難以想像未來找不到線上會議的解決方案。

再退一萬步說,就算線上會議有諸多困難,以目前延後會議的做法,更牽引諸多複雜問題需要考慮。先不說延期舉行是否影響股息權益,空窗期間董監事的決議,法律效果如何衡量?有經營權變動計畫的公司,計畫全盤打亂向誰申訴?倘若有股東因疫情不想參加實體群聚,卻又沒有機會線上參與,是否也形同剝奪了股東參與的權益?最後也是我們最不樂見的,疫情因素如果沒有解決,難道金管會要再次延期?

其實,近日金管會保險局在立委鍾佳濱督促之下,也迅速提出開放視訊投保的暫行措施。這說明金管會並非不願落實數位轉型,只是希望有周全準備再行動。那麼,未來這一個月的期間,正是金管會可以好好準備因應策略的時候了。

2021年5月18日 星期二

【會後新聞稿】綁架26年:中國立即釋放班禪喇嘛 線上記者會

照片來源以及更多照片:西藏台灣人權連線

བཙན་ཁྲིད་བྱས་ནས་ལོ་ངོ་༢༦ འགོར། ༧པཎ་ཆེན་རིན་པོ་ཆེ་མྱུར་དུ་ཀློད་གྲོལ་གཏོང་དགོས།
Kidnapped for 26 years: CHINA Release Panchen Lama NOW!
綁架26年:中國立即釋放班禪喇嘛
新聞稿

記者會全程採直播請至「西藏台灣人權連線」臉書(@310.tibet.taiwan)
直播影片連結: https://fb.watch/5y1LB4Ew2v/

  因應台灣疫情升級,在台西藏/圖博團體及人權團體,在11世班禪喇嘛被中國失蹤的26週年,將原訂於中共在台灣的官方機構-中國銀行台北分行前舉行的晚會及夜行活動,改為線上記者會方式舉行,嚴謹遵守台灣防疫規定。

  2021年 5月17日是11世班禪喇嘛被中國綁架的第26年,由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在台藏人福利協會、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自由圖博學聯、永社、華人民主書院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共同舉辦記者會,呼籲中共釋放班禪喇嘛,並希望全世界持續關注。

  線上記者會由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Tashi Tsering)藏台連線理事林欣怡主持。記者會一開始由札西慈仁代表獻唱西藏國歌,隨後他表示,隨著台灣疫情的升溫,今天的活動也做了多次的修正。我們希望遵守台灣防疫規定,但同時也要持續對中共政權發聲。第11世班禪喇嘛已經被中國綁架26年了,中共想要用另外一個班禪喇嘛來替代被達賴喇嘛認證的班禪喇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26年過去了,境內外的藏人沒有忘記尋找他,即便在最困難的狀況下,我們也不可能忘記今天,所以採用線上記者會的方式表達我們的訴求。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Bawa Kelsang Gyaltsen)表示,尊者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喇嘛轉世靈童是唯一合法持有這一稱號的宗教領袖,現在他已經32歲了,根據國際和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他早就不需要「中國政府的保護性監護權」,他和他家人的基本生活權需要得到實現和尊重。中國人和西藏人,廣大的藏傳佛教信徒,國際人士有權知道他的現況。如果中國政府還堅持僵硬的舊觀念,一再以所謂「無權干涉其內政」等強硬措詞進行推託而對外界的關切不做出認真正式的回應,那麼,尋找和拯救小班禪靈童的國際活動就不會停止。藏人行政中央今年又提出呼籲,呼籲全球支持藏人的政要及團體,在五月十七日當天自己的推特帳號上貼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根敦曲吉尼瑪的頭像,並關切他的現況,敦促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他。(發言全文請見:https://tinyurl.com/yjajxudf

  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會長丹增南達(Tenzin Namdak)發言表示從1960年以來,上一世班禪喇嘛做為境內藏人的最高領袖,他為了保存並發展西藏宗教、文化、語言與文學,歷經許多殘酷與艱辛的遭遇。班禪喇嘛是西藏佛教與文化最重要的守護者。今天,我們在這裡回顧他的仁慈,並對他的種種貢獻表達深刻的感激。關於班禪喇嘛的下落,由於理解到共產中國與其領導者的惡霸性格,我們完全無法信任他們的宣傳。我們希望在中共極權體制之下,可以看到希望與改變的可能——當這一天來臨,中國人民受到禁錮的心靈才會解開,他們也才能找回人性。(發言全文請見:https://tinyurl.com/zshnn5s

  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會長貢卻拉巴(Kunchok Lhakpa)無法到現場,但他以新聞稿表示:班禪喇嘛是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而我們至今仍不知道他身處何處。在年僅六歲時,他與他的家人就遭到中國政府綁架而下落不明。如果他還在世,今年已經32歲了。他是西藏地位第二高的喇嘛。 我代表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在此要呼籲中國政府立即、並不帶任何條件釋放班禪喇嘛與他的家人。我也要感謝台灣的人民、非政府組織與媒體朋友,一直以來不間斷對藏人與西藏議題的支持。西藏自由!釋放班禪喇嘛!(英文發言稿請見:https://tinyurl.com/mmtreupw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表示,根據根據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WGEID在2020年12月8日提交給人權理事會的報告,工作組在2020年6月2日與其他的特別程序機制有聯合對中國政府遞交一封指控函,要求中國政府說明「班禪喇嘛依然被強配失蹤,對藏傳活佛轉世的規定違背藏傳佛教少數群體的宗教傳統和習俗。」大約一個多月後,中國政府在7月13日雖有回覆,但仍然無法明確證實班禪喇嘛的命運與下落。雖然全球疫情緊張,但各項未解決的人權侵害事件同樣重要,我們呼籲台灣與全球的公民社會,仍應在26年前班禪喇嘛被中國強迫失蹤的這一天以及往後,強力地關注這個重要的人權事件,並嚴正地呼籲中國政府應立即釋放更登確吉尼瑪班禪喇嘛,以及立即向聯合國相關人權機制報告完整的資訊。(發言全文請見:https://tinyurl.com/2maujf9k

  台灣自由圖博學聯常務理事李芃萱發言表示,中國對班禪喇嘛的綁架與控制,不僅是對於兒童權利的侵害,就算他有順利長大成人,他做為一個藏人,能否實踐自己的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都不得而知。而且不信宗教的中國政府,卻要插手轉世制度,要脅仁波切來對人民進行控制,這是藏人與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我們也要呼籲大家繼續關注,中國政府可能透過這樣的實踐,進一步要控制未來其他高僧,甚至達賴喇嘛尊者的轉世都要控制,也會對藏人的存續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發言全文請見:https://tinyurl.com/6xazzrap

  永社副秘書長洪崇晏表示,從狹義的、個人層次的人權侵害,到群體、族群層次的限制與操控,甚至撼動各個民主國家的主權與民主制度,中共政權的危害已經遍及全球,擴及各個層面。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抵抗,我們也要呼籲全世界的人,正視中共威權擴張產生的種種問題,否則你我都可能是下一個被中國失蹤的異議人士、下一個被中國認罪的李明哲、下一個被中國綁架的班禪喇嘛。(發言全文請見:https://tinyurl.com/zhyr57vn

  最後,我們也呼籲所有關心班禪喇嘛的朋友們,在他被中國政府綁架與被強迫失蹤的這一天,可以在所有social media上分享轉發班禪喇嘛的照片。

#FreePanchenLamaNow #釋放班禪喇嘛 #PanchenLama #DalaiLama #FreeTibet


時間:2021年5月17日(一)晚上7:00
地點:原為中共在台灣的官方機構「中國銀行台北分行」,後改為線上
直播影片連結: https://fb.watch/5y1LB4Ew2v/


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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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7日 星期一

戴兩個口罩?民主透明是資訊防疫的解方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ETtoday新聞雲/雲論 2021.05.16

假訊息不是新鮮事,但緊急災難和疫情突發的時候,資訊往往混亂不明,而人們又有急迫取得資訊的需求,此時正是各類假訊息散播的沃土。宛如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下降,特別容易遭受病毒的攻擊。

COVID-19疫情的爆發正是一個典型,與此相關的各類假訊息之多、流傳之快之廣,甚至讓人們特別創造一個新辭—Infodemic。Info指的是資訊(Information),demic指的是疫情(epidemic),Infodemic組合起來就是資訊之疫。

5月15日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宣布COVID-19本土案例增加180例,雙北提升防疫程度至三級。前所未見的案例數目和忽如其來的提升防疫等級,完全符合假訊息沃土的條件。而果不其然,15日在各項社群平台中,少不了各項關於防疫、真假難辯的訊息傳播。

疫情下的爭議訊息散布

筆者舉其中一則訊息為例:15 日下午流傳一則媒體轉載某華裔醫生的臉書貼文,報導標題指台灣政府防疫觀念落後,內文轉引美國CDC(疾病防治中心)的研究報告,強調人們應該戴兩層口罩。

「怎麼樣能保護自己不被傳染呢?最重要的當然是戴口罩。而戴口罩這件事,我很少看到台灣人討論美國CDC今年二月份發布的研究報告(如附件)指出:戴兩層口罩(double masking,外層為布料口罩內層為外科口罩)可以有效減少超過90%以上的傳播。」

「這點真的很重要,在CDC發布這份研究後,所有白宮官員在公共場合都戴上雙層口罩。我在門診也是戴上兩層口罩。所以,請告訴你的親朋好友,口罩不只要戴一個,要戴兩個,根據CDC的研究,雙層口罩是能更顯著預防COVID-19的。」

兩層口罩真能防疫?還是製造更多問題

以上是華裔醫師臉書上關於兩層口罩的原文,和CDC報告原文比對,只是少了一些內容。包括CDC認為實驗結果顯示,防疫重點是要讓口罩密合臉部,而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達到效果(包括在耳部打結或使用口罩固定器),其中在一層醫療口罩之外加上一層布口罩也是方法之一。報告中也提及不同方式的缺點,例如「兩層口罩可能會阻礙某些佩戴者的呼吸或阻礙周圍的視力」。

在疫情案例突增的時間點,專業醫生的意見特別具有權威。但隨著疫情進展,即便是美國CDC過去發布的口罩政策也常有矛盾,遑論是個別專業人士的意見,常會產生許多分歧。加上媒體為求點閱率未多查證即時轉載,倘若資訊接收者一時不察,可能會直覺認為台灣案例暴增是「政府沒有宣導戴兩層口罩」的「落後」所致。

人民責罵政府事小,畢竟監督政府,本來就是人民的權力。但若真有民眾不慎戴上兩個醫療口罩致難以呼吸、或是不耐久戴而產生更大的防疫缺口,恐怕就會造成不幸的結果。

幸好,這則訊息流傳之後,網路上即有許多人自告奮勇「資訊查核」,詳細分析報告內容。而台灣的防疫指揮中心也很快提出說明,依據台灣的氣候環境特性,為何戴兩層口罩是不切實際的選項。

病毒傳播鏈可怕,疫情假訊息的傳播鏈也可怕,在疫情不斷發展、真假難辨的時代,資訊透明和資訊查核,就是「資訊防疫」最佳的示範。

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別只看全球化 台灣打造「綠能神山」關鍵在國產化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上報/環境能源 2021.05.11

顧名思義,「國產化」(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是強調在地的(產品或服務)成份要求,表面上看似與經貿全球化的精神相違。但放眼世界,有許多技術後進國家在發展再生能源時,都堅持各自的國產化政策,為什麼呢?

顯然,許多國家和台灣想的一樣,都希望透過國產化政策,不但發展綠電,也要同時發展相關的在地綠能產業,未來更希望可以比照現今來台競標離岸風電的先進國家公司團隊,往外輸出綠能技術和服務。如此一方面讓綠能電力從無到有,二方面也讓在地綠能產業,從無到有。一項需要鉅額金資與長期投入的大型建設,若能兼顧短中長期目標,當然最是完美。

另一方面,合理的國產化政策,對外商而言也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因為若能與在地供應鏈順利合作,外商不但可節省材料或服務的進口成本,也符合國際節能減碳的趨勢。

在理想的情境之下,達成國產化的目標,既合乎國家和產業的利益,甚至外商也能取得三贏的結果。但國產化的願景縱然美好,在現實之中,如何讓移植的外來技術落地生根,創造外商配合的誘因、協助本地廠商順利轉型,處處是難題。

因而「國產化」政策最大的問題實在於,為了因應國產化政策所規劃的制度與遊戲規則,是否能夠妥善達成國產化政策的目標,達到合理分配資源、打造在地產業鏈的結果。

誠然,在發展在地綠能產業的過程中,本土廠商要跟上能源產業結構轉型的速度,可能需要技術的精進、也可能需要公司組織的優化、甚至需要更多與外商溝通的法務與財金人才,這些都無法一蹴可幾,勢必是一段漫長的磨合過程。

就此而言,台灣並非第一個高舉「國產化」發展綠能者,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例如,法國和英國的國產化經驗,就是常被討論的成功案例。以法國為例,清大范建得教授曾於2017年為文,詳述了法國如何採行歐盟創新採購制度下的競爭性對話(competitive dialogue)招標制度、合理有效的公私協力機制、以及納入有效的特殊糾紛處理機制…等,可做為台灣落實國產化目標的參考。

而英國做為四面環海的島國,地理環境與台灣有共通之處。英國將離岸風電政策,視為整體海洋政策的一環,重視與利益關係者的溝通,有效降低風電成本、提高就業人口。工研院曾提出「英國離岸風電發展政策與策略研析」報告,總結英國政策可供借鏡者有:一、訂定專法並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海域空間規劃與跨部門合作;二、建立資訊蒐集與交流管道;三、支援利害關係者協商;四、強化產業供應鏈。

不管英國、或是法國的例子,都說明了發展綠能產業,必須培養技術創新的在地人才,也亟需能與國際接軌、同時理解在地需求的法政與財經人才。在各國紛紛透濄國產化政策建立本土綠能產業時,國產化與全球化早非互相背離的命題,而如何透過創新且有彈性的國產化政策,為台灣打造一座能夠兼顧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的綠能神山,這將是台灣國產化政策真正的考驗。

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民主防衛的司法落差

黃帝穎(作者為律師、永社理事長、北社副社長)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21.05.11

新黨王炳忠及台北市議員侯漢廷等人,被控替中國籍共諜周泓旭吸收及接受中國解放軍旗下兩單位資助,在台發展組織,物色多位現退役軍士官及軍校學生,涉犯國家安全法,台北地院竟判王炳忠等全部無罪,社會譁然。台北地檢署隨即表示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世界民主國家面對中國滲透,紛紛以法律行動因應。以美國為例,去年美國司法部查出被捕的「共諜」或「中共滲透人士」,已超過兩千人,有一半以上被判刑入獄,另有近半數正在接受調查及監控。針對具中共黨政軍背景的在美留學生、訪問學者或其他名義居美者,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至少得以「簽證詐欺」等罪名法辦,且法院判決有罪比例較高。同時,美國以「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強力要求中國媒體或可疑企業,將資金來源等資訊攤在陽光下。

姑且不論台灣司法人員是否具備「民主防衛」的國際觀,僅以王炳忠等一審無罪判決觀察,法官在國家安全法「發展組織罪」的要件論證中,竟混淆美國言論自由案的「明顯而立即危險」理論,做為替被告脫罪的理由,這種首創見解可謂獨步全球!

如果美國法院也不管國安相關法律要件,如同台灣法官般錯誤引用「明顯而立即危險」來審判中國滲透的國安案件,則因FBI無法舉證大多數共諜有何「明顯而立即危險」,在美共諜應近全部判決無罪,當然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民主盟邦「反中滲透」法治防線形同破毀,以此對應台灣法官在國安案一審判決之邏輯與國際觀,程度落差顯然。

除了法院判決須以是否「接軌國際」來檢驗外,在台灣實踐「民主防衛」法治工程上,更需要時時檢討。例如王炳忠等案中,涉及在台成立網站宣傳中國的促統言論,如非因案件涉及國安法發展組織罪,僅僅是經營促統網站等背後的中國資金來源,根本無法可查。因此,以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及澳洲「反外國干擾法」為例,將中國影響的資金「攤在陽光下」,正是台灣強化民主防衛的重要制度。

台灣接軌國際,與美澳等民主盟邦共同防堵獨裁中國的滲透,不只要降低司法在「民主防衛」的國際落差,目前立法院已有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提出「境外敵對勢力影響透明法」等草案,更有儘速立法補強的必要。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因應防疫,延期舉辦】0522「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從翁茂鍾案談起」永社司改系列座談會(九)


  數十名司法官與翁茂鍾不當往來並收受不當利益的「百官行述案」,不僅嚴重損害司法信譽,更是司法改革過程中的一大挫折。事件自去年底爆發至今已逾半年,監察院提出了破百頁的調查報告,反倒是負有司法行政權、對於轄下檢察官與法官有監督義務的司法院與法務部,尚未向社會完整揭露事件真相、釐清問題的根源。

  司法院甚至無視於民間團體與社會輿論的不斷要求,始終未依刑事訴訟法241條「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將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等刑事犯罪嫌疑的法官移送地檢署偵辦,司法院面對涉己弊端的處理態度,顯不如法務部坦蕩。

  本次事件也凸顯現行刑法與民事訴訟法的缺陷。現行刑法中,貪瀆、濫權追訴、枉法裁判等罪的被害人是國家,並非因此受到枉法裁判或濫權追訴的人民;人民遭遇不公正的司法程序,僅能告發而不能提出告訴。如此不僅有害人民訴訟權,更因否定受害人民的被害人身分,往往形成二度傷害。另一方面,人民要蒐集到司法官收受不正利益的證據、並據以提起再審已經非常困難;若收賄司法官承辦的是民事案件,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卻未有另行規定,僅與其他在再審原因一樣,人民只有五年的時間可以發現並蒐集證據,時間一過,冤案永遠無法翻案。

  對於百官行述案所衍生的種種司法行政、司法除垢與司法改革問題,永社與各公民團體舉辦本次座談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大家一起討論:我們該如何修正現有制度,讓司法能夠更完善與周延,防免下一個翁茂鍾案!


【活動資訊】
活動時間:2021年05月22日(六)下午14:00~16:30,13:30開始報到
活動地點:台灣制憲基金會 會議室(台北市松江路266號3樓,捷運行天宮站一號出口,匯豐銀行旁252巷進入)

主辦單位:永社、台灣陪審團協會、綠色逗陣之友會、台灣制憲基金會、法操、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視覺設計:禇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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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陣容】
致詞人:黃帝穎/律師、永社理事長、台灣制憲基金會常務董事

主持人:許玉秀/綠色逗陣之友會副理事長、前大法官

與談人: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江榮祥/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常務執行委員
    高宏銘/律師、法操共同創辦人、曾任檢察官
    陳為祥/律師、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時間分配:主持人10min、與談人25min、綜合討論4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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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由於中共肺炎疫情影響,為配合防疫規定,本活動採「實聯制入場」人數上限 20 位本場次不開放現場報名,敬請完成線上報名,並請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資訊。
  2. 報名成功者將收到確認通知,如當天不克出席敬請提前告知,將名額保留給其他朋友。
  3. 敬請與會者「務必配戴口罩」,於入場前「配合體溫測量」,並以「酒精消毒雙手」
  4. 現場提供冷熱水,為落實環保,請自備環保杯,請勿於會議室內脫下口罩飲食
  5. 綜合討論時段每人發言請以2分鐘為限。
  6. 本場活動將進行直播。活動完畢後預計三週內,除事先說明不方便錄影的部分以外,將上傳座談錄影檔案及相關資料、記錄至永社網站,歡迎上網觀看。

2021年5月5日 星期三

【活動記錄】「血棉花:東突厥斯坦(新疆)強制勞動背後的種族滅絕」永社新冷戰系列座談會(五)

 


【座談資訊】
活動時間:2021/04/24(六)下午14:00~16:30
活動地點:台灣制憲基金會 會議室(台北市松江路266號3樓)
主辦單位:永社、台灣制憲基金會、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
視覺設計:禇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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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陣容】
主持人: 
楊聰榮/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副教授、永社理事

與談人: 
何朝棟/律師、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理事長
宋承恩/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
矢板明夫/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曾建元/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廖福特/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座談會完整資訊:http://www.taiwanforever.org.tw/2021/04/0424.html

更多影片請點選「播放清單」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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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資料】

主辦單位簡介:永社

主辦單位簡介:台灣制憲基金會

主辦單位簡介: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

〈新疆血棉花真相〉曾建元

〈商業與人權:企業之人權責任〉廖福特



宋承恩副執行長投影片(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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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更多照片請見永社臉書相簿:

2021年5月4日 星期二

數位巨頭陰影下 台灣如何維持市場「公平」

江雅綺(作者為台北科技大學智慧科技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永社理事)

蘋果日報/蘋評理 2021.05.03

今年4月12日,美國舉行半導體高峰會談,白宮邀集台積電、三星、英特爾等企業高層,共同商討解決全球晶片短缺問題。同一天,台灣也有一場十分重要的座談,那就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所主持的「數位平臺、內容網站及線上廣告產業生態及爭議」座談會。此座談會以討論數位平台和媒體內容利潤分配為核心,實際上牽動台灣如何接軌世界數位經濟秩序的發展,意義重大。而做為獨立機關的公平會,願意主動跨出檢討現行法規的這一步,值得肯定。當然,先前包括立委劉世芳等人曾就此議題舉行過公聽會、立委管碧玲數次行文、督促公平會,在在都是促成這項創舉的重要推手。

當日有許多來自媒體、實務界的代表,對數位超大平台不自行生產內容、卻拿走鉅額內容廣告利潤,提出許多批判;也有許多學者專家,就《公平交易法》對此事應如何評價,提出許多寶貴看法。在此,筆者想強調:傳統競爭法並未預見數位平台經濟的特性,在面對這些動輒占有90%以上市場的搜尋引擎、社群平台,固然很難直接套用競爭法的規範與概念相繩,但《公平法》倘若無法處理,並不代表這市場就有「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反而可能更突顯了數位時代的《公平法》,急需重新檢視與架構、以免窮於應付。

原創內容媒體不斷失血

以數位平台和媒體內容付費的議題而言,我們已經多次看到在其他國家,但凡媒體內容業者試圖要求付費,有90%市佔率的數位平台業者,可以毫不在乎的離開談判桌。反過來,已成為數位內容守門員的平台巨擘,從桌機、手機到各項使用者上網的入口,都占有預設的最佳位置,根本不怕媒體內容業者拒絕接受其交易條件。

尤其,就算生產優質、原創內容的媒體業者,在這樣不利的交易條件下,一一面臨虧損、倒閉的命運,也並不妨礙以點擊率為核心的數位平台巨擘,繼續向其他生產各種亂七八糟、虛假扭曲資訊的內容端取得利潤。若要說「公平」,確實數位平台巨擘對所有不斷失血的媒體內容業者可謂「一視同仁」,那就是「公平的讓你不堪虧損而倒閉」。

但這是我們要的「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嗎?甫被任命為白宮科技經濟重要幕僚的吳修銘教授(Tim Wu),對《公平法》應扮演的角色,提出許多建議。另一位同樣備受矚目的琳娜汗教授(Lina Khan),長年批判數位巨頭諸多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亦被拜登總統提名為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類似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琳娜汗在2016年一篇著名的競爭法論文中,就提到過往競爭法判斷消費者福利的標準,主要透過產品價格來衡量,這在數位經濟時代是不適用的。因為數位經濟的服務以免費為導向,看似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了最大保障,但若競爭法就此袖手旁觀,無視數位巨頭各種減少市場競爭的行為,反而保障了壟斷的崛起。

在國會任命的聽證會上,琳娜汗更以自己過往報告中提到搜索引擎Google為例,認為數位平台業者是透過各種市場進入的障礙,排除了其他市場競爭者,讓自己成為市場獨大。總結而言,倘若沒有法規或其他政策工具的有效介入,網路大者恆大的效應,將會造成保障數位平台業者獨大、沒有競爭者的情況。

反壟斷公平會應有作為

不論是歐盟2020年底提出的「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草案和「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草案,或是美國司法部對超大數位平台業者提出的反壟斷法訴訟,都顯示出歐美國家愈來愈警覺數位經濟的特性、與全球市場僅剩幾家數位巨頭獨大的情況。而當台灣媒體業界發出聯合聲明堅持免費新聞時代應該告終,立法委員也抓住了數位經濟的趨勢、督促法律和主管機關應有所作為,公平會既然開啟了面向數位新挑戰的座談,此時若能積極開始下一步的作為,既是水到渠成,更是建立新「公平」市場秩序的大好機會。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永社聲明|民主台灣不容濫權 譴責警察濫行盤查逮捕】



一、警察任何執法行為必須符合憲法與法律

中壢警員稱沒在管區內看過詹姓音樂教師,故要求盤查身分。然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並無任何一款,授權警察盤查「沒看過的人」。事後派出所說該警員是依上開第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盤查,該款必須由警局有依同條第二項為「事前指定」。但若具合法事由,大可出示公文,為何當日警員僅以「我沒看過你」作為盤查理由?

況且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35號解釋揭示:「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被害老師「手拿奶茶」路過該處,顯與上述要件不符。因此,本次事件中警員的盤查行為,並非合法。

再者,警員稱詹姓教師妨害公務,需符合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施強暴脅迫」等要件,若警員盤查未獲法律授權,便不是依法執行公務,且該教師也無強暴脅迫警察之情形,如何成立警員所宣稱的妨害公務罪?

更嚴重的是,被害老師遭警員強力壓制逮捕,執法者本應受憲法比例原則拘束,即便當日盤查確有合法依據,進而合法執行公務,但為拘捕手無寸鐵詹姓教師,使用強力摔在地上壓制,明顯違反憲法23條比例原則。

二、警察執法不容雙重標準、欺善怕惡

數日前多名黑衣人闖警局毀公物,現場警察未曾逮捕、並無壓制,更沒有當場移送檢方偵辦,事後甚至上演警黑私了大戲;但手無寸鐵的詹姓老師只是拒絕盤查,卻被警察強力摔地壓制逮捕,隨即移送檢方偵辦。警察執法明顯「雙重標準」,公然「欺善怕惡」,重傷執行公權力者的社會信任。

三、永社呼籲加強警察法治教育

本次事件,暴露出法治國原則在台灣實踐上的不足。永社嚴正譴責警察違法違憲的濫權行為,也呼籲主管機關應徹查真相及追究當事警員法律責任,並加強警察法治教育,共同守護法治國。

2021/04/27